垂帘听政定风波，洋务兴实业，变法起波折。
新疆复土安西北，庚子难渡劫波。
功过留与后人说，百年身去后，青史任评说。
咸丰二年，紫禁城的红墙又迎来了新一轮选秀——这可不是普通的选美，而是给刚登基的咸丰皇帝挑后宫团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家招聘。来参选的姑娘们，要么是八旗勋贵家的小姐，要么是官宦千金，个个都把这次机会当成改变命运的跳板。
在这群姑娘里，有个姓叶赫那拉的姑娘，名叫杏贞，那年刚十七岁。论颜值，她不算最拔尖的——跟那些一出场就自带仙女滤镜的姑娘比，她只能算清秀，但胜在眼神机灵，说话办事透着股利落劲儿。《清史稿》里给了她六个字评价：少而慧黠，通书史，翻译过来就是这姑娘脑子好使，还读过书，放在当时的后宫里，算是个文化人。
选秀这事儿，跟现在面试一样，不光看硬件，还得看。咸丰皇帝挑来挑去，把叶赫那拉氏留了下来，封了个兰贵人。这个封号在后宫里属于基层岗位，上面还有嫔、妃、贵妃、皇后好几级，但兰贵人没慌——她知道，后宫这地方，急没用，得会攒经验值。
别的妃嫔要么天天争着给皇帝送点心、递手帕，要么就躲在宫里抱怨宫斗太难，兰贵人却走了另一条路：她把自己的储秀宫打理得井井有条，没事就看书练字，给太后请安时，既不抢话，也不冷场，太后说东她不往西，太后聊家常她能接得上，慢慢就成了太后眼里懂事的孩子。
咸丰皇帝本来就烦后宫那些鸡毛蒜皮的争风吃醋，一看兰贵人这么省心，还能跟自己聊几句史书里的典故，渐渐就常往她宫里跑。没过两年，兰贵人就升了——这一步不算大，但好歹从升到了，有了自己的小圈子。
真正的转折点在咸丰六年：懿嫔生了个儿子。这可是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在母凭子贵的后宫里，这相当于拿了免死金牌。《清史稿》里写得明明白白：六年三月，生穆宗，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一年多时间，从嫔到妃再到贵妃，叶赫那拉氏直接跳到了后宫管理层，离皇后就差一步。
这时候的她，还不是后来那个说一不二的慈禧太后，只是个懂得在规则里找机会的聪明玩家。但谁也没料到，这个从选秀场上走出来的姑娘，日后会成为执掌大清近半个世纪的掌舵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来了，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吓得带着后宫嫔妃、王公大臣逃到了热河。这一路颠沛流离，咸丰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是一天比一天垮——一会儿气洋人太嚣张，一会儿愁国事太混乱，没多久就卧床不起了。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临死前搞了个权力平衡术：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同治皇帝），让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个人当顾命八大臣，负责处理朝政；同时把两枚印章——印给了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同道堂印给了皇太子，因为太子太小，这枚印就由他亲妈懿贵妃代管。咸丰的意思很简单：让八大臣干活，让两个太后掌印，互相牵制，别让任何一方独大。
可八大臣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自己是顾命大臣，理应说了算，根本不把两个太后放在眼里。开会的时候，肃顺拍着桌子说话，皇后插句嘴，他直接怼回去：太后只管盖章就行，朝政的事不用您费心！连小皇帝的点心少了，他们都敢说国库紧张，得省着用——这哪是辅政，简直是。
懿贵妃这时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懂后宫生存的兰贵人了。她跟着咸丰这些年，看惯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也学了不少处理政事的门道。看着八大臣这么嚣张，她心里清楚：硬拼肯定不行，得找。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恭亲王奕欣——咸丰的弟弟，因为跟咸丰有点矛盾，被留在北京跟洋人议和，没去热河。奕欣本来就对八大臣不满，觉得他们抢了自己的权力。懿贵妃偷偷让人给奕欣送了封信，意思是八大臣专权，咱们联手把他们扳倒，不然咱们都没好日子过。奕欣一看，这是个夺权良机，立马就答应了。
第二个盟友是兵部侍郎胜保——手里有京畿兵权的武将，一直看不惯肃顺等人的嚣张。懿贵妃又让人跟胜保联系，许了他事后升官的好处，胜保拍着胸脯说听贵妃的吩咐。
咸丰的灵柩要从热河运回北京，这成了懿贵妃动手的最佳时机。她跟八大臣说：小皇帝年纪小，经不起长途颠簸，我带着他先从小路回北京，你们带着灵柩走大路，咱们在北京汇合。八大臣觉得这主意合理，没多想就答应了——他们没想到，这是懿贵妃设下的。
懿贵妃带着小皇帝日夜兼程，先一步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她就立刻召见奕欣和胜保，安排好了一切：胜保带士兵在城外埋伏，奕欣负责召集支持自己的大臣。等八大臣带着灵柩慢悠悠回到北京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早就等着的士兵。
没等八大臣反应过来，懿贵妃就以小皇帝的名义下了圣旨，说八大臣专权擅政，欺君罔上，把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抓了起来。《清史稿·文宗纪》里记载：（咸丰十一年）十月，上奉大行皇帝梓宫还京师。庚申，恭亲王奕欣等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许之。辛酉，命斩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余皆革职。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辛酉政变。这一年，懿贵妃才二十七岁，就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手腕，一举铲除了八大臣，把朝政大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随后，她和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改年号为，意思是两宫太后共同治理天下。从这时候起，人们开始叫她慈禧太后——这个名字，从此跟大清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慈禧刚掌权的时候，大清的日子简直是烂摊子：外面有洋人虎视眈眈，动不动就来；里面有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沸沸扬扬，江南半壁江山都快成了太平军的地盘；朝堂上，要么是只会吵架的嘴炮大臣，要么是守着祖宗规矩不放的老顽固。慈禧看着这一切，心里清楚：再这么下去，大清迟早要。
这时候，有一群官员站了出来，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简单说，就是学洋人的先进技术，造枪炮、办工厂、建铁路，增强大清的实力。这群人就是洋务派，领头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
慈禧一开始对这玩意儿也不懂，觉得洋人的机器都是奇技淫巧，没什么用。但曾国藩给她上了一道奏折，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意思是现在跟洋人议和了，正好买他们的机器自己造，既能打太平天国，又能对付洋人。
慈禧一听，这主意不错啊——既能平内乱，又能防外患，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她立刻拍板：支持洋务运动！而且她还明白，要搞洋务，就得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有本事的人，不能让老顽固瞎捣乱。
曾国藩当时正在湖南练湘军，跟太平天国打得火热。慈禧不仅给了他节制江南四省军务的实权，还让他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曾国藩也没辜负信任，带着湘军一路苦战，先是稳住了湖南根据地，然后慢慢往江南推进，最终在同治三年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平定了这场持续十几年的内乱。《清史稿》里说：国藩至江宁，犒军，裁撤湘军，留所部三千人守江宁，余皆遣归。捷闻，上嘉其功，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立马转头搞洋务，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虽然规模不大，设备也简陋，但开了洋务运动的先河。后来他还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不过曾国藩为人谨慎，搞洋务也偏，更注重稳扎稳打。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比老师更懂，也更大胆。他跟着曾国藩打完太平天国后，又去平定捻军，立下不少战功。慈禧很看重他，让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相当于把大清的外交、军事、洋务大权都交给了他。
李鸿章搞洋务的思路很清晰：先强后富。他先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这些军事工厂，专门造枪炮弹药；然后又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些民用企业，既能赚钱补贴军费，又能推动民生。他还知道人才重要，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电报学堂，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后来的严复、詹天佑，都是他派出去的留学生。
不过李鸿章最得意的是北洋水师——他花了十几年时间，投入上亿两白银，打造了当时亚洲最强的海军。可惜后来因为朝廷没钱、管理混乱，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这成了李鸿章一生的遗憾。
张之洞比曾国藩、李鸿章晚一些，但也是洋务派的核心玩家。他不像曾、李那样从军队起家，而是靠科举入仕，一开始在地方做学官，后来才慢慢接触洋务。慈禧看中他有想法、能办事，让他担任湖广总督，负责湖北、湖南的洋务。
张之洞搞洋务有个特点：重实业、兴教育。他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钢铁企业，虽然一开始因为选址不当、技术不过关亏了不少钱，但后来慢慢走上正轨，生产的钢铁不仅能造枪炮，还能修铁路；他还创办了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其中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后来几十年里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武器，连抗日战争都在用。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也很用心，创办了自强学堂（后来的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后来的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后来的华中农业大学），这些学堂培养了不少近代人才，为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慈禧对这些洋务派大臣，基本上是用人不疑——只要他们能把事情办好，她就给权力、给支持，哪怕老顽固大臣天天在她面前说洋务派的坏话，她也很少真的责怪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当然，慈禧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她知道这些洋务派大臣有本事，但也怕他们权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会在洋务派和守旧派之间搞点，让两派互相牵制，自己坐收渔利。
就这样，在慈禧的下，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大清确实有了不少变化：有了自己的工厂、铁路、海军，也有了一批懂近代技术的人才。虽然这些变化没能让大清真正起来，但至少让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就在洋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西北又出了乱子——新疆被阿古柏入侵，俄国还趁机占了伊犁。消息传到北京，朝堂上立刻分成了两派：海防派塞防派。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说新疆这地方又远又穷，丢了也不可惜，不如把钱省下来加强海防，防备日本和洋人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说新疆是大清的国土，丢了新疆，蒙古、甘肃也会跟着丢，到时候北京都不安全，必须收复新疆。
两派吵得不可开交，李鸿章说左宗棠不懂变通，左宗棠说李鸿章目光短浅，天天在朝堂上。慈禧看着他们吵，心里也在算账：新疆到底要不要？要的话，得花多少钱、派多少兵？
左宗棠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本来可以在家养老，但他觉得国土不能丢，主动向慈禧请战，说臣愿带兵出征，收复新疆，要是打不下来，臣愿意领罪。为了表决心，他还说要是朝廷同意，臣就抬着棺材去新疆，不收复新疆，就不回来。
慈禧被左宗棠的决心打动了，也觉得左宗棠说得有道理——新疆要是丢了，大清的西北门户就开了，到时候麻烦更大。她最终拍板：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不过当时大清的国库确实紧张，洋务运动要花钱，海防要花钱，能给左宗棠的军费有限。左宗棠也有办法，他找胡雪岩帮忙，向外国银行借钱，前后借了一千多万两白银，解决了军费问题。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带着大军出发了。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站稳脚跟后再打南疆；进军的时候慢慢来，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开战就速战速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清军一路西进，将士们都很勇猛，加上左宗棠指挥得当，很快就收复了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然后又向南疆进军，阿古柏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一路溃败，阿古柏最后服毒自杀。到光绪三年，清军收复了南疆的所有失地，新疆除了伊犁，基本都回到了大清的手里。
接下来就是要回伊犁了。俄国本来答应归还伊犁，但看到清军收复了新疆，又反悔了，想赖着不走。左宗棠这时候已经进驻哈密，他一边让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去俄国谈判，一边下令清军做好战斗准备，还真的抬着棺材到了前线，意思是要么俄国还伊犁，要么就开打。
俄国一看左宗棠态度这么强硬，清军也做好了准备，怕真的打起来吃亏，最终同意跟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把伊犁还给了大清。
光绪七年，左宗棠向慈禧上奏，建议在新疆设省，加强管理。慈禧同意了，任命刘锦棠为新疆第一任巡抚。从此，新疆正式成为大清的一个省，跟内地一样实行郡县制，这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史稿·左宗棠传》里评价他：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功成后，自奉俭约，岁食禄万余金，悉以赈施亲旧之贫者。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保住了大清的国土，也让慈禧的统治更加稳固——经此一役，朝堂上没人再敢质疑慈禧的决策，她的权威又提高了不少。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这一下，全国都炸了锅——大家都没想到，搞了三十年洋务，花了那么多钱建起来的海军，居然连日本都打不过。
光绪皇帝这时候已经亲政几年了，年轻气盛，心里急啊，觉得再这么下去，大清真的要了。这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读书人站了出来，说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行，还得学西方的制度，搞变法，比如开议会、改法律、废科举、办新式学堂、发展工商业等等。这就是戊戌变法。
光绪皇帝觉得康有为他们说得有道理，立刻就支持变法，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开始，接连下了几十道圣旨，要搞改革。比如下令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鼓励民间办工厂、开矿山；裁撤多余的衙门和官员等等。
可这变法，一下子就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
首先是守旧派大臣，比如荣禄、刚毅这些人。他们一辈子靠旧制度吃饭，要是变法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就没了。荣禄就跟慈禧说：康有为他们这是要乱祖宗规矩，要是听他们的，大清就完了！刚毅更夸张，说宁可亡国，也不能变法。
然后是地方上的督抚，除了张之洞、陈宝箴少数几人真心支持，大多督抚都觉得这变法“太冒进”。比如要裁撤旧衙门，那些靠衙门吃饭的小吏怎么办？要废八股，全国几十万靠科举谋生的读书人又该去哪？所以这些督抚要么拖着不办，要么阳奉阴违——你皇帝下你的圣旨，我地方办我的老事，反正天高皇帝远。
慈禧一开始对变法的态度其实挺“佛系”。她觉得光绪年轻，想干点实事是好事，而且要是变法真能让大清强起来，自己这个“老祖宗”脸上也有光。所以她一开始没明确反对，只是私下跟光绪说：“变法可以，但别瞎折腾，祖宗的规矩不能动，我的权力也别碰。”
可康有为、梁启超这群人太急了，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改革压缩到几个月里。他们不仅要改制度，还想动“人事”——比如要罢免一大批守旧派大臣，甚至想让光绪把权力从慈禧手里彻底拿过来，搞“君主立宪”。更要命的是，他们还想拉拢袁世凯，让袁世凯带兵包围颐和园，把慈禧软禁起来——这事儿没藏住，很快就传到了慈禧耳朵里。
慈禧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权力，你改制度、裁官员，她能忍；但你想动她的权力，甚至要软禁她，这就触碰了她的底线。本来她还在颐和园“养老”，听说这事儿后，当天就赶回紫禁城，直接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名义上是“皇帝生病，需要静养”，实际上是把光绪的权力彻底收了回来。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了圣旨，说康有为、梁启超“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下令全国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跑得快，借着洋人的帮助逃到了国外；可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个人没来得及跑，被慈禧下令抓了起来，没过几天就押到菜市场砍了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清史稿·德宗纪》里把这段事写得很清楚：“（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戊子，诏捕康有为、梁启超，毁所着书。庚寅，户部侍郎张荫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杨锐、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并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命太后训政。癸巳，杀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谭嗣同、康广仁。”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前后只搞了一百零三天就凉了，所以也叫“百日维新”。说起来，这变法失败也不能全怪慈禧——康有为他们确实太急功近利，没考虑到大清的实际情况，也没团结足够多的力量；但慈禧对权力的执念，还有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是压垮变法的重要原因。
经此一役，慈禧对光绪彻底失望了，也对那些想“改祖宗规矩”的人充满了警惕。从这以后，她把朝政大权攥得更紧了，宫里宫外的大小事，都得经过她点头才能办——哪怕是光绪皇帝想给某个太监升个职，都得先问过她的意思。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本来想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也就是皇位继承人），可洋人们不答应——他们觉得光绪是“开明皇帝”，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纷纷出面反对。这让慈禧心里很不痛快：我大清的家事，凭什么你们洋人指手画脚？
就在这时候，民间出现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一开始是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后来越闹越大，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杀洋人、烧教堂、拆铁路——反正跟“洋”沾边的东西，他们都要毁。
端郡王载漪这些守旧派大臣，一看义和团能“收拾洋人”，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天天在慈禧面前吹嘘：“义和团的弟兄们个个刀枪不入，能呼风唤雨，只要太后支持他们，肯定能把洋人全赶出中国！”慈禧一开始还挺怀疑——刀枪不入？这也太玄乎了吧？可架不住载漪他们天天说，再加上她自己也想报复洋人，就抱着“试试也无妨”的心态，答应了。
她不仅不镇压义和团，还派官员去安抚他们，甚至让义和团进京“护驾”。结果义和团一进北京，就彻底失控了——他们不光杀洋人，还杀了不少信教的中国人，甚至连穿洋布衣服、戴眼镜的人都要抓起来打。北京城里火光冲天，到处都是哭喊和打砸声，乱成了一锅粥。
洋人们一看情况不对，立马组成了“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往北京打。慈禧一开始还挺硬气，下了“宣战诏书”，让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对抗八国联军。可清军早就没了战斗力，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只是骗人的——面对洋人的洋枪洋炮，清军和义和团根本不堪一击，没几天天津就丢了，八国联军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这时候慈禧才慌了，再也不提“扶清灭洋”了，赶紧带着光绪皇帝、隆裕皇后，还有几个亲信大臣，乔装成老百姓，从紫禁城的德胜门逃了出去。为了不被洋人发现，他们连像样的行李都没带，一路上吃了不少苦——有时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只能啃干粮；晚上住的地方连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土炕上。这一路颠沛流离，跟当年咸丰逃到热河比，还要惨上几分。
他们一路往西逃，最后逃到了西安，才算暂时稳住了脚。到了西安，慈禧才敢让人去跟洋人议和。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已经七十多岁的李鸿章——这时候李鸿章正在广东当总督，接到圣旨后，只能硬着头皮北上，去跟洋人谈判。
李鸿章到了北京后，才发现这谈判根本就是“任人宰割”。洋人们狮子大开口，要大清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赔一两），还要清政府答应一系列条件：拆毁北京至大沽口的炮台、允许洋人在北京使馆区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反对洋人的组织等等。
李鸿章跟洋人们谈了好几个月，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改变多少条件，最后只能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签完字后，李鸿章又气又累，一病不起，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清史稿·李鸿章传》里记载他临死前的遗疏：“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故废，人才以文故抑，此天下之大病也。”这段话，算是他对大清几十年的感慨，也道尽了他的无奈。
庚子国难这事儿，把大清最后一点家底都赔光了，也让慈禧彻底明白了：大清已经弱到了极点，再不变革，真的要亡国了。所以从西安回北京的路上，她就下了一道圣旨，说要“变法自强”——这一次，她要主动搞改革了。
从西安回北京后，慈禧真的开始搞“新政”了——而且这新政的不少内容，比当年戊戌变法还要激进。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改革官制，设立外交部、商部、学部这些新部门；编练新式陆军（也就是后来的“新军”）；鼓励民间办工厂、发展工商业等等。
她还让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大臣，负责制定新政的具体措施。张之洞本来就是洋务派，对改革很有经验，他跟袁世凯一起，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后续建设，编练北洋新军，制定商法、民法等等。
不过这时候的大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国库早就空了，老百姓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而且新政搞起来需要钱，朝廷只能加重赋税，结果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了，各地的起义和暴动越来越多。
更要命的是，编练的新军里，不少士兵和军官都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反对清朝——比如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就是新军发动的。慈禧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她已经老了，精力大不如前，很多事情只能交给袁世凯这些大臣去办，自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的身体越来越差，她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候，光绪皇帝也病得很重——有人说光绪是被慈禧毒死的，也有人说他是长期抑郁加上生病，最后不行了，反正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先去世了，年仅三十八岁。
光绪没有儿子，慈禧早就选好了继承人——光绪的侄子，三岁的溥仪，让溥仪继承皇位，同时让溥仪的父亲载沣担任摄政王，辅佐溥仪。做完这件事，第二天（十月二十二日），慈禧也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
《清史稿·后妃传》里对慈禧的一生做了个总结：“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太后垂帘听政。孝贞仁厚，孝钦锐敏，遇事专任，而威柄自操。同治以来，内戡大难，外御强邻，皆孝钦主之。然持权太久，稍稍营私，委任外戚，侈靡无节，亦其失也。”这段话算是比较客观的——慈禧确实有能力，在她掌权的近半个世纪里，平定了太平天国、收复了新疆、搞了洋务运动和新政，让大清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但她也有缺点，太看重权力，晚年奢侈浪费，重用亲信，这些也加速了大清的灭亡。
慈禧去世后，按照她的遗愿，被葬在了河北遵化的普陀峪定东陵。她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可这时候的大清，已经走到了尽头——三年后（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溥仪退位，大清灭亡。
回望慈禧的一生，她从一个十七岁的兰贵人，一步步走到执掌大清半世纪的“掌舵人”，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她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完全的“坏人”，只是一个生在乱世，想保住权力，也想保住大清的女人。可惜的是，她再怎么努力，也没能挡住历史的潮流——大清的灭亡，是时代的必然，不是她一个人能挽回的。
参考《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