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bái，纯洁，干净。《韩非子·说疑》：“竦（so ng）心白意。”（竦：恭敬。）
我们来深入解析《韩非子·说疑》中“竦心白意”这一颇具法家特色的政治寓言。
一、原文、注释及翻译
1. 原文节选
《韩非子·说疑》：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人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为养；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若夫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从之以威，虽身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此亦奸臣者也。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此亦奸臣者也。
“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世主则不然，内举有党，外举有仇，与之间有爵禄重之，于外有万民非之，远之有随举之名，近之有弱直之毁，爵禄重而桡之，官室大而困之，家室富而凝之，有社稷而摇之，上不能明法，下不能贞臣，此之谓危国也。”
【其后文总结道】
“故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
且夫《韩非子·五蠹》中亦有类似表述，可作旁证：“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2. 重点注释
· 竦心： 使内心恭敬、谨慎。竦，恭敬，肃敬。
· 白意： 使心意坦白、无私。白，表白，使……清白。
· 明刑辟： 申明刑法。
· 治官职： 整顿官吏体系。
· 事其君： 侍奉君主，此处指效忠国家。
3. 现代翻译
“（那些不懂得治国之道的儒生）总是说：‘要得民心。’如果得到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只要听从民众的就行了。民众的智慧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可采用的……如今，君主急于耕田垦荒以增加百姓的财产，却被认为残酷；修订刑法、加重惩罚以禁止邪恶，却被认为严酷；征收赋税钱粮以充实仓库，用以救济灾荒、准备军需，却被认为贪婪；（君主）使内心恭敬、使意念坦白无私，申明刑法、整顿吏治以侍奉国家（或：要求臣下如此效忠），却被认为暴虐。 这四种措施，本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民众却不明白其中的好处而感到喜悦。”
二、典故背景
1. 思想背景：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核心是“法、术、势”三者结合。“法”指成文法，“术”指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势”指君主的绝对权威。他主张绝对的君主集权，认为人性本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皆是利害关系。
2. 文本背景：《说疑》篇的核心是探讨君主如何识别和防范各种各样的奸臣。韩非子将臣子分为“不令之民”（如伯夷、叔齐等隐士）、“强谏之臣”（如比干、伍子胥）以及各类“奸臣”，指出他们对君权的危害。
3. “竦心白意”的语境：这个词组出现在《五蠹》篇的批驳段落中。韩非子在此激烈批判了儒家“得民心”的治国理念。他认为，民众短视，无法理解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君主推行强国政策（急耕、重罚、征赋、明法）必然会招致民众的不满。“竦心白意”正是描述君主（或理想中的法治之臣）为了国家利益，摒弃个人好恶和世俗名声，严肃认真地推行法治的某种状态。 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去情感化的政治姿态。
三、寓意与内涵
1. 一种工具理性的政治态度：“竦心白意”不是道德上的修身，而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性心态。“竦心”是为了保持警惕和专注，避免被私情干扰；“白意”是为了确保意图的纯粹和透明（对法度的忠诚），便于执行和考核。它要求决策者和执行者像一部精密机器一样运转。
2. 对“道德政治”的否定：韩非子借此概念，与儒家倡导的“仁政”、“德治”划清界限。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依赖飘忽不定的道德感和民意，而必须依赖客观、公开、强制性的法律。“竦心白意”地去推行法治，即使被骂作“暴虐”，也是必要的。
3. 君臣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于臣子而言，“竦心白意”地“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意味着要完全成为君主和法律的工具，放弃个人的道德判断和独立人格，一切以法令和职守为准绳。
四、结合现实论述
韩非子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公共治理及个人职业素养中，依然能引发深刻思考。
1. 对现代组织管理的启示：
· 制度的严肃性与执行力：一个高效的组织，其成员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竦心白意”——即对规章制度的敬畏之心和严格执行的态度。这要求员工抛开过多的个人情绪和人情关系，确保组织流程的顺畅和目标的达成。例如，质量管理部门、财务审计部门、法务部门等，其工作性质就要求这种客观、严谨甚至不近人情的态度。
· “酷吏”与“能吏”的辩证：韩非子的思想提醒我们，有时那些严格照章办事、不徇私情的管理者（看似“酷吏”），恰恰是组织健康运行的保障。评价一个员工，不应只看其“人缘”，更要看其是否“竦心白意”地履行了职责。
2. 对公共治理的反思：
· 法治精神 vs. 民粹主义：韩非子对“得民心”的批判，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对民粹主义的警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简单地迎合短期的民意，而应基于专业、理性和长远的社会利益（“竦心白意”地规划）。然而，现代民主政治对韩非子的超越在于，它通过程序正义和权力制衡，试图在理性决策与民众参与之间找到平衡，避免陷入绝对的专制。
· 官僚体系的“非人格化”：现代公务员体系追求的“非人格化”特征，即按章办事、不受个人感情和关系影响，与“竦心白意”有相通之处。这是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但其弊端也可能导致官僚主义、缺乏人情味，需要在制度刚性中注入人文关怀。
3. 对个人职业素养的警示：
· 专业主义与价值理性：在职场中，我们常被要求“专业”，这某种程度上就是“竦心白意”——专注于岗位要求，完成KpI。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完全沦为没有灵魂的“螺丝钉”或“工具人”。在工具理性（如何做事）之上，必须保有价值理性（为何做事），确保自己的工作在创造真正的价值，符合道德伦理。
· “忠诚”的边界：对公司的“忠诚”不应是盲目的“白意”。当公司的要求与法律、社会公德相悖时，个人需要有独立的判断和勇气。现代的“竦心”，更应是对职业操守和法律的恭敬，而非对某个权威的无条件服从。
结论：
“竦心白意”是法家思想一枚鲜明的印章，它刻印着对绝对理性、秩序和效率的追求。它是一剂治理的“猛药”，能有效针对“人情”与“惰政”的瘫痪，但也因其彻底的工具化而显得冰冷无情。在今天，我们汲取其对制度、规则和执行的强调时，必须用现代的人本精神、民主价值和道德伦理来调和，方能在效率与公平、理性与温情之间，找到一条更为健康的治理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