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的晨光，是带着千叶县新茶的清苦气飘进议事会书房的。我刚把案头的《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理齐，指腹就蹭到了纸页上未干的墨痕——那是昨夜写“民生为天”时，砚台里溅出的一点浓墨，像极了昨日审判庭上，老周账本里那滴没干透的泪。静雯提着食盒走进来的时候，食盒盖一掀，豆沙包的甜香就和茶香缠在了一起，“姑母，张婶说这糯米是千叶县刚碾的，就着您昨天剩下的明前茶喝，最是解腻。”她把食盒放在案角，目光落在初稿旁那本蓝布封皮的旧册子上，那是母后马秀英当年在北湖省做基层官时的工作笔记，封皮上“务实为要”四个字，还是她用炭笔写的，边角都被岁月磨得发毛。
“想知道你奶奶这本笔记里写了什么？”我把册子往她那边推了推，“今天咱们讲《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从这本笔记开始。你先翻到第三十七页，看看你奶奶写的那句话。”静雯依言翻开，手指划过泛黄的纸页，轻声念出来：“均平十年，北湖省大旱，粮商囤粮抬价，农民断粮。有人说‘等朝廷拨款’，有人说‘求龙王降雨’，我带着农民去修水渠，引山泉水灌田，半个月后，稻苗活了，粮价也稳了。——记：百姓的饭，要靠手挣；天下的理，要靠事验。”
“你看，这就是咱们《大明民主主义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我给她斟了杯茶，茶汤里飘着两片茶叶，是老周昨天特意留下的，“你奶奶当年面对旱情，有人想‘等拨款’（靠朝廷的意识），有人想‘求龙王’（靠虚无的思维），但她选了‘修水渠’（靠客观存在的山泉水、农民的手）。这背后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分两个维度：第一个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你奶奶知道，山泉水、土地、农民的力气是‘存在’，是先于‘等拨款’‘求龙王’这些‘思维’的，所以她去修水渠，这就是唯物主义；要是像那些人一样，只靠想不靠做，就是唯心主义，最后只能看着稻苗枯死。”
静雯把笔记扣在案上，指尖还停在“靠手挣”那三个字上，“那第二个维度‘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又怎么说？”
“你再想，当年有人说‘山泉水引不过来，水渠修了也白修’，这就是不可知论——觉得人没法认识‘山泉水能不能引过来’这个存在。但你奶奶怎么做的？她带着懂水利的老木匠去山里勘探，量水位、算坡度，最后把水引过来了。这就是可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人能认识客观存在，只要去实践、去探索，就没有摸不透的理。”我指着案上的d1电动摩托车图纸，那是工人刚送来的改进版，“你看这个摩托车，之前有人说‘茶农山路不好走，摩托车肯定骑不了’，但工人去山里测了路面，改了轮胎纹路，现在茶农骑着它拉茶，比挑担子快三倍。这就是思维认识了存在，还改造了存在。”
静雯拿起图纸，翻到背面的测试记录，上面有茶农的签名，“那咱们的哲学，和旧哲学比，好在哪里呢？您之前说的‘两个统一’，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儒学批判》，翻开里面批注的地方，“旧哲学要么唯物但不辩证，比如有些儒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承认天是客观的，但觉得天下的理永远不变，就像当年有人说‘茶农就该挑茶卖，修什么路’，看不到茶农的需求在变，路能改变茶农的生活；要么辩证但不唯物，比如有些道士说‘阴阳相生’，知道矛盾，但又说‘阴阳来自道’，把矛盾归到虚无的‘道’上，不是归到客观存在的事物里。咱们的《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既承认茶农要卖茶、山路难走是客观存在（唯物），又知道修了路能解决这个矛盾，还能让茶农和县城的贩子形成新的合作（辩证）。”
我顿了顿，又拿起母后的笔记，翻到她写的“均平十二年，处理粮商与农民的矛盾”：“你看这个，当年粮商想低价收粮，农民想卖高价，这是矛盾。要是只讲斗争，把粮商抓了，农民的粮也没人收；要是只讲统一，让农民低价卖，农民又活不下去。你奶奶怎么做的？她组织‘统购统销’，粮商按合理价格收粮，朝廷给粮商补贴，农民每斤粮比之前多赚两文，粮商也能薄利多销。这就是既承认矛盾的斗争性（粮商和农民的价格分歧），又利用矛盾的同一性（都需要粮食交易），让矛盾推动发展——这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那第二个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呢？”静雯把笔记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珍宝，“是不是说，看自然和看历史，都得靠客观存在？”
“太对了。”我走到窗边，指着楼下正在卸茶的茶农，“你看那些茶农，他们春天采茶、夏天晒茶，秋天修茶棚，这是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知道，茶叶要靠阳光、雨水才能长，不是靠‘祭茶神’（唯心自然观），这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再看历史，之前有人说‘大明的天下是靠将军打下来的’，这是唯心历史观，觉得英雄创造历史。但你想想，将军打仗要靠什么？靠士兵的粮饷（来自农民种的粮），靠武器（来自工人造的铁），靠情报（来自百姓的通风报信）。就像昨天审判周富贵，要是没有刘阿姨举报、巴特尔协助查案、老周拿出账本，咱们能这么快判案吗？不能。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是百姓创造的，是茶农的茶、工人的铁、牧民的羊，撑起来的大明。”
静雯突然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常静徽思想》的汇编本，那是她母后常静徽当年处理加盟省事务的文集，“姑母，那咱们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再加上奶奶和母后的思想，还有王阳明先生的东西？”
“没错，还要加上咱们大明百姓自己的实践。”我把案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摘要》递给她，里面有母后画的波浪线，“德国古典哲学里，黑格尔的辩证法讲‘事物联系发展’，但他把发展归到‘绝对精神’上，是唯心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讲‘物质第一性’，但又不懂辩证法，觉得物质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俩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拿出来，变成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咱们呢？再把王阳明先生的思想融进来——他说‘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咱们就把这个‘知’变成‘为民的知’，‘行’变成‘为民的行’。比如你奶奶知道‘农民要吃饭’（知），就去修水渠（行）；你母后知道‘加盟省要共赢’（知），就去谈贸易协议（行）——这就是把王阳明的思想，从个人道德修养，变成了大明百姓的实践指南。”
我喝了口茶，接着说：“还有他说的‘致良知’，咱们把它变成‘致为民的良知’——官员的良知，不是‘守着俸禄不犯错’，而是‘想着百姓不挨饿’；百姓的良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互相帮衬’。就像千叶县的茶农，李婶家的茶棚倒了，邻居们都去帮忙修，这就是‘致良知’；刘阿姨举报贪腐，也是‘致良知’。至于‘万物一体之仁’，咱们把它变成‘天下百姓一体，加盟省一体’——你母后当年和法兰西加盟省谈贸易，不是‘赚他们的钱’，而是‘一起赚钱’，他们的葡萄酒来大明，咱们的茶叶去法兰西，这就是‘万物一体’的道理，也是《常静徽思想》里‘通达四海，协和万邦’的根。”
静雯把几本书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黑格尔辩证法摘要》《王阳明传习录》《马秀英基层笔记》《常静徽加盟省文集》，最后把《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放在最上面，“姑母，那‘物质概念’怎么用这些书里的道理讲？比如咱们说的茶、路、摩托车，都是物质吗？”
“是，但也不是。”我从食盒里拿出一块茶砖，是千叶县的新茶压的，“这茶砖是具体的物质形态，路、摩托车也是；但‘物质’这个概念，是它们的共同本质——客观实在性。不管咱们想不想要，茶农要卖茶是客观的，山路难走是客观的，摩托车能拉茶是客观的。之前周富贵觉得‘我能压茶价，茶农就得听我的’，就是不承认这个客观实在性，觉得自己的想法能改变茶农的需求，最后不还是栽了？”我指着初稿上的话，“你看这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就是说，百姓的需求、土地的收成、道路的好坏，这些都是客观的，咱们制定政策，不能脱离这些实在，这就是《韵澜思想》里‘民心为秤’——秤砣是客观的，民心也是客观的，你政策好不好，百姓的日子就是秤星。”
静雯拿起茶砖，放在手里掂了掂，“那‘对立统一规律’呢？比如茶农想多卖钱，贩子想少花钱，这就是矛盾吧？怎么统一？”
“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从案头找出一份《千叶县茶叶加工方案》，是农技员刚做的，“之前茶农卖散茶，一斤只能卖十明币，贩子赚差价；现在咱们建加工厂，把散茶做成茶饼、茶膏，一斤能卖五十明币，茶农赚得多了，贩子也能赚加工费，这不就统一了？矛盾有两个属性：同一性是茶农和贩子都要靠茶叶赚钱，斗争性是价格不一样；但同一性要靠斗争性推动——要是没有价格的矛盾，谁会想着建加工厂？谁会想着提高茶叶的价值？”我翻出母后的笔记，“你奶奶当年处理粮商和农民的矛盾也是这样：农民想卖高价，粮商想低价，她就组织农民搞互助组，一起种粮、一起晒粮，提高粮食质量，再和粮商谈‘优质优价’，最后农民多赚了，粮商也因为粮食质量好，卖得更快——这就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情往前走。”
“那实践呢？您说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具体到大明，有哪些？”静雯的笔记本已经写了两页，上面画满了箭头，把“茶”“路”“矛盾”“实践”连在了一起。
“太多了。”我指着窗外，“楼下茶农卸茶，是物质生产实践——他们种茶、制茶，给大明提供茶叶，这是咱们生存的基础；昨天的审判，是社会政治实践——咱们惩贪腐、护民生，调整社会关系，让百姓活得安心；农技员研发新茶种，学堂里先生教孩子读书，是科学文化实践——咱们提高生产技术，传承文化，让大明能一直发展。你奶奶当年修水渠，是物质生产实践；你母后和加盟省谈司法协作，是社会政治实践；咱们编《大明国刑律典》，也是社会政治实践——这些都是实践，都有三个特征：客观物质性（靠手、靠工具、靠土地），主观能动性（有目的，不是瞎做），社会历史性（不是一个人能做的，要靠大家，还要跟着时代变）。”
静雯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草原省的牧民在查草场的照片，“姑母，巴特尔大叔说，去年草原上有些牧民超载放牧，草场退化了，他们就一起定了‘轮牧制度’，现在草场又绿了。这也是实践吧？”
“当然是，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我接过照片，牧民的笑容在照片里很亮，“这就说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茶农种的茶、牧民养的羊、工人造的摩托车，都是百姓的手做出来的，没有这些，大明的日子就过不下去；然后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千叶县的采茶调、草原的牧歌、农民的谚语，这些都是百姓在生活里创出来的，比朝堂上的文章更有生命力；最后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周富贵的案子，是刘阿姨举报、老周拿证据、巴特尔协助查的，要是没有百姓，咱们怎么能揪出贪腐？你奶奶常说‘基层的百姓，是大明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就是这个道理。”
静雯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那‘真理的检验标准’呢？怎么知道咱们的政策是对的？比如建加工厂、修水渠、和加盟省贸易。”
“靠实践。”我拿出一份《法兰西加盟省茶叶贸易报告》，上面写着“均平二十八年四月，大明茶叶对法出口量增长50%，税收增长20%，法兰西葡萄酒对明出口增长30%”，“之前有人说‘和加盟省贸易会吃亏’，这是逻辑证明，是想法；但咱们实际做了，出口多了，税收多了，百姓能喝到葡萄酒，加盟省能喝到好茶，这就是实践的结果，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还有修路，之前有人说‘路修了也没人走’，但现在茶农骑着摩托车拉茶，一天能跑两趟县城，收入翻了倍，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有直接现实性，能把想法变成事实，好的想法变成好事实，坏的想法变成坏事实，骗不了人。”
我喝了口茶，接着说：“就像你奶奶当年修水渠，有人说‘没用’，但水渠修通后，稻苗活了，农民收了粮，这就是实践检验了‘修水渠’这个想法是对的。逻辑证明能帮咱们想问题，但不能替代实践——你再怎么算‘水渠能灌多少田’，不如实际修起来灌一次试试。”
静雯翻开《大明国刑律典》，翻到“民生至上”的条款，“姑母，那‘社会基本矛盾’呢？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怎么用大明的事讲？”
“你看这个d1摩托车。”我指着图纸，“之前茶农用扁担挑茶，一天只能挑五十斤，这是生产力低；现在用摩托车，一天能拉五百斤，这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得变——之前是茶农自己找贩子，现在咱们建茶叶交易市场，统一规范价格，这就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生产力。要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变，比如还让茶农挑茶卖，那摩托车造出来也没用，生产力就被憋住了。”
我又拿出一份《大明贸易法规修订案》，是根据和加盟省的贸易情况改的，“再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咱们和加盟省的贸易多了，经济基础就变了（茶叶、葡萄酒的交易量增加，税收增加）；上层建筑就得跟着变，比如修订贸易法规、建立司法协作机制，这样才能维护贸易的稳定。要是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变，比如还用老法规管新贸易，就会出问题。你母后当年说‘贸易走多远，规矩就得跟多远’，就是这个道理——经济基础是根，上层建筑是枝叶，根长了，枝叶也得长。”
静雯把这些文件都整理好，按《韵澜思想》《秀英思想》《常静徽思想》分好类，“姑母，这么说，《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用咱们大明的事讲明白，用奶奶、母后的实践做例子，再融上咱们的传统文化，最后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把《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递给她，扉页上写着三句话：“以《韵澜思想》为基——民生为天，民心为秤；以《秀英思想》为纲——基层为本，务实为要；以《常静徽思想》为领——通达四海，协和万邦。”“你看这三句话，就是咱们哲学的魂：‘民生为天’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大明化，‘基层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大明化，‘通达四海’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大明化。咱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硬搬过来，而是把它融在大明的土里，浇上百姓的汗水，长出咱们自己的庄稼——这庄稼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是路平、茶甜、心安。”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暖，楼下传来茶农的笑声，他们正把新茶装上d1摩托车，准备运往县城。静雯拿起初稿，认真地读着扉页上的话，声音越来越响：“民生为天，民心为秤；基层为本，务实为要；通达四海，协和万邦。”
我看着她，想起均平十五年在滇南县的田埂上，她才十岁，拿着一根稻穗问我：“姑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当时说：“就是让稻穗长得饱满，让农民能吃饱饭。”现在她长大了，能读懂这些哲学道理了，也能明白，这些道理最终都要落到稻穗、茶叶、摩托车上，落到百姓的笑容里。
“姑母，”静雯合起初稿，眼里闪着光，“我下午就把这些道理整理成小册子，发给各个省的基层官，让他们也像奶奶那样，带着百姓做实事，用实践检验政策，用民心衡量对错。”
“好。”我拍了拍她的手，“记住，咱们的哲学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走在田埂上的，是修在山路上的，是握在百姓手里的。你奶奶当年没读过多少书，但她懂‘务实为要’；你母后没讲过多少大道理，但她懂‘协和万邦’；咱们写《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就是要把这些百姓都懂的道理，用哲学的话说清楚，让更多人知道，大明的好日子，是靠唯物论、靠辩证法、靠实践、靠百姓，一点点干出来的。”
静雯点点头，提起食盒准备走，又回头说：“姑母，晚上我让厨房做奶奶当年常做的杂粮饭，咱们边吃边聊奶奶修水渠的事，好不好？”
“好啊。”我看着她的背影，又看向案上的《大明民主主义哲学》初稿，阳光落在“民生为天”四个字上，像镀了一层金。我知道，这本初稿会越来越厚，因为大明的百姓会不断用实践写出新的内容——茶农的新茶种、工人的新摩托车、牧民的新草场、加盟省的新贸易，这些都会成为《大明民主主义哲学》最鲜活的注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明大地上，最生动的本土化实践。
夜深了，我还在案头修改初稿，把白天和静雯说的那些例子，一一写进书里：马秀英修水渠的事，常静徽谈贸易的事，千叶县茶农建加工厂的事，草原牧民定轮牧制度的事……每一个例子都带着大明的泥土气，带着百姓的体温。我想起母后马秀英的话：“基层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百姓的话，再土也是真话。”是啊，咱们的哲学，就要说百姓能懂的话，办百姓需要的事，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像千叶县的茶一样，香在百姓的嘴里，甜在百姓的心里，扎根在大明的每一寸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