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年间，扬州大明寺的晨钟总是准时划破运河畔的薄雾。寺内，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正手持经卷，为众弟子讲解《四分律》，他声音沉稳，目光澄澈，眉宇间透着一股坚毅 —— 此人便是鉴真。彼时谁也未曾想到，这位在江淮地区早已声名远播的律宗高僧，日后会以六次渡海的壮举，将佛法与盛唐文化远播东瀛，成为跨越沧海的 “传灯人”。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十四岁出家为沙弥，十八岁受具足戒，此后数十年间，他遍历长安、洛阳等地，师从高僧受学，精通律宗、天台宗佛法，更兼通建筑、医药、雕塑、书法等技艺。中年后，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主持寺院事务，讲授戒律，四方僧俗慕名而来，门下弟子多达数千人，成为江淮地区律宗的领袖。他不仅佛法精深，更注重将佛学与现实生活结合，曾主持修缮扬州境内数十座寺院，还为百姓施药治病，在民间声望极高。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学问僧荣睿、普照抵达扬州，专程拜访鉴真。彼时的日本，虽已引入佛教百余年，却缺乏正规的授戒制度，僧尼戒律松弛，佛教发展面临困境。荣睿、普照恳请鉴真 “东游兴化”，赴日本传授戒律，规范僧团。鉴真闻言，望向窗外滔滔运河，沉吟片刻后道：“昔闻南岳慧思大师发愿赴日传法，今日本同道来请，吾当往矣。” 弟子们闻言皆大惊，纷纷劝阻：“海途险恶，风波难测，师年已五旬，何苦冒此风险？” 鉴真却坚定地说：“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第一次东渡的筹备仓促而艰难。鉴真秘密召集弟子、工匠共二十余人，准备船只与物资，却因弟子道航与海盗勾结的流言泄露，被官府查获，船只被没收，首次东渡夭折。次年，鉴真并未放弃，他率弟子购得一艘二手商船，携带经卷、佛像、药材与工匠，悄悄从扬州出发。不料船行至长江口，便遭遇狂风暴雨，船只触礁破损，众人只得弃船登岸，第二次东渡又告失败。
第三次东渡，鉴真选择从浙江温州出发，却在海上遭遇更强的风暴，船只被吹至舟山群岛附近，漂泊多日后才得以获救，物资损失殆尽。荣睿因劳累与焦虑一病不起，鉴真亲自为他煎药照料，待荣睿稍有好转，便着手筹备第四次东渡。此次，他们计划从福建泉州出海，却因地方官察觉，鉴真被强行送回扬州，软禁在大明寺内，第四次东渡再次受阻。
连续四次失败并未磨灭鉴真的决心，反而让他愈发坚定。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鉴真已年近六十，他趁夜悄悄离开扬州，与荣睿、普照等人会合，从浙江余姚乘船出海。这一次，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海上浩劫：船只刚驶出海口，便被卷入台风，在海上漂泊了十四昼夜，淡水耗尽，众人只能饮海水解渴，不少弟子病倒。最终，船只被吹至海南岛南部的振州（今海南三亚），鉴真等人虽侥幸存活，却已身陷蛮荒之地。在振州，鉴真为当地百姓讲经说法、施药治病，还主持修缮了当地的大云寺，停留一年后才启程北返。途中，荣睿病逝于端州（今广东肇庆），鉴真悲痛欲绝，亲自为他火化；弟子祥彦也病逝于吉州（今江西吉安）。接连失去同道与弟子，加上长期的海上漂泊与南方湿热气候，鉴真的双眼逐渐模糊，最终完全失明。即便如此，当弟子们劝他放弃东渡时，他仍摇头道：“吾若不至日本，誓不罢休。”
天宝十二载（公元 753 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准备归国，吉备真备再次找到鉴真，恳请他一同东渡。此时的鉴真已六十六岁，双目失明，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次，他们避开官府耳目，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搭乘日本遣唐使的船只。或许是天道酬勤，此次航行虽仍有风浪，却一路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在当年十二月抵达日本萨摩国（今日本九州鹿儿岛）。当鉴真的脚踏上日本土地时，他虽看不见，却伸手触摸着脚下的泥土，喃喃道：“吾终于至矣。”
鉴真抵达日本后，立即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日本天皇派遣使者前往迎接，孝谦天皇更是亲自在宫中接见鉴真，授予他 “传灯大法师” 的称号，任命他为日本律宗的始祖，负责为日本僧尼授戒。此前，日本僧尼多为自誓受戒，缺乏正规仪式，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先后为孝谦天皇、圣武上皇以及数百名僧尼授戒，正式确立了日本佛教的授戒制度，规范了僧团秩序，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传播佛法，鉴真还将盛唐的先进文化与技艺带到了日本。他亲自规划设计，主持修建了奈良唐招提寺，这座寺院完全仿照唐代建筑风格，布局严谨，气势恢宏，寺内的金堂、讲堂、食堂等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唐代风格建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鉴真还带去了大量的唐代经卷、佛像、书法作品，其中他亲手雕刻的佛像，线条流畅，神态庄严，对日本佛教雕塑艺术影响深远；他带去的《唐本草》等医药典籍，以及他凭触觉辨别药材的技艺，让他成为日本医药学的始祖，日本至今仍将鉴真奉为 “医药之神”，他当年传授的药材鉴别方法，在民间流传数百年。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他始终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即便双目失明，仍坚持为弟子讲经，指导工匠建造，整理经卷典籍。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享年七十六岁。弟子们遵照他的遗愿，为他塑造了一尊坐像 —— 这便是着名的 “鉴真和尚坐像”，像高 80 厘米，鉴真身着袈裟，双手结印，神态安详，眼神虽空却透着坚定，这尊坐像不仅是日本佛教艺术的珍品，更成为鉴真精神的象征，至今仍供奉在唐招提寺内，被日本视为 “国宝”。
鉴真圆寂后，他的弟子们继续在日本传播佛法与盛唐文化，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庭，无数日本僧人在此受戒修行。他带去的文化技艺，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筑上，唐代风格的寺院遍布日本；医药上，日本传统医学借鉴了唐代的药材与疗法；书法上，唐代的楷书、行书成为日本书法的主流；甚至日本的饮食、服饰，也能看到盛唐文化的影子。
千百年过去，鉴真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宗教范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在扬州大明寺，人们修建了鉴真纪念堂，堂内的鉴真雕像与唐招提寺的坐像遥相呼应；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每年都会举行纪念鉴真的法会，无数中日友人前来缅怀这位 “渡海传灯” 的使者。他六次东渡，历经千难万险，双目失明仍不改初心，用一生践行了 “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的誓言，也用一生搭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如今，当人们站在唐招提寺的金堂前，看着那些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的斗拱与梁柱，仿佛仍能看到鉴真当年拄着拐杖，在工匠们的搀扶下，仔细触摸木材纹理，指导寺院修建的身影。他虽未能再回到故乡，却将盛唐的文明与友谊永远留在了东瀛，而他那坚韧不拔、舍身求法的精神，也如一盏不灭的明灯，跨越沧海，照耀着后世中日文化交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