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襄阳城南，汉江如练，绕着一片错落的青砖黛瓦缓缓东流。武周长寿二年（693年）的深秋，一艘乌篷船泊在渡口，船头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老者，鬓角已染霜色，却双目如炬，望着江面上来往的官船商船，眉头微蹙。此人便是时年68岁的张柬之，刚从蜀州刺史任上卸任，正要前往荆州赴任大都督府长史。这已是他十年间第三次被贬迁，从繁华的神都洛阳，一步步被推向南方的烟瘴之地。野史《唐阙史》中曾记载，张柬之年轻时曾在襄阳城南的“鹿门山书院”苦读，与当时的隐士孟浩然有过交集。一日，二人同游鹿门寺，孟浩然见他手不释卷，叹道：“先生之才，当为廊庙之器，何久困林泉？”张柬之抚须笑答：“良禽择木而栖，今上（指武则天）虽女主，却能纳贤才，待时而动即可。”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却勾勒出张柬之早年的心境——他并非甘于隐世的隐士，而是在等待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时机，哪怕这个时机，一等就是四十年。
唐朝初年的选官制度，仍残留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遗风。张柬之出身襄阳张氏，虽为地方望族，却非关中世家或山东士族，在京城官场缺乏根基。他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按例被授予“秘书郎”一职，负责掌管宫廷典籍。这本是个清贵的起点，可他性子耿直，不屑于攀附权贵，更不愿参与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久而久之，便成了同僚眼中“不合时宜”的人。野史《朝野佥载》里有个小故事：高宗上元年间，张柬之在秘书省任职时，上司李义府（武则天早期宠臣）想拉拢他，以“提拔为着作郎”为诱饵，让他在一件冤案中作伪证。张柬之当场拒绝，说：“公为宰辅，当辨冤屈，而非罗织罪名。柬之虽微，却知‘直道’二字，断不可为。”李义府恼羞成怒，此后便处处打压他，将他外放为清源（今福建泉州）县丞。这一去，便是二十年。在清源任上，张柬之并未消沉。野史记载他“劝农桑，兴学校，抑豪强”，把一个偏远小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当地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碑文中称他“视民如子，革弊如切”。可这些政绩，却难以传到京城——当时的地方官若无人举荐，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晋升之机。直到调露元年（679年），44岁的张柬之因“治县有功”，被调回洛阳任监察御史，才算重新踏入权力中枢的边缘。
监察御史虽官阶不高（正八品下），却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张柬之上任后，便盯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武承嗣（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为了争夺“皇嗣”之位，诬陷皇孙李重润（唐中宗之子）谋反，导致李重润被处死。张柬之搜集了武承嗣构陷的证据，在朝堂上直言进谏，请求高宗彻查。可此时武则天已临朝称制，正着力扶持武氏族人，张柬之的谏言不仅被驳回，还被贴上“离间宗室”的标签，再次外放为合州（今重庆合川）刺史。这一次外放，又是十五年。从合州到蜀州，再到荆州，张柬之的足迹遍布南方，年近七旬，却还在地方官的任上辗转。野史《襄阳耆旧记》中说，他在荆州任上时，曾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贴在府衙的墙上，既是自勉，也是对命运的不甘。当时的荆州百姓，只知这位老刺史清廉正直，却没人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者，日后会搅动整个大唐的政局。
武周久视元年（700年），神都洛阳的宰相府内，狄仁杰正与武则天商议朝政。武则天晚年，虽仍牢牢掌控着皇权，却也开始担忧继承人问题——是传位给侄子武三思、武承嗣，还是传回给儿子李显、李旦？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争论不休。狄仁杰一直主张“还政李唐”，见武则天面露愁容，便趁机进言：“陛下若立武氏子为嗣，千秋之后，太庙中岂有姑母的位置？不如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既可安天下人心，又能保全自身祭祀。”武则天沉默良久，未置可否，转而问道：“朕近来觉朝中缺少能断大事的宰相，你可有人选推荐？”狄仁杰早有准备，脱口而出：“荆州长史张柬之，虽年近八十，却有王佐之才，若用之，必能为陛下分忧。”武则天皱眉：“如此高龄，尚能理事？”狄仁杰坚持：“张柬之精力过人，且深谙朝政利弊，比那些年轻却只会迎合的官员强百倍。陛下若不信，可召他来洛阳一试。”这段对话，在野史《狄梁公传》中有更生动的记载：狄仁杰为了举荐张柬之，先后三次向武则天进言。第一次举荐后，武则天只给张柬之升了个“洛州司马”（从五品下）；第二次，狄仁杰又说：“陛下用张柬之，却只给了司马之职，是大材小用。”武则天无奈，将张柬之升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部长，正四品上）；直到第三次，狄仁杰跪在武则天面前，语气恳切：“臣举荐张柬之，是为宰相之位，若不能委以重任，不如不用。”武则天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点头：“朕依你，召张柬之入阁。”
野史中还流传着一个细节：张柬之接到入京任命时，正在荆州府衙处理一桩田产纠纷。下属捧着圣旨进来，他看完后竟毫无波澜，继续判案，直到将纠纷调解完毕，才对下属说：“收拾行装吧，去洛阳。”下属不解：“大人晋升宰相，为何不喜？”张柬之笑道：“相位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享乐的。如今朝堂暗流涌动，此去洛阳，怕是比在荆州更难啊。”长安元年（701年），76岁的张柬之正式入阁，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入阁当天，他身着紫色官袍（三品以上官员服饰），站在朝堂上，与武三思、张易之等权臣并肩而立，神色平静。野史《大唐新语》记载，武三思私下对人说：“这老东西年纪一大把，还来抢相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张柬之听说后，只淡淡回应：“我来不是抢相位，是来保大唐的。”
张柬之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顿吏治。当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凭借武则天的宠爱，大肆卖官鬻爵，甚至将“拾遗”“补阙”（谏官）这样的要职，明码标价卖给纨绔子弟。张柬之收集了二人贪腐的证据，在朝堂上弹劾：“张易之兄弟恃宠而骄，败坏吏治，若不严惩，恐动摇国本。”武则天虽心知肚明，却不愿处置二张，只说：“二人年少无知，朕会严加管教，此事不必再提。”张柬之并未放弃。野史记载，他曾在退朝后拦住武则天的銮驾，跪在地上直言：“陛下若纵容二张，日后必生祸乱。臣愿以老命担保，恳请陛下除之！”武则天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好将二张暂时贬为“控鹤监丞”（管理宫廷御马的小官），但没过多久，又恢复了他们的官职。此事让张柬之彻底明白：只要武则天在世，二张就难以根除，而要想还政李唐，必须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宰相任上，张柬之一边与武氏集团、二张势力周旋，一边暗中联络支持李唐的大臣。他首先找到的，是时任“凤阁侍郎”（中书省副长官）的崔玄暐。崔玄暐出身河北望族，为人正直，一直不满武氏专权。野史《御史台记》中说，张柬之与崔玄暐初次密谈时，在书房内摆了一幅《汉高祖入关图》，指着图中“约法三章，安定民心”的场景说：“如今的局面，与秦末相似，百姓盼着李唐复兴，就像盼着太平一样。你我若能联手，必能成就大事。”崔玄暐会意，当即表态：“愿听先生差遣。”随后，张柬之又联络了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三人。桓彦范时任“御史中丞”，以敢言着称；敬晖任“中台右丞”（尚书省官员），掌管官员考核；袁恕己任“司刑少卿”（大理寺官员），负责司法审判。这四人都对武氏集团和二张不满，很快便与张柬之结成了“反武联盟”。野史记载，五人曾在张柬之的府中歃血为盟，誓言“共扶李唐，诛除奸佞”。此时的张柬之，虽已年近八十，却精力充沛，每天不仅要处理朝政，还要秘密筹划大事。他的儿子张愿劝他：“父亲年事已高，何必如此操劳？不如辞官回乡，安享晚年。”张柬之却摇头：“我这一生，蹉跎了大半辈子，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为国效力，岂能退缩？若能让李唐重归正统，我死而无憾。”
武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洛阳城笼罩在一片寒雾中。武则天已病重在床，住在长生殿内，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奉，大臣们想见她一面，都被二张拦在殿外。野史《洛中纪异》记载，二张此时已慌了神——他们知道，一旦武则天去世，李显即位，自己必然会被清算。于是，他们暗中联络武三思，计划伪造武则天遗诏，立武三思为帝，同时除掉李显、李旦和太平公主。这个消息，通过张柬之安插在宫中的眼线（一名叫王同皎的侍卫，李显的女婿）传到了宰相府。张柬之知道，不能再等了。正月二十二日夜，他召集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四人，在府中密室商议政变计划。野史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密室中点着一盏油灯，张柬之铺开一张洛阳宫城图，指着玄武门说：“羽林军是关键，必须控制住这里，才能顺利进入长生殿。”
控制羽林军的关键，是时任“左羽林大将军”的李多祚。李多祚是靺鞨人，早年跟随唐高宗征战四方，立过赫赫战功，却因不是武氏亲信，一直被排挤。张柬之亲自登门拜访李多祚，开门见山：“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一愣，答道：“是高宗皇帝。”张柬之又问：“如今高宗皇帝的儿子（李显）被废，奸人当道，将军难道不想报答高宗的恩情吗？”李多祚当即落泪：“愿随先生诛杀奸佞，拥立庐陵王！”野史中说，李多祚为表忠心，当场割破手指，歃血为誓。张柬之则承诺：“事成之后，必保将军世代富贵。”随后，李多祚暗中联络了羽林军中的将领李湛、杨元琰等人，这些人大多是忠于李唐的旧部，很快便组成了一支五百人的“政变部队”。
正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未亮，张柬之率领崔玄暐等人来到玄武门。李多祚早已带着羽林军在此等候，见张柬之到来，立即下令打开城门。部队进入宫城后，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桓彦范、敬晖率领，前往东宫迎接李显，让他以“太子”身份号令百官；另一路由张柬之、李多祚率领，直奔长生殿。野史《武则天实录》（野史版本）记载，当张柬之等人来到长生殿外时，张易之、张昌宗正站在殿门口，见羽林军涌来，吓得魂飞魄散。张易之哆哆嗦嗦地问：“你们……你们想干什么？”李多祚厉声喝道：“尔等奸贼，意图谋反，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说罢，一刀将张易之砍倒在地。张昌宗想逃跑，被羽林军士兵追上，乱刀砍死。
殿内的武则天听到外面的动静，挣扎着坐起来，厉声问道：“外面何人作乱？”张柬之推开门，率领众人走进殿内，跪在地上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谋反，臣等已将其诛杀，恐惊扰陛下，特来请罪。”武则天看到地上的尸体，又看了看张柬之身后的羽林军，瞬间明白了一切。她盯着李显（此时已被桓彦范等人带来），冷冷地说：“是你让他们来的？既然二张已死，你就回东宫去吧。”桓彦范上前一步，大声说：“陛下年事已高，太子仁孝，天下百姓都盼着太子即位。请陛下传位给太子，还政于李唐！”武则天又看向崔玄暐：“你是朕一手提拔的，也来逼朕？”崔玄暐答道：“臣虽受陛下恩惠，但更要为天下苍生计。还政李唐，是大势所趋，还请陛下三思。”野史中记载，武则天此时流下了眼泪——这不是软弱，而是无力回天的悲凉。她统治大唐数十年，扫清了无数障碍，却终究敌不过“人心向唐”的大势。沉默良久，她叹了口气：“罢了，朕累了，传位给太子吧。”
正月二十四日，武则天正式下旨，传位给李显，史称“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大唐”国号，改元“神龙”。张柬之因功被封为“汉阳郡公”，升任“中书令”（首席宰相）；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也分别被封为公侯，升任高官，史称“神龙五王”。政变成功后，张柬之的儿子张愿劝他：“武三思还在朝中，此人野心勃勃，不如趁此机会除掉他，以绝后患。”张柬之却摇了摇头：“如今大局已定，若再诛杀功臣（武三思当时被封为“梁王”，也算功臣），恐引起朝堂动荡。况且，陛下（李显）刚即位，需要稳定人心，武三思若安分守己，便留他一条性命。”这一决定，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野史《中宗实录》中说，武三思得知张柬之放过自己后，表面上对张柬之等人十分恭敬，暗地里却恨之入骨。他知道李显性格软弱，又宠信韦皇后，便暗中联络韦皇后，想联手除掉“神龙五王”。韦皇后也有野心，想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自然不愿看到张柬之等权臣掌权，二人一拍即合。
神龙元年（705年）五月，距离政变成功仅四个月，武三思便开始了报复。他先是买通了李显身边的宦官，让他们在李显面前说张柬之等人的坏话：“五王恃功自傲，不把陛下放在眼里，甚至私下说‘陛下能复位，全是我们的功劳’。”李显本就对张柬之等人有些忌惮，听了这些话，心中渐渐生出不满。随后，武三思又与韦皇后合谋，设计了一场“鸿门宴”。野史记载，韦皇后邀请张柬之等五人入宫赴宴，席间，韦皇后故意对李显说：“陛下，张大人等人立了大功，理应加官进爵。不如封他们为‘郡王’，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也免得他们太过操劳。”李显觉得有理，当即下旨：封张柬之为“汉阳郡王”，崔玄暐为“博陵郡王”，桓彦范为“扶阳郡王”，敬晖为“平阳郡王”，袁恕己为“南阳郡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只保留“特进”（荣誉官职）衔。这一招“明升暗降”，让张柬之等人瞬间失去了权力。张柬之接到圣旨后，苦笑一声：“我等拼死政变，不是为了郡王之位啊。”他知道，这是武三思和韦皇后的阴谋，却已无力回天——没有了兵权和相权，他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只能任人摆布。
同年八月，武三思又进一步。他诬陷张柬之等人“谋反”，证据是一份伪造的“废后诏书”（假称张柬之等人想废掉韦皇后）。李显不分青红皂白，当即下旨：将张柬之贬为襄州刺史，崔玄暐贬为均州刺史，桓彦范贬为泷州司马，敬晖贬为崖州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张柬之离开洛阳时，只有几个老仆随行。野史《襄阳遗事》记载，洛阳百姓得知他被贬，自发地在路边摆上酒肉，为他送行。一位老者拉住他的手，哭着说：“大人为我们恢复了大唐，却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啊！”张柬之擦了擦眼泪，对百姓说：“只要大唐还在，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要好好生活，等着太平日子到来。”
在前往襄州的路上，张柬之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本就年事已高，加上被贬的打击，一病不起。到达襄州后，他拒绝了当地官员的宴请，只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每天望着汉江，沉默不语。野史中说，他此时已看透了朝堂的黑暗，写下了一首《感怀诗》：“半生蛰伏半生忙，一朝功成一朝伤。若问此生何所求？惟愿大唐日月长。”可武三思并未打算放过他。神龙二年（706年）三月，武三思又买通了襄州的官员，诬告张柬之“在襄州勾结旧部，意图谋反”。李显再次下旨，将张柬之流放泷州（今广东罗定）。泷州地处岭南，当时是烟瘴之地，毒虫遍布，年近八十的张柬之，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流放途中，张柬之的随从纷纷离去，只剩下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野史《岭南杂记》记载，当他们走到荆州境内时，张柬之实在走不动了，躺在路边的破庙里，对老仆说：“我这一生，无愧于李唐，无愧于百姓，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话未说完，便咳出一口鲜血，昏了过去。第二天清晨，老仆发现张柬之已经没了气息，手中还紧紧攥着一枚玉佩——那是他年轻时考中进士时，高宗皇帝赏赐的，上面刻着“忠直”二字。老仆没钱为他置办棺木，只好用几块木板拼成一个简易的棺材，将他埋在路边的山坡上，墓碑上只写着“汉阳郡王张公之墓”。
张柬之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后，李显没有任何表示，武三思和韦皇后则暗自窃喜。野史记载，当时只有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支持李唐）派人前往岭南，为张柬之重新修建了陵墓，并题下“大唐孤臣张柬之”六个字。神龙三年（707年），太子李重俊（李显之子）不堪武三思和韦皇后的迫害，发动政变，诛杀了武三思父子。可惜，李重俊最终也兵败被杀。直到唐睿宗李旦即位（710年），张柬之等“神龙五王”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睿宗下旨，追赠张柬之为“中书令”，谥号“文贞”，并将他的灵柩迁回襄阳老家，与家人合葬。
在正史中，张柬之被视为“恢复李唐的功臣”，《旧唐书》《新唐书》都为他立传，称赞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但在野史中，对他的评价却更为复杂。一部分野史认为，张柬之最大的失误，是政变后没有诛杀武三思，导致“养虎为患”，不仅自己落得悲惨结局，还让李唐王朝再次陷入动荡。《唐鉴》（野史）中说：“柬之有定乱之才，却无斩草之勇，功败垂成，可惜可叹。”另一部分野史则认为，张柬之的“仁慈”，恰恰体现了他的“仁政”思想——他不愿为了权力而滥杀无辜，即便对方是政敌。《洛阳野语》中记载，张柬之曾对崔玄暐说：“政变是为了除奸，不是为了杀人。若杀了武三思，日后必会有人效仿，以‘除奸’为名，行篡权之实，那大唐就永无宁日了。”
野史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张柬之的民间传说。在襄阳，百姓们称他为“张公”，传说他去世后，当地曾发生旱灾，百姓们到他的墓前祈祷，很快便天降甘霖。于是，百姓们为他建了一座“张公祠”，每年都要祭祀。在泷州（今广东罗定），当地百姓传说张柬之流放途中，曾用草药为百姓治病，还教他们开垦梯田，预防洪涝。至今，当地还有“张公梯田”“张公药泉”等遗迹。在洛阳，野史中还有一个“张柬之托梦”的传说：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毒杀后（710年），曾梦见张柬之。梦中，张柬之穿着紫色官袍，站在长生殿外，对他说：“陛下若当初听臣之言，除掉武三思、韦皇后，何至于此？”李显醒来后，悔恨交加，却已无力回天。这个传说虽然荒诞，却反映了后人对李显昏庸的批判，以及对张柬之的惋惜。
从襄阳寒士到迟暮宰相，从发动政变的“孤臣”到客死他乡的冤魂，张柬之的一生，是大唐由武周回归李唐的缩影。他的故事，在正史中只有寥寥数页，却在野史中被不断丰富、演绎——百姓们用传说纪念他的忠诚，用故事弥补他的遗憾。正如襄阳“张公祠”里的一副对联所写：“半生蛰伏，八十秉政，一腔忠血护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