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黄梅雨季的霉斑，如同陈年的泪痕，在石库门青灰墙缝里深深洇开，散发出潮湿的、略带腐朽的气息。雪芝把最后一件浆洗得发硬的确良衬衫，仔细抚平每一条褶皱，塞进那个散发着人造革刺鼻气味的小皮箱时，听见母亲在狭小昏暗的灶披间里长长地、沉沉地叹气，那叹息仿佛也沾满了水汽：“香港陈先生年纪是大了些，可人家开制衣厂的呀...” 声音透过油腻的布帘，飘进小小的天井。父亲佝偻着背，蹲在磨损得发亮的门框边，沉默地卷烟。粗糙的手指颤抖着，金黄的烟丝簌簌落在膝盖上洗得发白、打着深色补丁的裤腿上，像撒了一地无人拾捡的枯叶。
阿宝几乎是撞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冲进天井的。一阵裹挟着凉意的秋风卷过，一片巴掌大的枯黄梧桐叶正正砸在他汗涔涔的肩头。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攥着两张被汗水浸得发软、边缘卷起的船票，指甲缝里深深嵌着外滩仓库搬货留下的灰褐色麻丝，像嵌进了皮肉里。“下月十六！有去温州的舱位！”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带着少年人独有的热切，“三舅拍胸脯说了，能带我们进纽扣厂，从头学起，包吃住...” 他兴奋的话语却在目光触及八仙桌中央那抹刺眼的红时，戛然而止，如同被利刃斩断。那张烫着金粉双喜鸳鸯的请柬，像一块烧红的烙铁，静静地躺在褪了色的木桌上。香港北角英皇道的地址，一行冰冷的小字，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他骤然失焦的眼底。
阿宝站在那里，仿佛一株骤然遭遇风雪的青松。他身形挺拔，宽肩窄腰裹在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里，勾勒出年轻蓬勃的线条。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滑落，滴在锁骨处。剑眉星目，鼻梁高挺，此刻那双曾盛满阳光和憧憬的深邃眼眸，被难以置信的惊痛狠狠攫住，瞳孔剧烈收缩，映着那抹刺目的红，瞬间失去了所有神采。汗湿的鬓角贴着他饱满的额角，更显出几分少年气的倔强和不甘。
雪芝转过身来。斜阳的最后一道余晖，正越过低矮的屋檐，掠过她饱满光洁的额头，在那细腻如新瓷的肌肤上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边。十九岁的雪芝，美得像一幅褪了色的工笔仕女图陡然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乌黑如缎的长发松松挽在颈后，几缕碎发不经意地垂落鬓边，被夕阳染成碎金。她的脸型是完美的鹅蛋脸，肌肤胜雪，细腻得几乎看不见毛孔，透着少女特有的莹润光泽。最动人的是那双杏眼，眼尾微微上挑，本该顾盼生辉，此刻却沉在浓重的、化不开的灰翳里，长而密的睫毛低垂着，在眼下投出一小片绝望的阴影，仿佛蒙上了弄堂深处经年不散的煤烟。小巧挺直的鼻梁下，淡粉的唇瓣紧抿着，失了血色。“我等不起十年了。”她的声音轻得像弄堂拐角飘散的煤灰絮，几乎被风揉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沉重，“姆妈的肝癌...医生说，要换进口药才有一线生机...弟弟的弱视矫正，再拖下去，就真瞎了...” 她没再说下去，只是低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人造革箱子上那道细微的划痕。
阿宝脸上的血色，如同退潮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死死盯着那请柬，烫金的鸳鸯仿佛在他眼前扭曲。他一把抓起那张红得刺眼的纸，手指痉挛着，青筋在骨节分明的手背上暴突，指甲缝里的麻丝仿佛要重新嵌进那硬挺的卡纸里去。“十年？谁说我们要十年！”他的声音嘶哑破裂，像是被砂纸磨过喉咙，“我能拼！我能让你过好日子！雪芝！你信我一次！就一次！”他的眼睛赤红，里面翻涌着少年人被逼到绝境的疯狂和不甘。他攥着船票的手剧烈地抖着，那两张薄薄的、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纸片，在他汗湿的掌心发出不堪重负的窸窣声，边缘几乎要被他捏烂。
雪芝没有看他，只是看着天井角落里湿漉漉的青苔。灶披间里，母亲压抑的咳嗽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来，像破旧的风箱在拉扯。父亲佝偻的背影又往下缩了缩，那撒落的烟丝，像他无声崩塌的世界。她的肩膀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随即挺得更直，像一根绷紧的、随时会断裂的弦。“阿宝，”她终于开口，声音像浸透了深秋的露水，冰冷而疲惫，“别让我恨你。” 这五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五颗烧红的铅弹，狠狠打进阿宝的胸膛。
他全身的力气骤然被抽空，踉跄着后退一步，撞在冰冷的砖墙上。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那两张被汗水、麻丝和绝望浸透的船票，忽然发出一声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猛地将它们狠狠摔在地上，又发疯似的用脚去碾，崭新的纸张瞬间变得污黑破烂，卷曲变形，粘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像两片腐烂的枯叶。他猛地转身，撞开那扇吱呀的木门，冲进了弄堂深处越来越浓的暮色里，挺拔的身影带着一种破碎的踉跄，瞬间被狭长的巷道迅速吞没，只留下身后一片死寂的天井，和那两张零落在泥水中的、被彻底踩碎的梦。
风穿过弄堂，卷起地上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轻轻盖住了那两张破碎的纸片。
同一时刻，南中国的热浪正灼烤着崭新的钢筋骨架。深圳，上步区一栋灰扑扑、刚刚封顶的六层水泥楼里，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三楼尽头，一扇厚重的、刷着绿漆的铁门紧闭着，门上连块牌子也没有，只有一把崭新的“将军不下马”大铜锁，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硬的光。门内，却是另一个世界。
冷气机发出低沉持续的嗡鸣，将燥热隔绝在外。窗明几净，几张崭新的办公桌泛着清漆的光。K先生只穿着件熨帖的白色短袖衬衫，领口一丝不苟地敞着第一粒扣子，露出小半截暗金色的细链。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望着外面尘土飞扬、脚手架林立的景象，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浓茶。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他线条冷硬的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李李，”他没有回头，声音不高，带着一种习惯性的、不容置疑的平稳，“下个月，市委那边关于发展银行的座谈会，材料要再细一点。尤其是资本金构成和股权管理部分，那几个关键人物的态度，摸清楚，记下来。”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目光锐利如鹰隼，穿透玻璃，落在远处一片荒芜的空地上——那里，据说将是未来的“证券交易中心”。
“晓得了，K总。” 回答的声音清脆利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冽质感。**李李**坐在靠墙的办公桌后，她的存在本身就像这间冷气充足的房间里最精密的仪器。她约莫二十四岁，身段玲珑有致，包裹在一身剪裁极其合体的米白色西装套裙里，勾勒出流畅而富有力量的曲线。她的美带着一种不容亵渎的冷感，皮肤是细腻的象牙白，光洁得几乎看不到瑕疵。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下颌线清晰而优美。柳叶眉下，是一双沉静如深潭的丹凤眼，眼波流转间带着洞悉一切的敏锐，此刻正专注地盯着文件。小巧挺直的鼻梁下，薄唇紧抿，唇色是自然的粉，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干练。乌黑的长发一丝不乱地盘在脑后，露出线条优美的天鹅颈和光洁饱满的额头，只在耳际垂下几缕精心打理过的微卷碎发，平添几分不易察觉的柔美。
她面前放着一台罕见的计算器，红色的数字屏亮着，映在她专注的眼底。细密的汗珠从她光洁的额角渗出，又被她不动声色地用指腹轻轻按掉。她面前摊开几份装订粗糙的油印文件，标题是《关于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可行性研究（内部讨论稿）》。她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行关于“柜台交易试点”的字句旁，飞快地画下一个重重的红色问号，又在旁边空白处，用极细的蓝色笔迹标注了几个缩写字母和人名代号。她的动作又快又稳，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练。玻璃丝袜包裹着纤细笔直的小腿，脚上一双中跟黑色皮鞋纤尘不染，鞋尖点着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发出微不可闻的嗒嗒声，像精准的秒针在计算着未来的分秒价值。
窗外，1986年深圳的夏天，像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熔炉，正在无声地锻造着一些尚未成形的东西。尘土在热浪中翻腾，机器的轰鸣是它粗重的喘息。
（唐先生带五千小弟，南下深圳）
千里之外，一列绿皮火车在夜色中沉重地喘息着，像一条疲惫不堪的钢铁长龙，吭哧吭哧地向南爬行。车厢里塞满了人，汗味、劣质烟草味、方便面调料包的辛辣味、还有久不洗澡的体味，混合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浊流。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门口，都蜷缩着人。大多是青壮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沾着泥点的胶鞋，脸上刻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一种茫然的期待。
靠近车厢连接处，一个穿着半旧灰色夹克的男人靠着门边的铁皮壁站着。他叫唐先生，此刻还远不是什么“德隆系”的掌门人，只是一个眼神比旁人更亮、更沉静些的普通中年人。他脚下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印着“尿素”字样的巨大蛇皮袋，袋口用粗糙的麻绳紧紧扎着。他身边还围着七八个同样精悍的汉子，像一道人墙，沉默地守着这些袋子。
“哥，都点过了，”一个剃着平头、脸上有疤的汉子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盖过车厢的嘈杂，“连宝鸡那边最后一批汇过来的，拢共五千一百二十七人。合同都在袋子里，按你说的，一个指印不少，都摁了红手印。” 汉子拍了拍脚边一个看起来尤其沉重的蛇皮袋，里面发出纸张摩擦的闷响。
唐先生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他撩开油腻的车窗布帘一角，望向外面沉沉的夜色。偶尔掠过的稀疏灯火，像鬼火一样在旷野里明灭。他手里把玩着一个东西，是那种最廉价的计算器，几个按键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数字了。他粗糙的手指随意地按了几下，小小的红色液晶屏亮起一串冰冷的数字，在他深不见底的瞳孔里跳动、闪烁，映出一片微茫而执拗的光。那红光微弱，却固执地亮着，像一颗埋在冻土深处、等待破壳的种子。
车厢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五千多人在这钢铁的腹腔里，随着这列南下的火车，正一头扎进那个即将沸腾的年代深处。窗外，无边的黑暗被车轮碾过，前方，是尚在孕育之中、但已隐隐传来躁动胎音的深圳。蛇皮袋里的合同沉甸甸的，五千多个鲜红的手印，如同五千个沉默的赌注，押向一片未知而喧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