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江州市民服务中心外已排起蜿蜒长队。
天光未亮,空气中浮动着潮湿的雾气,人们裹紧外套,低声交谈中夹杂着焦虑与期盼。
苏霓站在人群后方,一身素色风衣,肩背帆布包,像极了某个普通市民。
她没有亮证件,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走进大厅,在信访窗口斜对面的一张空椅上坐下。
她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昨夜整理的初步观察框架:信息断层类型、情绪干扰节点、诉求模糊点、重复追问次数。
笔尖轻触纸面,时间刚过七点三十二分,第一位群众开始陈述。
“我房子……拆迁的事,他们不给钱!”男人声音激动,手拍在玻璃窗台上,但接访员皱眉打断:“哪个项目?什么时候签的协议?有没有书面材料?”
一连三问,对方愣住,语塞良久才挤出几个零碎词:“去年……村头那个……我妈签字的……”
苏霓不动声色地记录:事实缺失、逻辑跳跃、关键证据未前置。
她抬头看墙上的时钟,这已是上午第七位因表达不清被反复引导的来访者。
到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共二十七起接访,十九人陷入表述困境。
有人情绪失控嚎啕大哭,有人被要求来回跑腿补材料,更有老人攥着泛黄文件却不知从何说起。
苏霓合上本子,指尖微微发凉。
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系统失衡。
普通人不是不想讲理,而是从未被教会如何理性发声。
他们手握真相,却被困在语言的迷宫里,一次次撞向冷漠的程序高墙。
下午三点,她回到临时借用的会议室,将整叠原始笔记递到许文澜手中。
这位技术总控戴着黑框眼镜,神情冷峻如刀刻,接过资料时只问了一句:“要多深?”
“最混乱的五段。”苏霓说,“用‘五步法’反向拆解——事实、感受、诉求、依据、期望回应。我要看到他们在哪一步崩塌,又是哪一环能重建。”
许文澜点头离去,脚步无声。
当晚九点,数据中心灯火通明。
算法模型自动提取语音特征,生成思维导图、情绪曲线与逻辑断裂带。
凌晨三点,《表达失焦案例图谱》最终定稿。
五起典型案件被还原成彩色链条,每一道断裂都标注红点,每一个可修复节点闪烁微光。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这份报告悄然出现在国家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每位干部办公桌上。
无署名,无说明,唯有扉页一行打印体小字:
“不是群众不会说,是我们没教对。”
静水流深,却暗涌千层。
陆承安是在司法部例行晨会后接到电话的。
来电者语气谨慎,带着试探:“我们试点法院引用了你们那份……非正式发布的图谱第三案模板,做诉前陈述辅导。立案通过率提升了60%,书记员负担下降近四成。”顿了顿,“能不能考虑作为全国推广参考?”
陆承安坐在办公室,窗外晨光初透。
他指尖轻叩桌面,半晌才道:“不建议直接推广。”
对方一怔。
“但我可以牵头起草一份《公众表达能力基线测试标准》,联合司法部、民政部和教育司共同发布。”他语气平稳,“让制度自己长出根来,比强行嫁接更稳。”
挂掉电话,他拨通内线:“苏主任,他们找上门了。”
苏霓正在园区咖啡厅翻阅基层反馈日志,闻言抬眼,唇角微扬:“那就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想到的路。”
与此同时,许文澜盯着监控后台,瞳孔微缩。
她调出一组异常数据流:过去七十二小时,蜂巢镜像——那个由研究中心开源的技术插件——在各地政府网站悄然上线。
江州、榕城、临海……数十个城市的“在线提交”页面下方,悄悄浮现一行灰色提示文字:
建议按时间、地点、当事人、行为、诉求顺序描述事件。
无通知,无文件支撑,全凭技术人员自发集成。
后台显示,该组件一周内被下载一万八千次,活跃调用日均超三千。
她在团队加密群中敲下一句话:
“他们在偷偷嫁接我们的血管。”
几秒后,苏霓回复:
“不制止,也不宣传。让习惯自己蔓延。”
夜幕再次降临,研究中心归于寂静。
赵小芸抱着摄像机走出剪辑室,准备回家。
邮箱提示音突兀响起——一封匿名投稿,标题空白,附件仅一个视频文件。
她犹豫片刻,点开。
画面晃动,灯光昏黄。
一位中年女性面对镜头,双手缓缓抬起,打出第一组手语。
旁边站着个小女孩,约莫十岁,紧贴母亲,随即开口朗读,声音清脆而认真:
“2025年4月3日,上午九点十八分,我在市残联服务大厅提交补助申请……”赵小芸的手指在播放键上停顿了两秒,才按下。
屏幕亮起,画面晃动得厉害,像是用老式dV仓促拍摄的。
灯光昏黄,照着一张布满皱纹的脸——那是一位中年聋哑妇女,眼神坚定却藏不住疲惫。
她缓缓抬起手,指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清晰的弧线,手语沉稳有力。
镜头旁,一个小女孩贴着母亲站立,声音清脆如露珠落地:“2025年4月3日,上午九点十八分,我在市残联服务大厅提交残疾补助申请材料。工作人员收下文件后未出具回执,口头告知‘等通知’,至今已过去十七个工作日仍未答复。依据《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二条,我方诉求为:书面回复处理进度,并明确办理时限。”
每一句话都精准落在“时间、地点、当事人、行为、诉求”五步结构之内,逻辑严密,毫无情绪渲染,却比任何哭诉更令人窒息。
赵小芸屏住呼吸,重播了一遍。
不是感动,是震撼。
这不是模板的机械套用,而是被压迫已久的表达权,在黑暗中终于找到了出口。
那个小女孩说最后一句时,转向镜头,眼睛亮得惊人:“老师说,只要说得清楚,世界就会停下来听。”
她猛地合上笔记本电脑,心跳如鼓。
三天后,《听见》内部试映会在研究中心小礼堂举行。
这段视频被嵌入纪录片第三章《语言的重量》,没有配乐,没有剪辑煽情,只有原始影像与字幕并行。
放映结束,全场静默。
许久,有人轻轻鼓掌,随即掌声如潮水般涌起。
散场时,一位戴眼镜的年轻研究员拦住赵小芸,声音微颤:“我们……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也在帮更多人找回说话的权利?”
赵小芸没回答,只是攥紧了手中的U盘。
她知道,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辅助或流程优化——他们在撬动一种沉默千年的权力结构:谁有资格被听见,谁的话语值得回应。
然而风暴来得比预想更快。
一周后,中央编办调研组进驻研究中心,会议室气氛凝滞。
一名官员翻着资料,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你们开发的‘蜂巢镜像’插件,已在三十多个城市政务平台自动部署。但问题在于——一个研究机构,频繁介入行政流程设计,是否越界?”
没人回应。
苏霓坐在角落,始终未发一言,只将茶杯转了半圈,露出底部一圈浅浅的茶渍。
当晚十一点,研究中心地下二层的应急会议室灯火通明。
许文澜调出全国政务公开文本数据库,冷声汇报:“过去三个月,地方通报中‘有关部门’出现频率同比上升47%,‘正在处理’类模糊表述增长62%。”
苏霓靠在椅背,目光扫过陆承安、赵小芸和林晚,“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们改流程,是怕老百姓学会提问。”
她站起身,一字一顿:“启动‘政务语言健康度监测项目’——用AI分析每一份政府答复函、每一次新闻发布会稿,统计无效信息密度,生成区域透明指数排行榜。第一期报告,不报喜,只揭病。”
命令下达七十二小时,首份榜单出炉。
某省因“连续使用‘相关单位’‘后续将研究解决’等无主语、无时限、无责任主体表述”位列倒数第一。
消息传出不到六小时,该省办公厅连夜召开全省整改会议,要求各级部门“杜绝空话套话”。
消息传回江州那晚,苏霓独自站在空荡的主任办公室里。
窗外夜色深沉,楼外电子屏正滚动播放最新透明指数排行。
她望着门口那块依旧空白的门牌,唇角微扬,低语如风:
“他们怕的不是我掌权……是我教会了普通人——什么叫不说废话。”
桌上的内线电话忽然响起。
许文澜的声音传来:“苏主任,国务院办公厅刚下发紧急通知,全系统要精简会议、提升决策效率。”
苏霓没有立刻回应。
她转身走向档案柜,抽出一个标注“筹备组·近三年”的加密硬盘,轻轻放在桌上。
“先别组织学习文件。”她淡淡道,“把所有会议录音,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