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秋，杭州城西的“崇文书坊”外，桂花香随着秋风弥漫在街巷间，却盖不住铺内传来的油墨香气。几个穿着儒衫的书生围在临街的柜台前，手里捧着刚印刷好的《论语》，指尖拂过纸面平整的字迹，脸上满是惊喜；柜台后，一个穿着粗布短褐的中年男子，正用一把小铲将细小的泥块往铁板上排列，动作娴熟，时不时抬头与书生们说笑——这幅新奇的“印书”场景，让年过九旬的赵烈拄着拐杖，在孙子赵仲的搀扶下驻足良久，手里的《五代典籍考》手稿，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发软。
“祖父，他们这是在做什么？”赵仲凑到窗前，好奇地盯着那些泥块。他在洛阳的书坊见过雕版印刷，工匠们要在木板上一笔一划刻字，再涂墨印书，可眼前这男子不用木板，只用一堆泥块就能印书，让他格外疑惑。
赵烈眯眼望着男子排列泥块的动作，浑浊的眼睛里渐渐亮起光——他想起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在洛阳见过冯道主持刻印九经的场景，那时工匠们用整版梨木雕刻，一块版刻错一个字，整版就成了废料，一套九经刻了二十多年才完成。而眼前这“泥块印书”，显然比雕版便捷得多。“这怕是新的印书法子。”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拄着拐杖慢慢走上前。
“老丈也是来买书的？”书坊老板周崇文笑着迎上来。他是吴越旧臣之后，祖上在后唐时就经营书坊，如今改用新法子印书，生意比以往红火了数倍。“您要是想买《论语》《孟子》，今日就能取货，用这‘活字印’的书，字迹清楚，还比雕版的便宜三成！”
“活字印？”赵烈接过周崇文递来的《论语》，只见纸面字迹均匀，墨色鲜亮，虽不如雕版那般精致，却也清晰可读，更难得的是，书页边缘没有雕版常见的“断笔”瑕疵。“这书不是刻在木板上印的？”
周崇文指着柜台后忙碌的中年男子：“老丈好眼光！这是毕昇先生，这‘活字印刷’就是他琢磨出来的法子——不用整块木板，只用胶泥刻字，火烧坚固后，按字排列在铁板上，涂墨就能印书，印完了把字拆下来，下次还能用！”
那中年男子闻言，停下手中的活，转身对着赵烈躬身行礼：“草民毕昇，见过老丈。您要是感兴趣，俺给您演示演示？”
赵烈连忙点头。毕昇从一旁的木盒里取出数十个泥字，每个字都只有指甲盖大小，正面刻着清晰的楷书，背面贴着细纸条，写着对应的部首。“您看，这字是用杭州的胶泥刻的，刻好后放进窑里烧，比石头还硬，摔都摔不坏。”他又拿出一块长方形铁板，上面铺着一层融化的松脂和蜡，“印书时，把字按顺序排在铁板上，排满一版，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烤，蜡融化后用平板压平，等蜡凉了，字就固定住了，涂墨铺纸，一印就是一页，快得很！”
说着，毕昇拿起几个刻着“仁”“者”“爱”“人”的泥字，飞快地排在铁板上，烤蜡、压平、涂墨、铺纸，不过半柱香的功夫，一张印着“仁者爱人”的纸就递到了赵烈手中。纸上字迹工整，与雕版印刷相比，竟毫不逊色。
“好！好法子！”赵烈忍不住赞叹，手指反复抚摸着纸上的字迹，“五代时，老夫见冯道刻印九经，一块版刻错一个‘礼’字，工匠们哭着把整版劈了重刻，一套书刻了二十多年；如今用这活字，错了换个字就行，半年就能印完一套九经，这可是天大的进步！”
毕昇闻言，脸上露出一丝腼腆：“老丈过奖了。俺以前也是雕版工匠，见雕版费料又费时，才琢磨着能不能找个省劲的法子。去年在窑厂烧瓦时，见泥块烧后坚硬，就想着用泥刻字，试了十几次，才把这法子弄成。”他指着角落里堆积的雕版，“您看那些旧版，刻一套《史记》要五十块大板，占满半个屋子；如今这些活字，一盒子就能装下上千个字，省了多少地方！”
赵烈走到那些旧雕版前，只见木板上的字迹虽精致，却有几处被凿掉重刻的痕迹，边缘还残留着油墨的污渍。他想起后晋天福年间，在幽州见到的手抄本《诗经》——那时战乱频繁，雕版稀少，书籍多靠手抄，一个书生抄完一部《诗经》要三个月，还常有错字；而如今，用活字印刷，一天就能印出数十部，错字还能及时修改，这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比任何金银都珍贵。
“毕先生，这活字要是印不同的书，字不够用怎么办？”一个刚买完书的寒门书生问道。他叫柳开，是杭州本地士子，以前买不起雕版印刷的贵书，只能借抄，如今活字印刷的书便宜，他一口气买了三部。
毕昇笑着从木盒里取出更多泥字：“俺准备了三套常用字，像‘之’‘乎’‘者’‘也’这些常用字，各备了二十个，就算印大部头的书，也够用了。要是遇到生僻字，临时刻一个，烧半天就能用，比雕版快多了！”
柳开兴奋地说：“太好了！以前一部《论语》要五百文，俺攒三个月钱才能买一本；如今只要一百五十文，俺下个月就能给乡下的弟弟也带一本！”他的话引起了其他书生的共鸣，纷纷说起活字印刷带来的便利，有的说能给远方的朋友寄书，有的说能把少见的典籍印出来分享，书坊里的气氛格外热烈。
赵烈看着这一幕，突然想起五代时的文化困境——后梁朱温焚书、后唐伶人乱政、后晋契丹劫掠，多少典籍在战火中损毁，多少寒门子弟因买不起书而失学。而如今，活字印刷让书籍成本大幅降低，让文化传承不再受限于财力和战乱，这是五代任何一个帝王都没能实现的事。“这不是简单的印书法子，是在救文化啊。”他对赵仲说，“五代时，老夫冒险从洛阳火场里抢出几卷经书，以为能保住一点文脉；如今有了活字印刷，就算再遇到战乱，典籍也能多印几份，传下去的希望就大了。”
午后，毕昇邀请赵烈去书坊后院的作坊参观。作坊里，几个工匠正忙着刻制泥字、烧制活字，墙角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着装满活字的木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标签，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分类。“俺们现在一天能印两百页书，比雕版时快了十倍。”毕昇指着一堆刚印好的《五代史》，“这是周老板托俺印的，准备运往汴梁、洛阳，让更多人知道五代的故事。”
赵烈拿起一本《五代史》，翻开其中一页，正是记载“高平之战”的内容，字迹清晰，连柴荣斩杀逃将的细节都完整呈现。“好啊！”他忍不住感叹，“老夫正在写《五代秘史》，要是能用活字印刷，就能印上百本，分给各地的书院，让后人都知道五代的战乱与不易，知道如今的和平有多珍贵。”
周崇文接过话头：“赵公要是想印书，尽管找俺！用活字印，成本低，速度快，不出一个月，就能把您的《五代秘史》印出来！”
离开书坊时，夕阳已西斜。赵烈坐在马车上，手里捧着那本活字印刷的《论语》，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后唐同光年间，李存勖宠信伶人，荒废文化，导致典籍流失；想起后周柴荣虽重视文化，却因雕版成本太高，未能普及书籍；而如今，毕昇的活字印刷，让文化传播的门槛大幅降低，让“读书”不再是世家子弟的专利，这是大宋对五代文化断层的最好弥补。
回到住处后，赵烈挑灯夜战，将今日的见闻详细记录在《五代秘史·宋初篇》中，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杭州布衣毕昇创活字印刷术，以胶泥刻字，火烧为模，铁板排版，可重复使用，较雕版省料、省时、易修改，实为世界印刷史之革新。五代之时，典籍多毁于战火，印书赖雕版，费时长、成本高，寒门子弟难觅一书；宋初活字兴，书籍成本减三分之二，印速增十倍，《论语》《五代史》等典籍得以普及，文化传承始有‘普惠’之态。此发明非毕昇一人之功，实为宋初和平稳定、商品经济发展之必然——五代战乱，工匠难安，技艺难传；宋初治世，布衣可潜心钻研，技艺方成。活字印刷之价值，非仅在‘印书’，更在‘传文’——它让五代之苦难不被遗忘，让大宋之文明得以延续，让‘文化不灭’不再是空谈。然技术需传承，若后世忽视工匠、轻视技艺，恐重蹈五代‘技艺失传’之覆辙，望大宋君臣谨记：工匠为技术之根，文化为治国之魂。”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那本活字印刷的《论语》放在一起。窗外的桂花香气飘进屋内，与油墨香交织在一起，格外清雅。他想起毕昇演示活字时专注的眼神，想起柳开买到便宜书籍时的喜悦，想起周崇文规划印书时的期待，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五代的战火中走来，能见证这样的技术革新，能记录这样的文化盛事，已是无憾。
赵仲走进书房，手里拿着刚写好的书信：“祖父，俺给汴梁的寇准大人写了信，说了毕昇的活字印刷，他肯定会高兴的！说不定朝廷会召毕昇去汴梁，在全国推广活字印刷呢！”
赵烈笑着点头：“会的。五代时，好技艺多因战乱失传；如今大宋一统，好技艺定会被重视、被传承。毕昇的活字印刷，会从杭州走向汴梁，从大宋走向海外，成为五代乱世后，大宋留给世界最珍贵的技术遗产。”
此时的杭州崇文书坊，毕昇仍在灯下刻制新的泥字，他要赶在冬日前印完一批《孟子》，送给偏远州县的书院；柳开则拿着刚买的《论语》，在灯下抄写注解，准备寄给乡下的弟弟；周崇文则在整理订单，汴梁、洛阳、成都的书商纷纷来订购活字印刷的书籍——一场围绕“活字印刷”的文化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文化的断层，更开启了宋初文化繁荣的新篇章，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一个布衣工匠毕昇，在杭州书坊里，用一块胶泥、一把小铲，刻下的第一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