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炎汉王国的开拓与内治都进入了深水区。
西方，帝国的探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国内，改革的阵痛也开始显现。
甘宁带领着庞大的西洋舰队主力，勇敢地驶入了浩瀚无垠的“西海”——这片被后世称为大西洋的广阔水域。
他们的航程漫长而艰辛，历时近两个月，经历了无数的风浪和挑战。在这段艰难的航行中，舰队依靠着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全体船员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成功地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茫茫的大海上，舰队遭遇了难以预测的风暴，船只在狂风巨浪中摇摆不定，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噬。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了迷航的危机，一度在无边的海域中失去了方向。
在物资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淡水资源的短缺成为了舰队生存的最大威胁。然而，甘宁和他的船员们凭借着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智慧，利用天体和格物院的最新导航仪，最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经过长时间的航行，他们终于抵达了一片未知的海岸线。这片海岸线大致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至几内亚湾一带，对于甘宁和他的舰队来说，这里是一片全新的世界。
与之前韩涛发现的北部海岸不同，这里的植被异常茂盛，热带雨林几乎与海滩相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气候炎热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而蚊虫的肆虐更是给登陆的船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在这样的环境下，甘宁展现出了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他仔细观察了海岸线的地形，最终选择了一处河口地带作为登陆点。
这个河口地带可能是冈比亚河或其他类似的大型河流的入海口，地势相对开阔，有利于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更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充足的淡水供应，而且河口地带的地形为舰队提供了一定的天然屏障，有利于防御和建立临时基地。
甘宁的这一决策，不仅为舰队提供了必要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也为后续的探险和可能的殖民活动奠定了基础。
舰队的船员们在登陆后，迅速展开了对周围环境的探索和研究，他们记录下了丰富的地理信息和生物种类，为帝国带回了宝贵的海外知识。
而甘宁的舰队，也成为了帝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横渡大西洋，并在西非海岸建立据点的海军力量。
在登陆过程中，甘宁和他的部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当地土着的顽强抵抗。这些土着居民，可能是沃洛夫人、曼丁哥人等民族的先民，他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守护意志。
他们精通丛林生存之道，利用毒箭和长矛作为武器，在茂密的丛林中神出鬼没，给登陆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挑战。
甘宁知道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立足，必须首先确保部队的安全。因此，他果断下令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寨，以抵御可能的攻击。
他们利用强弩和火药武器构筑起一道防线，尽管火药武器的使用被谨慎控制，以避免过早暴露军事优势，但这些先进的武器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击退了土着的数次袭击。
在确保了安全之后，甘宁决定以皇帝和帝国的名义，正式将这个新建立的据点命名为“新洛阳”。
这个名字不仅承载着对帝国辉煌历史的致敬，更寓意着这里将成为帝国在西洋的新都城，象征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和影响力的延伸。
为了巩固这个新据点，甘宁立即组织起一支由精干人员组成的建设队伍。他们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建设工作，伐木筑城，修建码头，开辟通往内陆的小径。
这些工程不仅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更是为了确保物资的运输和后续部队的支援。甘宁深知，一个稳固的后勤保障是长期驻守和进一步扩张的基础。
与此同时，甘宁还派出了数支探险队，他们沿着河流向内陆进发，深入探索这片未知的土地。探险队的任务是收集关于内陆地理、资源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土着部落的情报。
这些信息对于制定未来的战略计划至关重要。探险队在行进中遇到了各种挑战，包括险峻的地形、恶劣的气候以及可能的敌对势力，但他们不畏艰险，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帝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探险队带回了令人振奋又警惕的消息：内陆存在着组织严密的部落联盟，他们控制着黄金和食盐的贸易，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初步的官僚体系（可能指向加纳帝国前身或类似政权）。这些“黑肤王国”的实力，似乎不亚于南方的阿克苏姆。
甘宁意识到，仅仅一个沿海据点远远不够。他一方面加紧建设“新洛阳”，将其作为未来经略西洋的根本；另一方面，则派出快船，将发现“新洛阳”及内陆强权的消息，分别送往神州帝国本土和炎汉王国，请求更多的支持和指示。
就在甘宁于西洋建立“新洛阳”的同时，炎汉王国内部，刘备和徐庶推行的深度改革也开始触及深层矛盾，引发了阵痛。
土地兼并初现，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部分汉人官僚和早期移民中的有权力者开始利用权力和财富，兼并那些不适应新税制或遇到天灾人祸的普通农民（包括汉移民和归附土着）的土地，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
文化冲突激化，由于王国强制推行汉话汉字、贬抑本地神灵的道教传播，虽然成效显着，但也引起了部分坚守传统的本地贵族和祭司的暗中抵制。
一些地区出现了秘密集会，传播不利于汉人统治的言论，甚至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
官僚系统的磨合出现难题，新试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虽然选拔出了一些人才，但也触动了原有以军功和归附为基础的贵族集团的利益。两者在官场上明争暗斗，行政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三角洲南部的一个县。一名汉人县令在推行土地清丈时手段粗暴，激化了与当地部落民的矛盾，又恰逢瘟疫流行，最终酿成了数百人规模的暴动。乱民杀死了县令，焚烧了官仓。
虽然暴动很快被张飞派去的驻军平定，但此事给刘备和徐庶敲响了警钟。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徐庶感叹道，“大王，我等推行王化，操之过切矣。”
刘备也从最初的震怒中冷静下来：“若非元直提醒，朕几忘昔日颠沛流离之苦。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不慎。”
他们迅速调整政策：放缓某些过于激进的同化措施，惩治了几个兼并土地过于严重的官员，加强了对基层吏治的监察，并派遣医官前往疫区救灾，缓和了紧张局势。改革在阵痛中继续前行，但节奏变得更加稳健。
南疆塞依旧平静，但张飞和徐庶的细作都察觉到阿克苏姆王国内部的不寻常。
老国王卡莱布的健康状况似乎出了问题，几位王子围绕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日益公开化。一些边境地区的阿克苏姆总督也开始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
“阿克苏姆若生内乱，于我而言，是机遇，亦是风险。”徐庶分析道，“机遇在于，我可趁机巩固南方，甚至……风险在于，若其陷入彻底混乱，边境失控，各种流寇、乱兵将蜂拥而至，反而更难管理。”
刘备下令，南疆塞继续保持最高戒备，同时加强对阿克苏姆内乱情报的收集，静观其变。
西洋的基石已经打下，王国的内部在阵痛中磨合，而南方的变局似乎近在眼前。
炎汉王国，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