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的麦浪刚刚褪去，寒风就裹挟着零星的枯叶掠过北大荒。在这个略显萧瑟的季节，大大家里住进来两位特殊的客人——省城下放的魏大夫和高大夫，他俩都是哈医大的高材生。
魏大夫第一次出现在大家视野里时，正站在卡车尾板上卸行李。他足有一米八五的个头，肩宽背厚，却在弯腰时被帆布箱磕了眼镜 —— 八百多度的镜片滑到鼻尖，露出一双有点变形的憨厚的眼睛。
妻子高延站在一旁，细高的身形裹在洗旧的蓝格布衫里，两条长辫子用浅褐色胶皮筋随意绑着，正踮着脚替丈夫扶正眼镜。
这对新婚夫妇的行李简单得可怜：两个柳条箱、一个行李卷，还有用麻绳捆着的十几本精装书。
文革初期，来马场安家落户知识青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勃利县的下乡青年，还有一类是省城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
魏大夫高大魁梧，小麦色的皮肤透着东北汉子特有的硬朗，他性格爽朗，有啥说啥，给人一种踏实感。可架在鼻梁上那副八百多度的厚眼镜，一看就是个整天泡在实验室的书呆子。
高大夫却和他完全不同。她细高的个子，身材苗条，杨柳细腰，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在后腰。略长秀巧的脸上，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总像藏着星辰大海。她见了人不说话，先抿嘴一笑，那股迷人的书香气随之便扑面而来。
高大夫叫高延，她的父母都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革命。因为她出生在延安，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父母就给她取名高延。
他们住过来的时侯，福元和德禄早已成家，孩子多了以后，大大盖的几间屋子早已经不够他们住了。福元调到了外地，家也搬走了。德禄在附近盖起了三间全连队最漂亮的新房子。
大院里空出来的两户，一户由英桂住着，另一户便借给了魏大夫他们两个人住，栀兰就是从那时候起，和他们做起了邻居。
栀兰看他们没有啥生活经验，又和英桂同龄，便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关照他们，大人孩子都和他们相处得特别融洽。
高大夫在卫生所做医生，魏大夫被分配到农工班，跟嘉濠他们一块去大地里劳动。高大夫笑他说，“你连韭菜和麦子都分不出来，咋去地里干活呀？”
他们读大一的时候去农村搞调研，望着路边一望无际的麦苗，魏大夫想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认真地问老乡，“你们种这么多韭菜能吃完吗？”
见老乡和同学们都哈哈大笑，魏大夫瞪着眼睛说，“笑啥？种这么多韭菜，咋吃啊？又不能卖。”
老乡掐了一个麦苗放到他鼻子上，“你闻闻，有没有韭菜味？”
他疑惑地看着麦苗，用手使劲捻了两下，一点韭菜味也没有。
从那以后，他才知道，路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碧绿的”韭菜“地，原来是小麦。
魏大夫到二队第一天，就赶上割黄豆。他穿着笔挺的黑呢子长裤，看着地上密密麻麻黄豆棵，站在那里看了半天，镰刀握在手里比划来比划去，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嘉濠割出去几十米了，回头一看，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子还站在地头上抓耳挠腮呢地比划呢。
成熟了的黄豆荚又尖又硬，把手刺得又疼又痒，他顾了左手顾不了右手，手上的镰刀怎么都不听使唤。没一会儿，黑呢子裤腿上割了好几道大口子。
“这样不行。” 嘉濠笑着走过来，“腰要往前伸，不能弯着，不然的话使不上劲不说，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你就疼得受不了啦。”嘉濠说着叉开两腿，先拉开架式，给他做着示范。
他左手扶住豆棵下边没有豆荚的地方，右手握住镰刀贴近豆棵的根部，右手往回拉，左手往前推，两个动作同时发力，趁碰着这个寸劲，豆棵“咔咔”地应声而倒，发出了清脆又悦耳的声音。
收工后回到家，高延正对着那条破裤子发愁。她同样也不会做家务，对着裤子上的破洞，束手无策。
看看实在缝不上了，干脆拿医用胶布直接给粘上了。黑裤子上歪歪扭扭地粘上一条白胶布，叫谁看上去都觉得有点不搭调，可是人家魏大夫一点也不嫌丑，就那那么大摇大摆地穿着。
从那以后，魏大夫的黑裤子上总是横一道竖一道，歪歪斜斜地粘着大白杠。头几天，工人们看到这奇怪的打扮，还会偷偷憋笑，可日子一长，大家见怪不怪，反倒觉得这的打扮才符合魏大夫的身份。
上午高大夫到场医院去领药，顺便买回一只大母鸡。栀兰带着孩子们在门前边玩边跟她聊着家常。
洗好的白条鸡躺在菜板上，旁边的小盆里还有一大把香菜。栀兰以为是要等魏大夫回来剁呢。
没想到高大夫竟然把整只都放到了锅里，然后又不慌不忙地一样一样往锅里放调料。她抓了一把盐放进锅里，紧接着又去抓了一把。
栀兰见状急忙喊道：“高大夫，我看你放完盐啦，再放就不能吃了。” 高大夫慢慢转过身，柔声细语地笑着说，“我再放点白糖。”
“啊？你说放点啥？”栀兰张着嘴，吃惊地不知道该说啥了，院子里看热闹的小孩也都瞪大了眼睛。
高延看到她们的表情，笑着说：“放点白糖能提味，跟我妈妈学的。” 她说话时，用手把长辫子揽到身后，蓝布衫领口露出细瘦的锁骨。
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飘出一股奇怪的混合香气。她用筷子扎了扎鸡肉，把香菜放了进去。
“你说高大夫是不是上学上傻了呀，炖鸡肉怎还能放白糖呀？这咸不咸、甜不甜的，得多难吃啊？最有意思的是，临出锅还放了一大把香菜……”回到家里。栀兰跟嘉濠小声说着这两个大学生的新鲜事儿。
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鸡肉最后会是什么味道，从小到大，在他们的认知里，炖小鸡就该放辣椒、放粉条或是放萝卜、放土豆什么的，高大夫这种奇怪的做法，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魏大夫是个热心肠，晚饭一过，他的小屋里就坐满了人，英桂、逸卿和筱媛他们每晚必到，大家都爱听魏大夫给他们讲的那些新奇又有趣的事。
在“靠边站”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东北人一年到头都是在炕上吃饭的。所以在东北，家家都有这种小炕桌。魏大夫每天晚上盘腿坐在炕上，桌子上放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的大白瓷缸子。
“你们知道吗？我们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见到标本，当场就晕过去了，脑袋磕在墙上，‘咚’的一声 ——”
孩子们听得屏住呼吸，高延则在一旁补袜子，偶尔插一句：“老李头的实验室养过一只会开门的猴子，后来被送去做药物实验了……”
有时讲得正投入，魏大夫会突然放个屁，他好像自己不知道那个玩意出来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地继续往下讲。
大人们没有任何反应，筱媛和表姐们也都像没听见一样，神态自然地往下听着。
逸卿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嗤嗤“地笑出了声。魏大夫一本正经地说：“你这小子，放个屁有啥笑的？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有屁不放不就憋坏了吗？”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他又接着继续讲着。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像魏大夫和高大夫这样的年轻人来到了马场。
他们中间有的是城里的学生，有的是干部子女，都怀揣着懵懂与迷茫，走进这片陌生的土地。起初，人们对这些 “文化人” 既好奇又有些隔阂，可朝夕相处中，彼此的距离渐渐拉近。
知青们被充实到各个岗位上，给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鲜事，他们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用书本里的知识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