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副部长张海洋那个预示着政治生涯转折的电话，让高育良在短暂的沉重后，迅速恢复了冷静与理智。
高育良深知，在调查组下来、自己正式退居二线之前这段时间，必须把手头几件关键的事情处理干净，不留后患，也为自己的其他门生和汉大政法的学子们尽可能地铺平道路。
在迅速在处理完其他几件事情后，剩下的就是侯亮平的问题了。
高育良在思索后，将电话打给了季昌明，季昌明接电话的速度很快。
“昌明同志，对侯亮平同志涉嫌渎职问题的调查，进展如何了？”高育良的语气平和，听不出太多情绪。
电话那头的季昌明似乎早就等着这个电话，连忙汇报：“育良书记，调查已经基本结束了。证据比较充分，主要是侯亮平在接到蔡成功对陈岩石同志的举报后，未按规定进行任何核实，也未进行研判，仅在询问笔录中简单记录‘举报内容不实’便归档处理，后续也未向相关领导和部门报告，确实构成了工作上的重大疏忽和渎职，客观上可能掩盖了问题，干扰了视线。只是侯亮平本人一直坚持辩解说，他的初衷是为了汉东的反腐大局，认为蔡成功是诬告，担心不实举报，并非故意要偏袒陈老或影响经济发展。对蔡成功的举报，他承认是程序上的疏忽，但坚决否认主观上存在任何偏袒或渎职的故意。”
季昌明顿了顿，似乎在字斟句酌：“不过，我们的同志在后续问询时，也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如果他不是主观上想要寻求某种庇护，或者与陈岩石同志存在超出工作范围的私人交往乃至利益输送，为什么在被停职反省期间，几乎天天泡在陈岩石家里，甚至帮着锄地、浇花、干杂活？这种过于亲密、超出常理的举动，很难用简单的尊重老同志来解释。对此，他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沉默，或者说一些‘陈老是我尊敬的长辈’之类的空话。”
侯亮平的情况已经很清楚，证据链和逻辑都指向侯亮平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他的辩解在“天天泡在陈岩石家干活”这一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但季昌明汇报完后，却迟迟没有主动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他在等待高育良的指示。
季昌明内心非常清楚，对侯亮平进行处理，尤其是较重的处理，很可能会得罪侯亮平背后那位在帝都妻子钟小艾。他季昌明不想当这个恶人，也不愿承受来自钟小艾可能的压力和未来的记恨。但他也知道，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高育良和省政法委绝不会允许侯亮平的问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就在等高育良的明确指示，以便自己可以“奉命行事”，最大限度地规避掉主要责任。
高育良立刻洞悉了季昌明那点小心思。高育良内心暗叹季昌明到底还是少了些魄力，但语依旧给出了明确的指示。
“昌明同志，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就不要再犹豫了。我们是执法机关，是纪律部队，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纪律的刚性，不能因为涉及到谁的家眷就网开一面，那会寒了广大干警的心，也会损害我们检察院的公信力。对于侯亮平同志的问题，我和省政法委的意见是，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分。考虑到其行为造成的客观不良影响和暴露出的问题性质，建议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过处分。”
侯亮平的这个处分，将如同一个醒目的污点，对其未来的晋升必然产生影响，至少在未来两年内很难得到提拔重用，其政治前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处分并未一棍子打死，保留了其公职和党籍，没有撤职，更没有移交司法，也算给了钟小艾那边一个交代，没有彻底撕破脸，保留了日后转圜的余地。
高育良要求季昌明迅速处理侯亮平，不仅是为自己政治生涯收尾的考量，也是不给后续接手汉东政法工作的新领导留下麻烦，留一份香火情，将来无论谁来接替自己，对汉东大学政法系走出去的其他同志，总归不会留下太差的印象，不至于赶尽杀绝。一个稳定、有序过渡的政法系统，对汉东政坛才是最重要的。
高育良的声音顿了顿，仿佛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至于钟小艾同志那边如果有什么想法，就让她来找我吧。所有决定，是我高育良做的，我一力承担。反正我很快也要退居二线了，一个闲人，再有什么，也无所谓了。做事，总要留有余地，山不转水转。”
这番话，既是明确交代，也为季昌明卸下了心理包袱。
季昌明闻言，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刻表态：“是，育良书记！我明白了，请您放心，我们检察院一定严格按照您和省政法委的指示和纪律规定，尽快履行程序，下达处分决定，绝不影响大局稳定！”
至此，侯亮平的命运被暂时定格。这位曾经在帝都意气风发的空降汉东反贪局长，最终因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天后，汉东省委办公厅接到了中组部的正式通知：中组部派出的工作组即将赴汉东，就高育良同志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消息像一阵无声的风，迅速吹遍了省委省政府的每一个角落，引发了各种猜测和暗流。
调查组的抵达，低调而迅速。他们没有过多的寒暄，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调查组抵达汉东后，首先与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长刘长生进行了会谈。会谈在省委小会议室进行，气氛严肃。调查组详细询问了刘长生对高育良长期工作的总体评价、个人能力的看法，以及对其此次所犯错误性质的认识。刘长生的回答谨慎而客观，既肯定了高育良“在汉东政法战线工作多年，熟悉业务，有思路，有魄力，为维护汉东的社会稳定和法治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也对高育良“隐瞒个人重大事项、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表示了惋惜，认为这反映了“个别高级干部党性修养放松、组织观念淡薄”的问题。刘长生自始至终，没有对高育良的差话。
随后，调查组一行来到了汉东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在沙瑞金的病房里会见了他。尽管沙瑞金脸色依旧有些苍白，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但在妻子王惠的陪伴下，沙瑞金强打精神，努力展现出恢复良好的状态，甚至试图坐得更直一些。
面对调查组的询问，沙瑞金对高育良的评价则要复杂和尖锐得多。沙瑞金着重强调了高育良在“汉大帮”问题上的倾向性、“对政法系统干部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导致个别干部权力膨胀、作风霸道”，以及其“个人事项报告不实的行为对省委班子团结和汉东政治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调查组按照程序，与高育良本人以及其他省委班子成员进行了单独谈话。在与高育良谈话时，地点特意安排在了他的办公室。高育良的态度异常诚恳，高育良完全没有为自己辩解，全面承认了自己在婚姻状况变动后未及时向组织报告的错误，深刻剖析了自己“党性原则不强、组织观念淡薄、对个人要求放松”的思想根源，表达了深深的悔恨和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理的决心。
高育良甚至主动谈到了对身边工作人员、下属干部教育管理不够严格的问题，展现了极大的担当。高育良坦率认错、不推诿、不狡辩的态度，反而让调查组的成员有些动容，原本因沙瑞金的评价而存在的些许审问意味也淡化了不少。
与其他常委的谈话，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除了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大多数常委在评价高育良时，都或多或少地表示了对其工作能力的肯定，尤其是对其在政法系统多年耕耘、维护稳定方面的成绩给予了认可。
然而，表面上调查组的核心任务是核实高育良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部委主要领导的安排，他们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借这次调查之机，暗中观察和评估沙瑞金的真实健康状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达功、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情况。
这些深层次的考察，渗透在调查组与每一位汉东省委常委的谈话细节中。调查组会不经意间询问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看法，引导对方评价主要汉东省经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汉东反腐工作的最新进展和省纪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汉东省的权力棋局，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正因这支来自帝都的调查组的到来，进行着一场无声却至关重要的重新评估与排列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