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省厅审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省委大院高育良的家中书房，却是烟雾缭绕。
高育良独自一人深陷在宽大的皮椅里，面前的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如同他此刻纷乱而沉重的心绪。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窗外的天色从暮色四合到彻底漆黑，他却恍若未觉。
吕州市那起轮奸案，祁同伟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插手，试图包庇他那几个畜生亲戚！这件事虽然被赵达功雷霆手段压了下去，祁同伟也因此丢了公安厅厅长，但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吗？高育良不敢深想。他太了解祁同伟了，野心勃勃，善于钻营，而且……胆大包天！祁同伟在外面，顶着“汉大帮”领头羊之一的名号，背着他这个老师，究竟还干了多少无法无天的事情？
尤其是，祁同伟与老书记赵立春那个儿子赵瑞龙之间的勾连！
想到赵瑞龙，高育良的心就更沉了几分。那是汉东有名的纨绔，手伸得极长，吕州月牙湖美食城就是他的“杰作”之一。祁同伟与赵瑞龙搅和在一起，能干出什么好事？
高育良几乎可以断定，那里面的水，深得能淹死人！而自己，多年来因为与赵立春的提拔之恩，因为所谓“汉大帮”的香火情，有意无意间，是否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伞”？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与祁同伟、与赵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而最近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更是让他如坐针毡，赵瑞龙竟然同意将吕州月牙湖美食城让出来了！
尽管表面上是沙瑞金借着环保和民意的压力推动的，但赵家如此爽快地放手这块肥肉，这本身就不正常！高育良在宦海沉浮几十年，政治嗅觉极其敏锐。他瞬间就意识到，这绝不是简单的退让，这很可能是赵立春在察觉到风向不对后，进行的战略收缩，甚至是……断尾求生！赵家准备把自己撇干净了！
这意味着，帝都的政治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即将图穷匕见！ 沙瑞金携中央权威而来，步步紧逼；赵立春家族深耕汉东多年，树大根深；而现在，赵家可能准备弃车保帅，那么，他们弃掉的“车”会是谁？自己这个与赵家、与祁同伟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大帮”领头人物，会不会成为被抛弃、甚至是被推出去顶罪的那一个？
不能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了！祁同伟这个脓包已经被捅破，脓液正在流出，很快就会引来更多的苍蝇和更严厉的审视。赵家的异常举动更是表明。
他必须自救！必须抢在风暴彻底将他吞噬之前，主动破除自己身上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政治软肋！
这个软肋，就是他多年前那段未曾向组织如实报告的婚姻变动。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平时，或许只是作风问题、纪律问题。但在眼下这个敏感的时刻，如果被对手拿来做文章，完全可以上升到“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高度，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其被人揭发，不如主动坦白！争取一个主动的姿态，或许还能赢得一丝喘息之机，至少，能避免在最致命的问题上被人攻击。
想通了这一切，高育良的眼神变得决绝。他深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然后将烟蒂狠狠摁灭在早已满溢的烟灰缸里，仿佛要将所有的犹豫和侥幸也一并摁灭。
他拿起电话，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凝聚起全身的勇气，缓缓拨通了一个记忆深处的号码。
这个号码的主人，是他在中组部担任副部长的老同学：张海洋。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一个沉稳而略带诧异的中年男声传来：“喂？哪位？”
“海洋兄，是我，育良。”高育良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沉重，甚至还有些沙哑。
电话那头的张海洋显然意识到了不寻常，声音立刻严肃起来：“育良？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事了？”他了解高育良，不是到了万分紧要的关头，绝不会在这个时间用这个号码联系他。
高育良沉默了几秒钟，仿佛在积聚着最后的力量，然后才用一种沉痛的语调开口：“海洋，我……我是向你，并通过你，向组织承认错误来的。”
高育良不再犹豫，将自己思虑已久的“错误”和盘托出：“是我的个人问题。大概在08年的时候，我的婚姻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动。但是……但是由于我个人思想上存在严重的负担，爱惜羽毛，过分顾虑政治声誉和影响，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一直没有，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主动地向组织报告这一重大事项。”
“这件事，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高育良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懊悔，“最近，目睹汉东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深受触动，也进行了痛彻心扉的自我反省。我意识到，隐瞒和逃避是极其错误的，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我不能再错下去了，必须直面错误，承担责任。”
他顿了顿，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这也是他打这通电话的核心目的：“所以，我思考再三，决定越过汉东省委，直接向中央，向你，先进行口头汇报，承认错误。具体详细的情况说明，我会尽快以书面形式邮递给你。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审查和处理。”
电话那头的张海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立刻就从高育良这番看似检讨个人问题、实则蕴含了复杂政治信号和急切情绪的表述中，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
高育良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用这种越级汇报的方式，坦白一个陈年旧事，这绝不仅仅是检讨作风问题那么简单。这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主动“排雷”，一种在更大的战斗来临前，抢先把自己相对较轻的“把柄”交出去，以争取主动、避免被更严重问题牵连的策略性自保。
张海洋沉吟良久，终于开口，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带着组织工作者特有的审慎和原则性，但话语深处，也隐含着一丝对老同学处境的复杂心绪：“育良啊……你能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承认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也是正确的。说明你经过反思，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组织。”
张海洋话锋一转，语气极其严肃：“但是，你要清楚，这件事的性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严肃的组织纪律，是检验干部对党是否忠诚老实的重要标尺。你长期隐瞒，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原则性的错误，这一点，你必须要有最清醒的认识。”
高育良在电话这头连忙应道：“是，是，海洋兄，我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和处理。”
张海洋继续说道，给出了一个符合程序、也留有空间的回应：“这样吧。你的这个口头汇报，我收到了。但是，组织程序必须遵守。等正式收到详细的情况说明书面材料之后，我会按照相关规定和组织原则，向部主要领导，以及相关的领导同志进行反映和汇报。最终如何处理，需要由组织上来研究决定。”
张海洋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拒之门外，这已然是他在职责范围内，所能给予高育良的最大限度的回应和默契。
高育良心中那根紧绷的弦稍稍松弛了一些，张海洋的态度在他的预料之中，这已经是他能争取到的最好局面。他感激地说道：“谢谢你，海洋！我明白，一切都按组织程序来。我会尽快把材料准备好。”
“嗯。”张海洋轻轻应了一声，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悠长的话，“育良，……保重。”
挂断电话，高育良仿佛虚脱一般，瘫坐在椅子上。
这步棋，兵行险招，等于将自己的政治声誉和前途主动交了出去。但他别无选择，在汉东这盘已然杀机四伏的棋局上，他必须先手“扑劫”，舍弃边角，以求在后续的斗争中不至于瞬间崩溃。接下来，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组织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