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3 月 18 日，辰时，三兴集团办公室
香江的晨雾还未散尽，周明远的办公桌上已摊开一叠泛黄的文件 —— 那是老陈从北京捎来的 “一五计划” 纲要复印件，红笔勾出的 “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字样，被他反复摩挲得有些模糊。窗外，皇后大道上的货车正忙着装卸机械零件，喇叭声混着码头的汽笛声，织成香江制造业崛起的晨曲。
“先生，这是内地发来的设备需求清单，鞍钢、长春一汽都在列。” 文三儿推门进来，手里的文件夹还带着油墨味，他如今已是集团副总，却仍习惯像从前那样，先把文件递到周明远面前。见老板盯着 “一五计划” 纲要出神，他也凑过去，指尖点在 “156 个重点项目” 上：“光鞍钢就要十台大型轧钢机，咱们现有的库存不够，要是从欧洲进口，至少要半年 —— 可一汽的工期不等人。”
周明远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抽屉里拿出 1948 年的航运报表，与眼前的需求清单并排放着。“你看，四年前咱们只能靠‘伪装订单’运设备，现在能光明正大接内地的重点项目，这就是变化。” 他的指尖在两张纸上划来划去，眼神里满是思索，“但光靠‘运’不够 —— 一五计划要的是‘自主工业体系’，咱们只送设备，他们后续还是会被技术卡脖子。”
这番话让文三儿愣了愣。他原本想着赶紧调货、赶工期，却没往长远想。“您的意思是…… 要帮他们培养技术人员？” 周明远点头，从纲要里抽出一张纸条，上面是老陈手写的 “内地技术工人缺口”：“我跟华南局谈过，准备在香江办个‘机械培训班’，把咱们的师傅派过去，教他们修机床、调参数。短期看会耽误咱们的生产，但长期看，他们能自己维护设备，才是真的帮他们建工业。”
文三儿拿起纸条，心里忽然亮堂起来。他想起 1943 年在北平制铁所，劳工们连机床开关都不会碰，只能被日军打骂。“我去安排！” 他转身要走，又被周明远叫住。“等等，” 老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机械工程手册》，扉页上写着赵师傅的名字 —— 那是 1950 年赵师傅托祥子带来的，“把这个也带上，里面有赵师傅画的维修图，比咱们的手册更接地气，内地的工人用着顺手。”
1954 年 7 月 25 日，未时，广州技术对接会
广州的暑气正盛，对接会的会议室里却气氛热烈。周明远坐在主位，对面是长春一汽的工程师们，桌上摆着三兴集团研发的 “小型精密车床” 样品 —— 这是他们花了八个月，针对内地工厂的电压、工况改造的机型，比进口设备便宜三成，还能兼容国产零件。
“周总，这车床的主轴精度够，但咱们的工人实操时，总调不好进给量。” 一汽的王工程师皱着眉，递过来一份测试报告，上面记录着十几次失败的数据。文三儿刚要解释 “是操作问题”，周明远却先接过报告，仔细看了起来。
“不是工人的问题。” 他突然开口，手指点在 “进给量参数表” 上，“咱们的参数是按欧洲标准设的，可内地用的钢材含碳量更高，得把进给量调低 15%。” 说着，他拿起笔，当场修改参数，又画了个简易的调节示意图，“你们回去试试，要是还不行，我让咱们的师傅去长春驻场。”
王工程师又惊又喜，连声道谢。散会后，文三儿不解地问：“先生，您怎么知道是钢材的问题？咱们没做过国产钢材的测试啊。” 周明远笑着从包里拿出一封家书，是祥子写来的，里面提了句 “北平钢厂的钢，比以前硬多了，就是不好加工”。“你看，” 他晃了晃信纸，“这些‘小事’里藏着大问题。内地的工业基础和欧洲不一样，咱们不能照搬老经验，得跟着他们的实际情况调整 —— 这就是做‘本土化’，比单纯卖设备更重要。”
当天晚上，周明远在日记里写道：“一五计划不是‘生意’，是‘伙伴’。伙伴需要的不是‘成品’，是‘一起解决问题的能力’。今日改车床参数，悟得：支援家国，要懂其需、适其情，而非居高临下。”
1955 年 11 月 10 日，亥时，三兴集团工厂车间
夜色中的车间灯火通明，最后一台 “定制款轧钢机” 正被装上货车，车头挂着红绸 —— 这是发往鞍钢的第十台设备，也是一五计划中 “鞍钢改扩建” 项目的最后一批订单。文三儿站在车间门口，看着货车缓缓驶离，转身却见周明远正蹲在地上，看几个年轻工人拆卸旧机床。
“先生，您怎么还没走？” 周明远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指着旧机床的齿轮：“这台是 1948 年从德国买的，现在跟不上内地的需求了，但里面的齿轮还能用，拆下来给培训班当教具正好。” 他顿了顿，眼神里有些感慨，“我在想，等一五计划结束，咱们是不是该往‘研发’转 —— 光改造别人的设备不够，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样不管是香江还是内地，咱们都能立住脚。”
文三儿心里一动。这几年跟着周明远，他从 “执行命令” 变成了 “一起思考”，此刻也忍不住说：“我跟培训班的师傅聊过，他们说内地现在缺‘自动化机床’，要是咱们能搞出来，比进口的便宜，肯定能帮上大忙。”
“好想法！” 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 是祥子寄来的，北平顺和茶馆门口，挂着 “农机维修站” 的牌子，小马儿穿着工装，正帮老乡修抽水机。“你看，小马儿都能独当一面了。” 他把照片递给文三儿，“咱们在香江做的事，最终都能在北平、在长春、在鞍山看到结果，这就是咱们坚持的意义。”
车间外，香江的夜空里挂着疏星。周明远望着北方，想起 1937 年在北平狼烟里的逃亡，想起 1949 年在香江听开国大典的激动，再到如今参与一五计划的建设，心里忽然清明：所谓 “扎根香江”，从来不是 “远离故土”，而是以香江为桥，把外面的技术、经验，变成内地工业的 “砖瓦”；所谓 “初心”，也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跟着时代走，用新的能力，做新的贡献。
文三儿握着那张照片，忽然说：“先生，明年培训班想招几个北平来的年轻人，让他们学完回去，也能像小马儿一样，帮老乡修机器。” 周明远笑着点头：“好啊，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北平接他们 —— 我也想看看，顺和茶馆的炸酱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货车的尾灯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载着轧钢机，也载着两人的思考与期盼，驶向内地。车间里的机床还在 “嗡嗡” 作响，像是在为这个正在崛起的时代，奏响新的节拍。
1963 年 7 月 1 日，午时，三兴电子元件厂车间
香江的酷暑裹着塑胶味扑面而来，周明远站在新落成的电子元件车间里，看着流水线上细小的晶体管在女工指尖流转，眉头却微微蹙着。三年前力排众议从机械制造转向电子业时，董事会半数人反对 ——“咱们懂机床，不懂电子，这是把钱扔水里！” 可他攥着《南华早报》上 “美日电子产业外迁” 的报道，心里却有另一番盘算：机械是 “重器”，电子是 “血脉”，一五计划后内地工业起来了，迟早要用到电子元件，现在不布局，将来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要技术。
“先生，美国飞利浦的十万个晶体管订单，生产部说下周能交货。” 文三儿快步走来，鬓角已染霜，手里的生产报表却记得工工整整。他顺着周明远的目光看向流水线，忽然明白老板的顾虑：“您是担心内地的收音机厂？我刚跟老陈通了电话，他们这个月的元件缺口有十五万，咱们的产能刚好能补上，就是要推掉飞利浦的后续订单。”
周明远没有立刻点头，而是走到车间角落，那里放着台 1955 年发往鞍钢的轧钢机模型，铭牌上的 “三兴制造” 早已氧化发黑。“你还记得一五计划时，咱们为什么要办培训班吗？” 他突然开口，指尖划过模型的齿轮，“不是为了赚一次设备钱，是要跟内地的工业绑在一起。现在他们要搞‘村村通广播’，缺的就是这些晶体管 —— 飞利浦的违约金能赔，但老乡们等不起收音机里的新闻。”
文三儿心里一震。他原本算着违约金的数字，却忘了老板常说的 “产业共生”。“我这就去调整生产计划，优先供内地！” 看着文三儿匆匆离去的背影，周明远摸出怀里的《机械工程手册》—— 赵师傅 1950 年送的那本，里面还夹着小马儿 1956 年寄来的信，说在北平农机厂学会了修拖拉机。他轻轻摩挲着纸页，忽然觉得，从轧钢机到晶体管，变的是产品，不变的是 “帮着内地建工业” 的念想。
此时的香江已成为亚洲制造业重镇，三兴集团借着电子转型的东风，船队规模扩展到 12 艘，其中 “北平二号” 货轮正往返于香港与鹿特丹，将香江造的电子元件运往欧洲。车间外，运输卡车排队装货，车身上 “三兴制造” 的新标识在阳光下发亮，旁边停着的 1955 年款吉普车，车头 “北平号” 的金属牌被摩挲得能照见人影 —— 那是当年去广州对接会时用的车，周明远一直没舍得扔。
1974 年 9 月 15 日，申时，三兴集团董事会会议室
烟味裹着焦虑在会议室里弥漫，石油危机的阴影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航运业亏损报表摊在桌上，红色的赤字数字刺得人眼疼，有董事拍着桌子喊：“把船全卖了！留着就是烧钱，地产现在火，咱们转去盖楼！”
文三儿猛地站起来，手里的搪瓷杯 “砰” 地砸在桌上 —— 那是 1966 年周明远访京时，周恩来总理赠送的，杯沿早有磕碰。“航运是咱们的根！1948 年要是没‘三兴号’，设备怎么运去内地？现在说卖就卖？” 他的声音发颤，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周明远沉默着转动搪瓷杯，目光落在墙上的地图上，手指最终停在深圳蛇口 —— 一个在当时还只是小渔村的地方。“卖三艘老旧货轮，保留五条核心航线，剩下的钱投去蛇口建仓储中心。” 他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石油危机总会过去，但内地的潜力是无限的。现在港英当局搞‘十年建屋计划’，地产是热，但咱们是‘实业起家’，不能忘了为什么来香江。”
有人追问：“蛇口就是个渔村，投钱进去能有什么用？” 周明远从抽屉里拿出老陈上月寄来的信，里面夹着张蛇口的照片，渔民正在滩涂上筑路。“老陈说，内地早晚会打开大门，蛇口离香港最近，将来肯定是物资进出的关口。” 他把信推到众人面前，眼神里满是笃定，“咱们现在建仓储，等大门开了，就能第一时间把设备、零件送进去 —— 这不是赌，是跟着家国的脚步走。”
这个在当时被视作 “疯狂” 的决定，后来成了三兴集团的 “救命棋”。石油危机过后，其他航运巨头因无船可运陷入困境，三兴却凭着保留的航线和蛇口仓储，迅速抢占了内地开放后的第一波物资转运商机。
1984 年 10 月 1 日，辰时，深圳三兴工业园奠基现场
鞭炮声震得人耳鼓发疼，周明远穿着中山装，握着铁锹铲下第一抔土 —— 这是三兴在大陆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占地百亩，专门生产微型电机。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蛇口工业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招牌格外醒目，不远处，香港招商局的码头正忙着装卸集装箱，起重机的轰鸣声与奠基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
“周老，这是特区政府给的‘三来一补’政策文件，您看还有什么要调整的？” 方晓军递来文件夹，他是方景林的儿子，如今是深圳市外资局干部，父亲去年去世前，特意叮嘱他 “多帮周叔叔把事办扎实”。
周明远接过文件，指尖在 “税收减免” 条款上停留片刻，却忽然抬头问：“深圳本地的技术工人够不够？要是不够，咱们还按老规矩，在厂里办培训班，让香江的师傅过来教。” 方晓军愣了愣，随即笑着点头：“您还是老样子，总想着帮我们培养人。”
“不是帮，是一起干。” 周明远指着奠基碑上的 “1984-”，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从 1948 年在香江开机械商行，到 1984 年在内地建工业园，三十六年过去，他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把 “三兴” 的牌子立在故土上。不远处，文三儿正跟施工队交代 “要用内地产的钢筋”，声音洪亮得像当年在北平胡同里吆喝 —— 只是如今，他吆喝的不再是洋车，而是实业兴邦的希望。
此后十年，三兴集团跟着内地开放的步伐不断延伸：上海浦东的精密仪器车间、天津的造船厂、成都的电子组装基地……1997 年香港回归那天，周明远带着文三儿站在会展中心外，大雨滂沱中看着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一同升起，文三儿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当年北平顺和茶馆的铜制茶牌，声音哽咽：“先生，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 以后再也不用分‘内地’‘香江’了。”
2008 年 8 月 8 日，未时，北京三兴养老院露台
初秋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周明远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眼神虽浑浊，却紧紧盯着电视里奥运会开幕式的烟火。护士帮他调整靠枕时，发现他手里攥着两样东西：一枚 1937 年的北平城防徽章，边缘早已磨平；一本磨破封皮的日记本，扉页上 “周明远” 三个字依旧清晰。
“爷爷，上海的芯片工厂又拿了国际订单！” 重孙周向北举着平板电脑跑进来，屏幕上是三兴集团的新闻 —— 如今的三兴已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与物流企业，在内地有 28 座工厂，年营收超千亿，研发的芯片能用于国产大飞机。
周明远的手指在平板屏幕上轻轻划过，忽然指向 “上海” 两个字。周向北知道，爷爷是想起了 1952 年那个跨年之夜，曾说要把工厂开到上海。他凑到爷爷耳边大声说：“爷爷，咱们上海的工厂里，还有您当年设计的机床图纸呢，师傅们说，那图纸现在还能用！”
周明远的嘴角慢慢勾起，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他想起 1943 年在北平截日军机床的夜晚，想起 1955 年送轧钢机去鞍钢的货车尾灯，想起 1984 年深圳奠基时的那抔土…… 七十多年的时光像电影般闪过，最终定格在顺和茶馆的老照片上 —— 那是 1952 年香江码头，他和文三儿、祥子站在 “北平号” 货轮前，笑容明亮得像当时的阳光。
当晚，周明远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 90 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发现新写的字迹，笔锋颤抖却有力：“从狼烟北平到盛世中国，此生踏浪而行，终不负时代，不负家国。”
2008 年中秋，北平顺和茶馆重新装修，新掌柜在墙上挂起了那帧老照片，下方摆着台 1950 年广州产的发电机模型，铭牌上 “三兴制造” 四个字被擦拭得锃亮。往来茶客驻足观看时，总会有人说起：“听说这台机器，当年点亮了北方好几个村子的灯呢……” 声音轻轻的，却像跨越世纪的回响，在胡同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