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的阳光似乎也难以穿透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上空的阴云。五十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在华盛顿游荡，冰冷的吐息蔓延至学术殿堂的每个角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的传票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无数知识分子头顶，尤其那些拥有外国背景、从事敏感研究的学者。
钱雪生教授的世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
他那间堆满书籍与图纸的办公室，曾是空气动力学前沿思想的温床。如今，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压力。原本热烈的学术讨论变得谨慎，同事们相遇时眼神闪烁，匆匆点头便各自走开，生怕多说一句便会惹上嫌疑。
麻烦始于三个月前一封匿名举报信，指控钱雪生“可能利用其华裔身份，将敏感火箭研究资料泄露给共产主义中国”。证据？不需要确凿证据，怀疑本身就是罪名。
安全许可被立即无限期吊销。这意味着他无法再接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他领导的几个火箭推进与高速空气动力学课题被迫中止，团队成员被分流。学术生命线被硬生生掐断。
“钱教授，我们很遗憾，”系主任找他谈话，脸上带着尴尬，“这是上面的决定……你知道现在的气氛。暂时……休息一下也好。”
休息？钱雪生看着自己半生心血的研究笔记被封存，心中一片冰凉。他想起当年怀着科学理想远渡重洋，如今却因血脉而被打上“不忠”的烙印。
更令人窒息的是无处不在的监视。
他家公寓楼下总停着一辆不起眼的黑色雪佛兰，车里坐着面无表情的男人，日夜轮班。他出门，那辆车便缓缓尾随。电话里偶尔传来杂音，邮件也有被拆阅的痕迹。
FbI探员定期“拜访”，语气礼貌，问题却咄咄逼人。
“钱教授，请解释你与北平大学xx教授的通信内容。”
“你是否与苏联代表有过私下接触？”
“你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你是否考虑返回中国？”
钱雪生一律以“纯学术交流”、“无可奉告”或“我是美国永久居民，致力于科学”应对。他深知，任何一句带有倾向性的话都可能被曲解，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内心的愤怒与无奈交织。科学本应无国界，但现实是，科学家有国籍——在特定政治狂热下，这成了原罪。他想起爱因斯坦也曾遭受迫害，不禁苦笑。历史的荒谬总在重演。
同事们大多避之不及。少数敢和他说话的，也只能在无人角落低声安慰：“坚持住，钱，这荒唐的风气总会过去。”但谁知道要多久？一年？十年？他的学术黄金期正被白白消耗。
他曾是加州理工的明星教授，国际空气动力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如今，他像被隔离的病毒携带者，学术活动停滞，外部评审与会议邀请被单方面取消。一些激进学生甚至在他办公室外举牌抗议，喊着“红色中国间谍滚出校园”，尽管他从未被起诉，更未被定罪。
他的生活简化成两点一线：被监视的公寓与被孤立的办公室。曾经门庭若市的办公室，如今冷清得只剩他翻阅旧资料的声音。
一位犹太裔老教授私下告诉他：“钱，他们找不到证据，但可以用‘潜在风险’的名义拖着你，直到你自行离开或精神崩溃。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自行离开？钱雪生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辆黑色雪佛兰，嘴角泛起苦涩。他能去哪？回那个阔别多年、已被红色浪潮席卷的故土？道路阻隔，前途未卜。留在美国？像折翼之鸟困在镀金的笼中，看着才华一点点锈蚀。
他感觉自己像实验室里被注射抑制剂的小白鼠，活动范围被无形压缩，只能在有限区域内徒劳打转。
黄昏降临，校园披上暮色。钱雪生没有开灯，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写满偏微分方程的计算纸。窗外的世界依旧繁华，但他的世界，只剩下这一小片被阴影笼罩的天地。
半软禁状态中，学术生命在缓慢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