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一声沉重而悠长的汽笛声中，彻底挣脱了江城站的束缚，开始加速。车窗外，站台上那些挥动的手臂、模糊的泪眼、声嘶力竭的呼喊，以及整个熟悉的城市轮廓，都被迅速拉长、扭曲，最终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消失在冬日灰蒙蒙的地平线下。
车厢内，短暂的骚动过后，陷入了一种近乎凝滞的沉闷。
离愁别绪像浓稠的雾，弥漫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许多人还保持着望向窗外的姿势，尽管窗外已是飞速掠过的、千篇一律的枯黄田野和光秃秃的树林。低低的啜泣声在硬座车厢的各个角落隐约可闻，尤其是那些女同学，再也忍不住，用手帕或袖子捂住脸，肩膀微微抽动。男同学们则大多沉默着，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或茫然地盯着对面椅背上的某一点，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波澜。空气中混杂着人体拥挤产生的汗味、劣质烟草味、以及行李中散发出的食物和尘土的气息。
林卫东靠窗坐着，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目光没有焦点地投向窗外。母亲最后的泪眼，父亲沉重的拍打，庆兰强忍悲伤塞给他手套时的触感……一幕幕在他脑海中反复闪现，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未来的不可知，与前路的茫然交织在一起，让这份离别的伤感变得更加沉重。
这种压抑的气氛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单调而重复的“哐当哐当”声，充斥着每个人的耳膜。
“咳！”突然，车厢中部响起一声清亮而故意的干咳，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一个身材高壮、脸庞黝黑、戴着顶旧军帽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看起来精神头十足，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完全没被离别的愁绪所感染。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
“同志们！同学们！咱们这是干嘛呢？”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天生的乐观和感染力，“咱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建设三线，去为祖国贡献青春！这是光荣的任务，是大好的前程！怎么一个个都蔫头耷脑的？像打了败仗似的！这可不像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啊！”
几句话，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有人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有人皱起眉头，似乎嫌他破坏了气氛；但也有人眼中闪过一丝认同。
林卫东也被这声音吸引，转过头望去。
那高壮青年见有了听众，更来劲了，他清了清嗓子，挥起手臂打起了拍子，高声起头：
“来来来！咱们唱起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预备——起！”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安家——”
起初，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放声高歌，声音算不上优美，但极其响亮，充满了力量感。车厢里大多数人依旧沉默，甚至有人投去怪异的目光。
但他毫不在意，继续奋力地唱着：
“祖国要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
渐渐地，开始有零星的声音加入进来。先是坐在他旁边的几个男同学，似乎被他的情绪感染，小声地跟着哼唱。接着，像是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了涟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抬起头，张开嘴。歌声从微弱变得清晰，从稀疏变得汇聚。
当唱到“哎！祖国要我守边卡，边防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芽——”时，几乎整个车厢的人都加入了这场突然其来的大合唱！
歌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充满激情。它仿佛具有某种魔力，瞬间冲散了弥漫的离愁别绪，将一种集体主义的豪情和自我激励的亢奋注入了每个人的胸膛。人们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宣泄口，通过这熟悉的、充满力量的旋律，来驱散内心的不安，证明自己的决心，也彼此取暖。
“对！就是这样！唱起来！咱们是去干革命的！不是去哭鼻子的！”那高壮青年一边用力打着拍子，一边大声鼓励着，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林卫东看着这景象，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是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近乎本能的情绪调动和自我安慰，但不可否认，这雄壮的歌声确实让他的胸腔热了起来，那股沉甸甸的压抑感似乎被冲淡了不少。他也跟着轻声哼唱起来，一种奇异的集体归属感在歌声中慢慢滋生。
一曲唱罢，车厢里的气氛彻底变了样。哭声停止了，沉闷被打破了。人们的脸上有了血色，眼神也活泛起来。虽然前途依旧未知，但一种“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从事伟大事业”的悲壮豪情弥漫开来。
那高壮青年满意地看着大家，像个得胜的将军。他一屁股坐在林卫东对面的空位上（刚才有人去上厕所了），伸出大手，爽朗地笑道：“你好！我叫马志军，北航毕业的！刚才看你也唱得挺带劲，是条汉子！怎么称呼？”
林卫东也笑了笑，伸手与他相握。马志军的手劲很大，握得他生疼。“林卫东，哈军工的。”
“哈军工？好地方啊！”马志军眼睛一亮，“那可是顶尖学府！咱们这车人里，藏龙卧虎啊！以后到了基地，互相照应！”
两人正说着，旁边一位一直安静看书的中年人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温和地插话道：“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
林卫东和马志军同时看向他。这位中年人约莫四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虽然坐着，也能看出身材清瘦，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沉静而睿智，透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卷了边的外文技术书籍。
“您好！您是……”林卫东礼貌地问道。
“我姓徐，徐志远。从上海来的，以前在机电研究所工作。”中年人温和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你们可以叫我徐工。”
“徐工您好！”马志军快人快语，“您也是去三线？”
“是啊，”徐工点点头，目光扫过两个年轻人充满朝气的脸，又看向车厢里其他情绪重新高涨起来的青年们，眼神变得有些复杂，既有欣慰和期许，也有一丝深深的、难以言表的忧虑，“和你们一样，响应号召。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像看到了希望。”
但他的语气里，似乎隐藏着比年轻人更多的沉重。林卫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感觉这位徐工，和身边热情外露的马志军似乎不太一样。
就在这时，一位五十多岁、脸庞黝黑布满皱纹、穿着旧铁路制服的老列车员，拎着一个巨大的铝制开水壶，默默地走了过来。他动作熟练地给乘客们桌上那些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字样的搪瓷杯续水，面无表情，眼神平静得近乎麻木。
“同志，麻烦您，加点水。”马志军把自己的杯子递过去。
老列车员默默地接过，灌满开水，递还，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老师傅，这车是直达‘那边’的吗？”马志军试图搭话。
老列车员这才抬起眼皮，瞥了马志军一眼，又扫了扫车厢里这些年轻的面孔，眼神里似乎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司空见惯的漠然。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干巴巴的语调简短地回答：“嗯，专列。只停大站，上水加煤。”
说完，他就不再理会马志军，继续拎着壶，佝偻着背，默默地向前走去，给下一个乘客倒水。仿佛眼前这些激情澎湃也好，忧心忡忡也好的年轻人，与他每日重复的工作并无不同，只是又一车被运往远山的“特殊物资”罢了。
林卫东看着老列车员沉默的背影，又看了看身边重新活跃起来的、天南口音交织在一起、开始互相结识交谈的同车人，再望向窗外——景色不知何时起，已经开始悄然变化。平坦的农田逐渐减少，低矮的丘陵开始出现，大地呈现出一种更原始的土黄色。
歌声带来的短暂亢奋渐渐平息，一种新的、对未知环境的隐约不安，伴随着车轮永不停歇的节奏，慢慢渗入心底。
西行的专列，载着一车复杂的心事和时代的重托，轰鸣着，坚定不移地驶向那片被重重山峦遮蔽的、神秘而陌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