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贵州贵阳的清晨被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62岁的余华英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个拐卖17名儿童、被称为\"人贩子天花板\"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她的故事像一部现实版《盲山》，却比电影更残酷——贫穷与堕落交织的40年里，她亲手撕碎了几十个家庭的亲情，而这一切竟始于她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标价5000元卖给了陌生人。
当余华英站在生命的终点，那些被她拐卖的孩子们，有的已经寻亲成功，与家人团聚；有的仍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回家的路；而更多的家庭，却永远失去了完整的可能。这起案件的审判过程历经波折，最终以法律的最高惩罚为这一系列悲剧画上了句号。
一、罪恶的开端：卖子换钱的\"启动资金\"
1.1 贫困与堕落的交织人生
余华英的人生起点在云南鹤庆县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1963年出生的她，8岁辍学放牛，17岁成了孤儿。这些本可以成为励志故事的素材，却在她16岁那年彻底跑偏——跟着大自己二十多岁的姑父私奔，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不要脸\"，她却把这当作\"追求自由\"的壮举。
1984年，余华英嫁给了重庆男子王加文，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梅花。然而，这段婚姻并未给她带来稳定的生活。1992年，王加文因盗窃入狱，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崩塌。为了生计，余华英把女儿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打工。
在重庆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她大20岁的木匠龚显良。这段畸形关系里诞生的私生子，竟成了她罪恶生涯的\"启动资金\"。面对奶粉钱都凑不齐的窘境，这对男女通过河北中间人以5000元价格卖掉了亲生骨肉。\"第一次卖娃手发抖，第五次就像卖土豆\"，余华英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述，冷血得令人脊背发凉。
1.2 罪恶链条的形成
这个被当作\"商品\"的婴儿，不仅开启了余华英的犯罪链条，更彻底泯灭了她的良知。尝到\"快钱\"甜头的余华英很快组建起犯罪团伙，她与龚显良、出狱后的王加文形成\"铁三角\"，在云贵川交界处织就了一张拐卖网络。
余华英的犯罪团伙分工明确：她自己是团伙的主谋，负责物色目标和诱骗孩子；龚显良既是余华英的情人，又是司机，在拐卖儿童犯罪过程中，主要负责运送孩子；王加文是余华英的前夫，他在出狱后也加入团队，充当\"打手\"，主要防止孩子逃跑。
他们的作案手法堪称\"教科书级\"套路：带着亲生女儿当诱饵混入社区，用糖果玩具骗取孩子信任；专挑农忙时节下手，趁着家长无暇顾及抱走独自玩耍的孩童；建立跨省\"运输线\"，从西南山区拐到河北邯郸，中间人王国付负责联络买家，形成完整的\"拐-运-卖\"产业链。
二、十年流窜：十七个家庭的破碎
2.1 跨省拐卖的\"职业\"生涯
从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分别和龚显良、王加文等人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的作案流程非常精细化，余华英在选择拐卖孩子的选址上也下足了功夫。她会专门挑贵州、云南、重庆的城中村，这些地方打工人多，家长忙得无暇顾及孩子。
他们会先在目标区域租房住一段时间，让女儿王梅花陪着目标孩子玩耍，从而让家长放松警惕。然后开始用\"买糖\"、\"带你找妈妈\"或\"阿姨给你买新衣服\"等花招骗走孩子。得手后，他们会马上坐绿皮火车，把孩子连夜送往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以3000到5000元之间的价格出售。
在那个90年代，工人月薪才200多块，而拐卖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相当于普通人三年收入的暴利。这一巨大的经济诱惑，让余华英在拐卖儿童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2.2 令人心碎的受害者故事
余华英拐卖的17名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这些被拐儿童的故事，每一个都令人心碎。
杨妞花：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在贵阳被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从此与家人分离。\"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说到这里，杨妞花声音哽咽。
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妞花，像兜售一个物件。一名王姓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妞花从此有了\"奶奶\"，有了新的名字\"李素燕\"，\"李\"是\"奶奶\"聋哑的儿子的姓。做\"李素燕\"的日子里，挨打和吃饭一样平常。每一棍、每一拳落在身上，杨妞花都在疑惑，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谌江华、谌江海兄弟：1993年2月28日，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带至贵阳。因认为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就将其安排在贵阳的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将谌江海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以3500—45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户人家。
谌江海回忆，当时不到5岁的他和9岁的哥哥谌江华一起跟随父母来到贵州安顺，由于父母做生意十分繁忙，小江海就一直由哥哥照看。谌江海被陌生人用一包山楂片带走了，直到要上火车时，小江海才意识到这不是家的方向。\"我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没有记忆就是没有痛苦，有记忆才有痛苦。后来，连妈妈的模样也记不清了，记不清楚家在哪，叫什么名字，父母叫什么，我怎么能找到家，像大海里捞针。我恨自己什么也不记得。\"
王艳龙、王能能兄弟：1994年10月7日，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安顺市西秀区汪家山附近，趁被害人王艳龙、王能能两兄弟无人看管之机，以带两兄弟去买好吃的为由，通过先乘坐汽车至贵阳后转乘火车，将王家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这对兄弟的母亲张荣仙回忆，两个儿子失踪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1994年农历九月初三，6岁的大儿子王艳龙和4岁的二儿子王能能起床后，张荣仙给他们穿戴整齐，热饭给他们吃，但兄弟俩都不吃。王艳龙吃了两口把饭倒回锅里，张荣仙还生气地用筷子敲了他的头。
接下来两兄弟就出门去玩，3岁的弟弟也跟着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小儿子一人回来了，没见两个哥哥。张荣仙出门去找，把儿子们平时抓青蛙的小河、捉蜻蜓的土坡都找遍了，但都没有其踪影。张荣仙的丈夫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都被好心人救上来。再后来丈夫频频借酒消愁，引发重疾经常卧床不起，只剩她一人在打工之余带着海报奔走全国各地寻找儿子。
陈丙连的儿子：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几分钟的时间，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我儿子丢了三天，我头发全白完了。\"
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我在这里看，我们同行的马上把我叫住，他说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你大儿子怎么办？你坚决不能死。\"陈丙连放弃了轻生的想法。然而，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
三、法网恢恢：余华英的两次落网
3.1 第一次落网：侥幸逃脱的\"张芸\"
2000年，余华英第一次被抓，当时她在云南拐卖孩子，被群众举报后被抓。但由于当时dNA技术不成熟，余华英仅被拘留两个月后便被释放。这次经历让余华英更加谨慎，也让她更加狡猾。
2004年，余华英再次作案时，她使用了假名\"张芸\"，只承认拐卖1个孩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庭审中，法官曾询问她为何使用假名，余华英回答：\"自己有点害怕，就用的假名字。\"法官进一步追问：\"自己怕什么？\"余华英回答：\"我也说不清自己怕什么，反正有点怕那种感觉。\"
实际上，余华英害怕的是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穿后，之前的罪行会被一并追究。在服刑期间，余华英表现良好，获得减刑，实际只服刑5年，于2009年出狱。出狱后的余华英并没有悔改，而是跑到重庆，改名\"张素珍\"继续生活，直到2022年杨妞花的姐妹报警，警方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发现她与当年通缉照片一模一样，才最终将其抓获。
3.2 关键转折：杨妞花的复仇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中的一名，也是最特殊的一名。是她，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她没有得到毛衣签子，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在被拐后的日子里，杨妞花虽然被迫改名\"李素燕\"，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杨妞花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呼唤。
2021年，已经结婚生子的杨妞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视频。大约半个月后，她的堂妹看到了视频，帮助她找到了亲生姐姐桑英。当杨妞花得知父母在自己被拐后的几年间相继去世，她决定为父母讨回公道。她辗转多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希望能将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绳之以法。
2022年6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24天后，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杨妞花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余华英打我，她在哪个角落打的，怎么打的我都清楚记得，我永远都不会记错的，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长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她好像低估了我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我记得她的长相，并且记着她的名字。\"
四、漫长的审判：从11名到17名受害者
4.1 一审：正义的初判
2023年9月1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显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即杨妞花）、张晓峰、侯通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万元。
一审宣判后，余华英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她在上诉中认为量刑过重，并提供了新证据以求轻判，但遭到检方反驳；对于杨妞花提出的880万的民事赔偿诉求，余华英表示\"自己愿意赔偿，但没有赔偿能力\"。
4.2 二审：发现新的犯罪事实
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在庭审中，余华英对一审认定其拐卖儿童11名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但对于死刑判决，她认为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建议从轻处罚。
然而，在二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余华英在云南省还涉嫌拐卖其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4.3 重审：从11名到17名的受害者
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再次开庭审理。中国新闻周刊从被害人方代理律师王文广处获悉，除原一审法院认定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外，经过补充侦查，检方还指控其涉嫌拐卖其他6名儿童，被拐儿童数量从11名增加至17名，分别来自12个家庭，其中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
这6名新增的受害者中，包括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拐卖的2名儿童，还有余华英另与龚显良（已故）作案2起、拐走两对兄弟共计4名儿童，余华英与龚显良将其中的3人拐卖至河北邯郸，将另一名年龄稍大的儿童留在贵阳一家游戏厅内，后该名儿童遇到好心人被送至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回到家中。
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在庭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余华英拐卖的杨妞花表示，她也紧跟其后提起了上诉。杨妞花表示，整个庭审过程中，余华英没有抬一次头，手还在时不时发抖。\"我见了余华英5次，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她垂头丧气、双手发抖，整个过程中她头没抬一下，我能感觉到她心里是害怕的。\"
4.4 终审：最高法核准死刑
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余华英不能再次上诉。
2025年2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余华英被执行死刑。据余华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回忆，终审判决后，他们认为结果不会再有变数，但执行的时间确实有点出乎意料。那天中午他正在新疆处理案件，有媒体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这事，在确认是真的后，他很意外也很激动，因为此前毫无征兆。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死刑判决后多长时间可以核准执行，一般都在一年左右。余华英案宣判两个多月就被执行，速度之快，体现了司法部门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就在余华英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天，她的丈夫王加文也因参与拐卖获刑16年6个月，这对\"雌雄大盗\"终于双双入笼。
五、受害者的控诉：无法弥补的伤害
5.1 杨妞花：从被拐儿童到维权者
杨妞花的寻亲之路充满艰辛。2021年，被拐26年的杨妞花回到贵州老家认亲，与亲生姐姐桑英团聚。然而，她得到的却是父母在自己被拐后的几年间相继去世的噩耗。
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明得知女儿被拐后，拼命找孩子，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后在1997年因绝望喝农药自杀。母亲胡玉珍因悲痛过度眼泪直流，2000年病逝前还紧紧抓住大女儿说：\"一定要找到妹妹。\"
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14岁就成了孤儿，靠捡破烂维持生活，直到2021年才在抖音上听到妹妹的消息。面对父母的离世和家庭的破碎，杨妞花决定为父母讨回公道。她辗转多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希望能将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绳之以法。
在法庭上，杨妞花对余华英的道歉并不接受。她认为，余华英的道歉只是怕死，并不是真正的悔过。\"她只是怕死，并不是悔过。\"杨妞花说，\"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我1990年出生，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拐卖到河北邯郸，我13岁辍学，13岁出去打工，现在60岁的余华英依然可以拿出纸，在上面清楚地念出她自己的诉求。但是因为余华英拐走了我，导致我小学六年级没有毕业，我的姐姐现在她连所有的字都认不全，这都是余华英一手造成的。能不能把我父母的生命还给我？所以我恳求一定要严判余华英，还我和我们台下所有受害家庭一个公道。\"
5.2 其他受害者：无法愈合的创伤
谌江海是另一名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被拐时不到5岁的他，对家乡和父母的记忆逐渐模糊，但思念却从未减少。\"我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没有记忆就是没有痛苦，有记忆才有痛苦。后来，连妈妈的模样也记不清了，记不清楚家在哪，叫什么名字，父母叫什么，我怎么能找到家，像大海里捞针。我恨自己什么也不记得。\"
长大后，在家人的帮助下，谌江海开始采血、比对dNA、加入寻亲群。2023年11月，经过比对，谌江海终于找到了身在贵州的家人，并已与家人团聚。他找到家后才知道，当年被余华英和龚显良留在贵阳游戏厅的哥哥谌江华，从游戏机室出来后，遇到好心人把他送到派出所，通过贵阳派出所民警的帮助，才回到了安顺的家中。谌江海被拐后，他的父母就不再做生意了，妈妈生了一场病，头发脱落了，腿脚也不好了，但一家人一直在四处寻找他。
对于张荣仙来说，找到大儿子王艳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2023年8月，一名男子与张荣仙夫妻的dNA比对成功。后来志愿者联系上这名男子，他说自己是从小被人拐卖到河北邯郸的，还记得自己有个弟弟一同被拐。而这名男子正是张荣仙的大儿子王艳龙。
张荣仙相信，二儿子极有可能也在邯郸。此时她注意到了杨妞花寻亲的新闻，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还是拐卖路线，杨妞花案与王艳龙、王能能案都十分相近，张荣仙怀疑两个儿子也是被余华英所拐。
于是，张荣仙求助侦破杨妞花被拐案的贵阳警方，贵阳警方又找到了人脸识别技术出色的江西警方，最终通过人脸识别，果然在邯郸找到了一名长相高度疑似王能能的男子。今年春天，警方对该男子进行采血后，通过dNA比对确认，他的确是张荣仙的二儿子王能能。
然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也夹杂着苦涩。张荣仙的两个儿子至今都没有回到她的身边，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对亲生父母和故乡感到陌生。虽然伤心难过，但张荣仙表示，她愿意给孩子时间，等待他们归来。
六、余华英的辩护：试图逃脱的最后挣扎
6.1 法庭上的\"影后级\"表演
余华英在法庭上的表现堪称\"影后级\"表演。一审听到死刑判决时，她捂脸假哭，转眼又嬉皮笑脸要求上诉；二审咬定自己不是主犯，把责任推给已死的同伙；直到最后签字还在嘀咕\"要找法律援助\"。
在二审庭审中，余华英突然提出要向受害者道歉。她对法官说：\"请法院允许我在此处对受害人做出一个深深的歉意，我可以站起来鞠个躬吗？\"法官同意后，余华英向受害者方向鞠了一躬，说了声\"对不起\"。
然而，杨妞花并不接受她的道歉。\"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杨妞花说，\"她只是怕死，并不是悔过。\"
6.2 辩护策略：从犯地位与悔罪表现
余华英的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了多项辩护意见，试图为余华英争取从轻处罚。首先，辩护人认为余华英在案件中并非主犯，而是从犯，犯罪行为主要由龚显良主导。
其次，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建议从轻处罚。他们认为，余华英在被抓获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坦白。
此外，辩护人还提出，余华英在2009年出狱后再也没有拐卖儿童的违法行为，这表明她已经有所悔悟。
然而，检方反驳了这些辩护意见。检方指出，余华英在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负责寻找目标、诱骗儿童，是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检方认为，拐卖犯罪是一个整体，不存在主从犯之分。
对于余华英的\"坦白\"，检方指出，余华英从未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所有被拐儿童都是在警方查到确切证据后，她才被动交代的，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的，这表明她根本没有悔过表现。
6.3 最后的狡辩：不知悔改的\"恶魔\"
直到最后，余华英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与律师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律师告诉她：\"我们经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今天跟你讲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当天如实供述，这是更多的对你人的良心和人生的一种救赎。\"
然而，余华英依然认为自己不是主犯，不是犯意的提起者，塑造一个年少不懂事的形象，声称自己是从犯，不起主要作用。这种态度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更加愤怒，也让公众对这个\"恶魔\"的最后挣扎感到不齿。
七、正义的意义：余华英案的社会影响
7.1 一个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余华英案成为近年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标志性案件。该案因其犯罪时间跨度长、受害者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不仅关注余华英的犯罪行为，还关注其犯罪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深远影响。法院认为，余华英的行为导致多个家庭破碎，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案表明，对于拐卖儿童这种严重侵犯儿童权益、破坏家庭完整的犯罪行为，法律将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7.2 科技进步与寻亲效率的提升
余华英案的侦破和受害者的寻亲过程，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对打拐工作的重要推动作用。杨妞花通过短视频平台寻亲成功，谌江海通过dNA比对找到家人，这些都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据余华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介绍，近年来大数据人脸识别、短视频平台都为寻亲起到了很大作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有更好的平台帮助家长寻亲，离天下无拐就更近一步。
7.3 公众意识的提高与社会参与
余华英案的广泛报道，也提高了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认识和警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打拐工作，参与到保护儿童权益的行动中来。
在余华英案的审理过程中，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拐卖儿童问题的深入讨论。许多被拐儿童及其家庭也受到鼓舞，勇敢地站出来寻求帮助，希望找回失散的亲人。
7.4 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反思
余华英案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一方面，该案的审理过程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正和严谨，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发回重审，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
另一方面，余华英在2004年被轻判后继续作案的事实，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有代表建议将拐骗儿童罪刑期上限提高至死刑，或者将拐骗儿童罪并入拐卖儿童罪，以提高对这类犯罪的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