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的长安，秋风卷着黄沙，把大刹的铜铃吹得直响。宗印和尚披着件半旧的僧袍，盘腿坐在大雄宝殿的台阶上，手里捻着串油光发亮的佛珠，嘴里却唾沫横飞：“那金人要是敢过黄河，我定叫他们尝尝长安的厉害——当年安禄山之乱，郭子仪不就是在这城里重整的旗鼓？”
周围听着的沙弥们大气不敢出。这宗印和尚本是陕西赵家的读书人，十年前突然剃了头当和尚，法号宗印，可肚子里的经卷没念多少，倒把《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他最爱在庙门口跟挑夫、小贩聊天下事，说起来眉飞色舞，唾沫星子能溅到对方脸上，偏偏听的人都挪不开脚——他讲的金人与大宋的战事，比说书先生还热闹。
这天，一个穿官袍的人突然闯进庙门，身后跟着十几个带刀的兵卒。沙弥们吓得往佛像后头钻，宗印却慢悠悠站起来，掸了掸僧袍上的灰：“这位大人，庙里的香火钱可刚够买米，要是来化缘，怕是要让您空跑一趟。”
来的是左丞范致虚，刚被派来京兆府节制五路军马。他听说大刹有个和尚懂军务，特意寻来，此刻见宗印气度不凡，倒来了兴致：“和尚懂兵法？”
“略知一二。”宗印歪头笑，“大人要是信得过，我这僧袍脱了就能上战场。”
范致虚眼睛一亮。三天后，宗印果然换上了儒服，跟着范致虚去谒华山庙。他跪在神像前，磕了三个响头，朗声道：“弟子宗印，愿以身济世，保这关中百姓平安。”声音撞在庙墙上映回来，震得供桌上的烛火直晃。
没过多久，宗印就穿着武官袍，带着一队兵卒巡城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金人想偷袭城门，他让人在护城河底埋了尖木桩，金兵的马队一踏进去就人仰马翻；粮草不够，他又带着兵卒去富户家里“借粮”，软磨硬泡加吓唬，竟真的凑够了三个月的口粮。范致虚乐得合不拢嘴，借着职权给他升官，没两年就爬到了直龙图阁。
这时候的宗印，早不是当年那个穿僧袍的和尚了。他住上了带花园的宅院，出门前呼后拥，见了人总爱拍着胸脯说：“论辩才，我在古佛里能跟净明、维摩平起平坐；论文官的本事，天下谁能比我熟吏事？论武官的能耐，两军阵前决机，我也是头一份！”
有回宴会上，一个老臣忍不住插了句：“赵大人这话，怕是过了……”
“过了？”宗印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酒洒了满桌，“您去问问前线的兵卒，是谁在金人的箭雨里抢回了粮草？是谁在账本上揪出了克扣军饷的蛀虫？我赵宗印，哪样不是实打实的能耐！”
满座的人都闭了嘴。谁都知道他脾气，论起骂人来，能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数落，偏偏他说的又多是实话，让人驳不得。
他得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当年的大刹，一口气度了五百个和尚，个个都叫“宗印”。有人问他为啥，他晃着脑袋笑：“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些‘宗印’替我去念经、去化缘，我好专心对付金人。”话是这么说，可这些“宗印”和尚，后来都成了他的眼线，哪个地方有动静，不出三天他就能知道。
六十岁那年，宗印解了兵权，闲居在成都的宅院里。他没娶正妻，却买了二十个妾室，个个年轻貌美。每天早上，他坐在廊下看妾室们描眉，一边看一边点评：“你这眉峰画得太锐，像要跟人吵架似的；你这胭脂太红，衬得脸色发暗……”说得妾室们抿着嘴笑，手里的眉笔却不敢停。
变故是从一场痢疾开始的。起初只是跑几趟茅房，后来竟成了洞泄，屎尿顺着裤腿往下淌，腥臭气在院里飘得老远。那些平日里围着他转的妾室，先是躲得远远的，后来干脆收拾了包袱，趁着夜里溜得没影了。
下人们也怕沾晦气，送饭都只敢放在门口。宗印躺在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见没人来伺候，竟自己爬起来，用手抓起地上的秽物往嘴里塞。有个老仆实在看不下去，冲进去夺他的手：“大人！您这是干啥啊！”
宗印咧嘴笑，嘴角沾着污秽，眼神却亮得吓人：“你懂什么……这才是人间真味……”
老仆吓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跑。没过几天，消息传到了湖南——当年宗印在河北帮过忙的席大光，刚任湖南主帅，听说他病成这样，叹着气在当地寺庙里设了千僧斋，想为他积点福。
可这福没能积到宗印身上。他在榻上躺了十几天，嘴里时而喊着“杀啊”，时而念着“阿弥陀佛”，最后咽气的时候，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后来有人说，这是他口业太重的报应——年轻时骂遍了同僚，老了又荒唐度日，连佛都救不了。也有人说，那些叫“宗印”的和尚，在他死后都改了法号，只有大刹的老方丈还记得，当年那个爱聊天下事的年轻和尚，第一次穿上僧袍时，眼里曾闪过一丝清澈的光，像长安初升的太阳。
如今成都的那条巷子里，还能听见老人们念叨：“赵和尚啊，能耐是真能耐，就是太能吹，太能作……”风穿过巷口的老槐树，沙沙响着，像在应和，又像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