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织布厂的空气，仿佛被那几大染缸的靛蓝染料给泡透了，连带着声音、光线和人的呼吸，都染上了一层沉甸甸的、黏糊糊的蓝色调性。但这蓝色，如今却被一股更加霸道、更加尖锐的力量撕扯着，搅动着——那就是李向东那无所不在的、火辣辣的追求。
这小子，像是把织布厂当成了他自家坑头，把那百十号女工当成了他圈里的羊，而聂小梅，就是他眼下最想逮住、最想烙上印记的那只头羊。他来得更勤了，不再是骑着摩托在厂区里招摇过市，而是直接把那辆鲜红的“幸福250”戳在染布车间门口，像立了一块宣告所有权的界碑。他自己呢，则搬了把不知从哪个办公室顺来的藤椅，翘着二郎腿，坐在车间那永远弥漫着水汽和怪味的大门边，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看聂小梅干活。
聂小梅感觉自己的后背快要被那两道目光灼出洞来。她只能把自己更深地埋进劳动的节奏里，用肌肉的酸疼来对抗内心的烦躁。搅动布匹的木棍更加沉重，挑起湿布的竹竿也更加滑手。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流下，在下巴处汇集成滴，然后砸进翻滚的染液里，连个涟漪都看不见，就被那无边无际的蓝色吞没了。
“小梅！歇会儿，喝瓶汽水！橘子味的，县城里才有的卖！”
李向东的声音会突然穿透织布机的轰鸣，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她勉强维持的平静。他手里举着那玻璃瓶装的、橙黄得有些可疑的汽水，瓶壁上凝结着诱人的水珠。全车间的目光，或明或暗，都会聚焦过来。有羡慕，有嫉妒，也有等着看笑话的冰冷。
聂小梅不回头，也不应答，只是更用力地将一匹染好的布往晾晒架上甩。湿冷的布匹打在她单薄的肩背上，激起一阵寒颤。
“嘿，还挺倔！”李向东不以为忤，反而像是更来了兴致。他站起身，踱着步子走过来，把那瓶汽水“咚”一声放在聂小梅旁边的木案上，溅起几点蓝色的水花。“给脸不要脸是吧？我李向东送出去的东西，还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子混不吝的狠劲儿，在这嘈杂的车间里，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快嘴的王嫂赶紧打圆场：“哎哟我的东哥，小梅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呢！这汽水我替她拿着，谢谢东哥啊！”说着就要伸手去拿。
“一边去！”李向东一巴掌拍开王嫂的手，眼睛依旧盯着聂小梅汗湿的后颈，“我给她聂小梅的，就是她聂小梅的。别人，不配。”
聂小梅猛地转过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染蓝的双手紧紧攥着那根搅布的木棍，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看着李向东那张带着痞笑的脸，看着他那件与这车间格格不入的衬衫，一股混合着屈辱、愤怒和无力的情绪，像染缸底的沉淀物被搅翻起来，直冲她的脑门。她想把木棍砸过去，想把那瓶汽水摔在他脸上，想对着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狠狠啐一口。
但她没有。她只是死死地咬着下唇，直到嘴里尝到一丝腥甜。她想起了母亲那双被生活磨砺得只剩下精明算计的眼睛，想起了父亲蹲在门槛上沉默抽烟的佝偻背影，想起了家里那几间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土坯房。那根无形的、拴着她和她一家命运的绳子，勒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李向东一眼，那眼神里空茫茫的，什么情绪也没有，像一口枯井。然后，她转过身，继续机械地、一遍遍地搅动那永远也搅不完的蓝色布匹。
李向东被她那一眼看得有些莫名的心虚，但随即被更大的恼怒取代。他哼了一声，没再逼她，却也没拿走那瓶汽水。那瓶橙黄的汽水，就那样孤零零地立在木案上，像一枚颜色鲜艳的毒蘑菇。
而这，仅仅是李向东攻势的一部分。他最厉害、也最让聂小梅无处可逃的武器，是厂区里那几个高高挂起的大喇叭。
不知从哪天起，厂里的广播内容变了味。那个秃顶的老陈头，似乎被李向东用几包好烟就给收买了。在下午工人们最疲惫、最昏昏欲睡的两三点钟，刺耳的生产通知和乏味的社论播送完毕后，喇叭里便会突然飘出那些软绵绵、黏糊糊的流行歌曲。
“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
杨钰莹的甜嗓，混合着毛宁的深情，还有那不知名的港台歌星用蹩脚的普通话唱着爱呀情呀，这些声音，像一群色彩斑斓的、带着毒粉的蝴蝶，扑棱着翅膀，入侵了这片被机器噪音和蓝色染料统治的领地。它们无孔不入，穿透车间铁皮的屋顶，钻入女工们的耳朵，撩拨着她们枯燥的神经。
女工们起初是窃窃地笑，交头接耳，目光暖昧地在聂小梅和李向东之间逡巡。后来，有些人开始跟着哼唱，在歌声里做着白马王子的梦。再后来，当歌声响起，她们看聂小梅的眼神，便只剩下一种赤裸裸的、衡量货物价值的审视，仿佛在估算她聂小梅凭这副皮囊，能从厂长儿子那里换来多少真金白银。
聂小梅觉得自己快要被这声音逼疯了。那甜腻的旋律，比织布机的噪音更让人难以忍受。它像一层油腻的蛛网，缠绕着她，包裹着她，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一种被剥光了衣服展览的羞耻感。她恨不得变成一只土拨鼠，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干脆捂住耳朵，大声地尖叫。
但她不能。她只能忍受。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块被投入染缸最深处的布，外界的一切声音、一切目光，都被这浓稠的蓝色隔绝了，吞噬了。
然而，这蓝色的屏障，也并非全然坚固。偶尔，也会有外界的风吹进来。
那是一个周末的前夕，聂小梅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厂部办公室去领这个月的工钱。会计室的窗户正对着厂区后面的土路。就在她数着那几张油腻腻、带着汗味和金属味的钞票时，一阵熟悉而沉闷的“哒哒”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
是拖拉机！聂家庄乃至高邑县农村最常见的那种“东方红”牌拖拉机。她的心莫名地一动，下意识地抬头望向窗外。
土路上尘土飞扬。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像一头负重的老牛，慢吞吞地行驶着。开车的是个年轻的背影，穿着件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肩膀宽阔，脖颈黝黑，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坐得笔直，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坑洼不平的路面。
是赵建军！
聂小梅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呼吸也随之停滞了一瞬。他回来了？是从驾校放假回来吗？他开车的动作看起来还有些生涩，但那专注的侧影，却透着一股子让她心安的、土地般的坚实。
他似乎感觉到了注视，微微侧过头，目光扫过织布厂的围墙。那一瞬间，聂小梅几乎要脱口喊出他的名字。但她没有。她只是像被钉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隔着灰尘弥漫的空气、隔着冰冷的玻璃窗、隔着象征着她当下命运的织布厂围墙，短暂地、无声地交汇了。
赵建军显然也看见了她。他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变得复杂，有欣喜，有关切，似乎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局促和黯然。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拖拉机的轰鸣掩盖了一切。他只是对着她，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转回头，更加专注地开车，那笨重的铁家伙“突突突”地，载着他和她那短暂交汇的目光，渐渐远去，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和更加浓密的尘土里。
聂小梅久久地站在那里，手里的钞票被捏得变了形。窗外，喇叭里正不合时宜地播放着：“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那甜得发腻的歌声，此刻听起来是如此的讽刺，如此的刺耳。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不是对染缸的气味，而是对眼前这一切——对李向东那带着施舍意味的追求，对工友们那些窥探的目光，对喇叭里这些虚假的情歌，对她自己这无法自主的、像布匹一样被人随意浸染的命运。
她猛地转过身，冲出了会计室，跑到车间后面那排用来堆放废料和煤渣的僻静角落，扶着冰冷的砖墙，剧烈地干呕起来。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她的喉咙。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大颗大颗地砸落在满是煤灰的地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肮脏的圆点。她看着自己那双被蓝色染料侵蚀得不成样子的手，看着工装上斑斑点点的污渍，想起赵建军那专注开车的、带着希望的背影，再想起李向东那志在必得的、令人厌烦的脸庞……
两种颜色，两种命运，在她心里剧烈地冲撞着。一块是质朴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蓝布，虽然前路未知，却让她感到真实；另一块是花哨的、带着化学味道的化纤布，虽然触手可及，却让她本能地抗拒。
机器的轰鸣依旧，喇叭里的情歌未停。聂小梅擦干眼泪，直起身子，望着高邑县那被工厂烟尘和暮色共同染成灰紫色的天空。她知道，自己就像这染缸里沉浮的布，最终的色彩，并非完全由那缸染料决定，还取决于她自己是选择顺从地浸泡，还是……在某个时刻，奋力地挣脱出来。
只是，那需要多大的力气？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甜腻的歌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将如同两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长久地烙印在她十九岁的这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