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到了晚年，执行法律越来越严厉。元旦那天，御史没有弹劾武官衣冠佩剑不整齐，皇帝就发火了，说：“你身为御史，想纵容谁、舍弃谁，全凭自己心意啊。”说完就下令把御史杀了。谏议大夫毛思祖出来劝阻，皇帝连他也杀了。将作寺丞因为监督种麦进度慢，武库令因为官署庭院荒芜，还有皇帝身边的人外出办事，接受地方官员送的马鞭、鹦鹉，皇帝知道后，都亲自下令把这些人斩首。
皇帝喜怒无常，不再按照法律条文来。他很信任杨素，而杨素也常常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处事不公平。杨素和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有一次杨素经过蕃客馆，看到院子里有马粪，还有很多仆人在毡子上玩樗蒲游戏，就跑去告诉了皇帝。皇帝听后大发雷霆，把负责接待的主客令和玩樗蒲的人都用杖刑打死了，还把陈延打得差点没了命。
皇帝派新卫大都督长安人屈突通去陇西检查牧场的马匹，结果发现有两万多匹马被藏起来没上报。皇帝气得不行，要把太仆卿慕容悉达和下面一千五百多个监管官员都砍头。屈突通赶紧劝说道：“人命关天呐，陛下怎么能因为牲畜的事儿就杀一千多人呢！我冒死请求您别这么做！”皇帝瞪着他大声呵斥，屈突通又连连磕头说：“我愿意用我这条命，换这一千多人的命。”皇帝这才醒悟过来，说：“是我糊涂了，才差点酿成大祸！多亏你说了这些忠言。”于是慕容悉达等人都免去死刑，还提拔屈突通做了右武候将军。
上柱国彭公刘昶和皇帝是老相识，皇帝和他关系很亲近。刘昶的儿子刘居士，喜欢行侠仗义，但不遵守法律，多次犯事儿，皇帝因为刘昶的缘故，每次都原谅了他。可刘居士却越来越骄横放纵，看到公卿子弟中身强体壮的，就带到自己家里，用车轮套住人家脖子，再用棒子打，那些快被打死还不屈服的，就被他称为壮士，然后放了还和人家结交。他手下有三百多人，在街上殴打路人，抢夺财物，就连公卿大臣、皇亲国戚都不敢惹他们。后来有人告发刘居士阴谋造反，皇帝大怒，把刘居士杀了，那些和刘居士有来往的公卿子弟，很多都因此被开除官籍。
杨素、牛弘等人又向皇帝推荐张胄玄的历法。皇帝让杨素和研究天文历算的人提出六十一个问题，都是过去的历法长期解决不了的难题，然后让刘晖等人和张胄玄等人一起辩论解析。结果刘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而张胄玄能解答五十四题。皇帝就封张胄玄为员外散骑侍郎，兼任太史令，还赏赐给他千段财物，让他参与制定新历法。到这时候，张胄玄的历法完成了。夏天四月戊寅日，皇帝下诏颁布新历法，之前参与制定历法的刘晖等四人都被开除官籍。秋天七月，桂州人李世贤造反，皇帝和大臣们商量怎么讨伐。好几个将领主动请战，皇帝都没答应，而是看着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说：“你身为宰相，爵位还是上公，国家有贼寇，你却没有出征的意思，这是为什么？”虞庆则赶紧磕头谢罪，心里害怕极了。于是皇帝任命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去把叛乱平定了。
秦王杨俊，小时候为人仁慈宽厚，喜欢佛教，还曾经请求出家当和尚，皇帝没答应。等他做了并州总管，就渐渐喜欢上奢侈享受，开始违反制度，大肆修建宫室。杨俊很好色，他的妃子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生性善妒，在瓜里下毒，杨俊吃了就生病了，被召回京城。皇帝觉得他太奢侈放纵，丁亥日，就把杨俊的官职免了，让他以秦王的身份回家。崔妃因为毒害秦王，被废掉妃位，赐死在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说道：“秦王也没犯别的大错，就是花了点公家的钱，修建了些官署房屋而已，我觉得可以宽容一些。”皇帝说：“法律不能违背。”杨素也劝道：“秦王的过错，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希望陛下再仔细考虑一下！”皇帝说：“我只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不是天下百姓的父亲吗？要是按照你的意思，那是不是要专门为天子的儿子制定一部法律！就像周公那样的圣人，还杀了管叔、蔡叔，我确实远远比不上周公，又怎么能破坏法律呢！”最终还是没答应。
戊戌日，突厥突利可汗来迎亲，皇帝把他安排在太常寺，教他学习中国传统的六礼，还把宗室之女安义公主嫁给了他。皇帝想离间都蓝可汗，所以对突利可汗格外优待，还派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接连去做使者。
突利可汗原本住在北方，娶了公主后，长孙晟劝说他带领部众南迁，住在度斤旧镇，皇帝赏赐给他的东西特别丰厚。都蓝可汗知道后生气地说：“我可是大可汗，反倒比不上染干（突利可汗）！”于是就不再向隋朝进贡，还经常来边境抢劫。突利可汗一察觉到都蓝可汗的动静，就派人向隋朝报告，所以边境每次都能提前做好防备。
九月甲申日，皇帝从仁寿宫回到京城。
何稠从岭南回来的时候，宁猛力请求跟着他一起入朝。何稠看他病得很重，就送他回钦州，还和他约定说：“八九月间，你可以到京城来见我。”何稠回来后向皇帝报告了情况，皇帝不太高兴。冬天十月，宁猛力病逝。皇帝对何稠说：“你之前没把宁猛力带回来，现在他竟然死了！”何稠说：“宁猛力和我约定了，就算他死了，也会派儿子入朝侍奉。越人性格直爽，他儿子一定会来的。”宁猛力临死前，果然告诫儿子宁长真说：“我和大使有约定，不能失信，你把我安葬好后，就立刻出发去京城。”宁长真继承了刺史之位，按照父亲说的去了京城。皇帝特别高兴，说：“何稠在蛮夷那里竟然这么有信誉，真是厉害！”
鲁公虞庆则去讨伐李世贤的时候，让自己的妻弟赵什住做随府长史。赵什住和虞庆则的爱妾私通，他害怕事情败露，就到处宣扬虞庆则不想去出征。皇帝听说后，对虞庆则的赏赐就很少。虞庆则回来的时候，走到潭州临桂岭，他看着山川形势说：“这地方确实险要坚固，要是粮食充足，再派个得力的人把守，根本攻不下来。”然后他让赵什住快马回京城奏报事情，顺便观察皇帝的脸色。赵什住就趁机告发虞庆则谋反，皇帝把虞庆则交给有关部门审讯。十二月壬子日，虞庆则被判死罪，皇帝还封赵什住为柱国。
高丽王汤听说陈朝灭亡了，特别害怕，就开始训练军队，囤积粮食，制定防御策略。这一年，皇帝给高丽王汤发了诏书，责备他“虽然名义上归附隋朝，但忠诚之心还不够”。还说：“你们那地方，虽然狭小，人口也不多，现在要是废了你这个王，也不能让那地方没人管，终究还是得选派官员去安抚。你要是能洗心革面，遵守法律，那就是我的好臣子，又何必再派其他人去呢！你觉得辽水和长江比，哪个更宽广？高丽的人口和陈国比，哪个更多？我要是不想包容你，追究你以前的过错，派一个将军过去，还用得着费多大劲吗！我这样诚恳地告诉你，是希望你能改过自新。”汤收到诏书后，吓得不轻，正准备上表谢罪，结果就生病去世了。他的儿子高元继位，皇帝派使者封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继承辽东公的爵位。高元上表谢恩，还请求封王，皇帝答应了。
吐谷浑发生大乱，国内的人杀了世伏可汗，立他的弟弟伏允为主，还派使者来报告废立的情况，并且为擅自立王请罪，还请求按照习俗娶公主。皇帝同意了。从这以后，吐谷浑每年都来朝贡。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集中展现了隋文帝杨坚晚年的统治面貌，从法治、政治生态到边疆治理，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图景，既显露出强权统治的铁腕，也暗藏着王朝运行的隐忧。
法治的“刚性”与“任性”：在“护法”与“破法”间摇摆
隋文帝晚年的法治呈现出极端化特征。一方面，他强调“法不可违”，即便是皇子也不例外——秦王杨俊因奢侈违制被免官，宠妃下毒被赐死，面对杨素等重臣的劝谏，他以“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反问，拒绝为皇子“别制法律”，甚至以周公诛管蔡自比，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决绝。这种对制度权威的维护，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实属难得，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贵阶层对规则的践踏。
但另一方面，他的“法治”又充满个人喜怒的任性。因御史未弹劾武官衣剑不齐、将作寺丞收麦稍晚、武库令庭院荒芜这类小事，便直接“亲临斩之”；谏议大夫毛思祖仅因进谏就被诛杀，完全抛开“科律”，沦为“喜怒不恒”的个人专断。更严重的是，他纵容权臣杨素公报私仇——仅因与陈延有嫌隙，便借蕃客馆的马屎、仆役赌博等事构陷，导致多人被杖杀，陈延险些丧命。此时的“法”已沦为皇权与私怨的工具，刚性外壳下是赤裸裸的专制暴力。
政治生态的明暗交织：纳谏与猜忌并存
隋文帝晚年并非完全闭目塞听，屈突通冒死进谏阻止他因“隐匿马匹”诛杀千余人时，他能“感寤”并承认“朕之不明”，最终减免死罪并提拔屈突通，显示出尚存纳谏的理性。何稠与宁猛力的“诚信约定”更被他推崇——宁猛力临终仍命儿子赴京履约，证明“着信蛮夷”的治理智慧，也反映出他对“契约精神”的认可，这在民族关系中尤为珍贵。
但与此同时，政治生态的阴暗面也愈发凸显。虞庆则作为宰相、上公，仅因妇弟赵什住与自己爱妾私通、怕事泄而诬告“谋反”，便被轻易定罪处死，诬告者反而升官。这种“以言定罪”的案例，暴露了晚年政治中“猜忌”与“构陷”的蔓延——皇权的多疑与官场的投机结合，让忠诚与功勋在诬告面前不堪一击，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边疆治理的“分化”与“怀柔”：以策略求稳定
在处理与突厥、吐谷浑、高丽等边疆政权的关系时，隋文帝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对突厥，他采取“离间计”——厚待突利可汗，与之联姻并支持其南迁，故意刺激都蓝可汗，使其与突利对立；而突利因受恩宠，主动通报都蓝的袭扰动向，让边地“每先有备”。这种“以夷制夷”的分化策略，以较低成本稳定了北方边防。
对吐谷浑，在其内乱后，新主伏允请求“依俗尚主”，隋文帝顺势同意，以联姻换来了“朝贡岁至”的和平。对高丽，在其因陈亡而“治兵积谷”时，他并未直接动武，而是以玺书责其“诚节未尽”，同时留有余地——“许王自新”，最终在高丽王汤死后，册封其子元为高丽王，以“恩威并施”避免了边疆冲突。这些举措体现了他对边疆问题的务实态度：既不纵容威胁，也不轻易诉诸武力，而是以策略平衡各方势力。
结语：晚年统治的“矛盾性”与历史镜鉴
隋文帝晚年的统治，本质上是“集权皇权”的典型样本：他既试图以“法治”约束权力（包括皇族），又难以摆脱个人意志对制度的破坏；既用智慧稳定了边疆与民族关系，又因猜忌与专断侵蚀着政治信任。这种矛盾，既成就了隋初的稳定（如法律权威、边疆安宁），也埋下了隋末动荡的隐患（如官场倾轧、民怨积累）。
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权力约束”的永恒难题：即便是贤明如隋文帝，若缺乏制度性的制衡（而非单纯依赖君主理性），“法治”也可能沦为“人治”的工具，而“铁腕”与“任性”的一念之差，便可能让王朝从稳定滑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