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让军司杜弼写了一篇檄文给梁朝，是这么说的：
咱东魏皇室传承帝统，光辉可比上天，就你们吴、越之地，偏偏抗拒咱的声威教化。咱皇上心怀停止战争的想法，丞相也不轻易发动战争，所以才释放了你们的俘虏，跟你们讲友好和睦。虽然这好主意是咱先提的，但停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你们也得了好处。
侯景这小子，自己起了猜忌二心，跑到关、陇那边，依靠奸邪的西魏。跟那叛逆的君主定下君臣名分，和那伪丞相结为兄弟，虽说不是没受过人家的好处，可终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没多久就改变主意，又动起干戈。他坏事做尽，恶行满满，走投无路没地儿可去，就跑到你们金陵这个逃亡者的聚集地，江南这个流民寄居的地方。他说着甜言蜜语，摆出谦卑的礼节，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找条出路，那些花言巧语，你们也该能看穿吧。
可你们梁朝从上到下，幸灾乐祸不讲道义。皇上在上面昏庸，臣子在下面蒙蔽，和侯景这种奸恶之人勾结，断绝了和我们的友好关系。你们征兵守着边境，放纵盗贼侵犯我们国家。这世上的事儿没个固定的套路，形势也随时会变，有时候贪图利益反而受害，有时候得了点东西却又失去更多。就像当年吴国侵犯齐国边境，结果引来了勾践的军队；赵国接纳韩国的土地，最后有了长平之战的惨败。
你们驱使疲惫的百姓，侵犯我们徐州地区，修筑堡垒堵住河流，舍弃水军想占点便宜。我们那些拿着鼓槌指挥的将领，还有能远距离投石的勇士，一个个怒发冲冠，就像去报私仇一样。你们军营连着军营，人马众多，靠着山水扎营，却像是举着螳臂的螳螂，披着屎壳郎壳子，在穷途末路中等待车轮碾压，坐在堆积的柴草上等着被火烧。等到刀刃刚一交锋，尘土刚刚扬起，你们就已经丢戟弃戈，像土崩塌、瓦破碎一样溃败。在船里断指为誓，在战鼓下被抓，同宗和异姓的人，都被绳索捆绑，一个接一个。
是非曲直已经很清楚，强弱也明摆着，为了得到一个侯景却失去一个国家，就像看见黄雀却忘了脚下的深坑，聪明的人不会这么干，仁义的人也不屑这么做。过去的事虽然难以挽回，但将来的还可以补救。
侯景就是个粗俗浅陋的家伙，赶上了好时机，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封邑万户。他也该掂量掂量自己，早就该知足了。可他却反复无常，摇摆不定，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心里怎么想，大家都明白。你们却给了他权力，教他不注意防范，让他有机会干坏事，一有机会就想钻空子。
如今看你们梁朝就像南风一样疲软，老天爷都要让你们灭亡，侯景这个老贼肯定又要搞阴谋了。不过，要打败强大的对手不容易，摧毁腐朽的东西可就轻松多了。虽说侯景算不上像孙武、吴起那样的猛将，手下也不是燕、赵之地的精兵，但也是久经沙场，熟悉军事的，可不是那种轻浮的军队，也不是脆弱不堪的乌合之众。要是抵抗他，你们底气不足，可他要是攻打你们，那是绰绰有余。终究怕是他势力大得像尾巴比身子还粗，脚跟比大腿还壮，倔强得不听使唤，凶狠得难以驯服。要是召唤他，他反而会更快造反，不过造成的危害小；要是不征召他，他造反虽晚，但带来的灾祸更大。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像那个不向朝廷称臣的廷尉一样，占据淮南，自己称帝。
只怕到时候就像楚国丢了猿猴，灾祸连累到树林；城门失火，也会殃及池里的鱼。白白让江、淮一带的读书人，荆、扬地区的人才，死在箭石之下，夭折在雾露之中。
你们那个梁武帝，品行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向来轻浮阴险。整天射鸟还当作功劳，划船还拿来炫耀力气。年纪已经老了，又变得糊涂，政令松散，百姓流离，礼崩乐坏。用人不当，废立失策，矫情做作，愚弄百姓，满心恶毒，却假装一心向佛，内心浮躁贪婪，却假称治理国家要清净无为。上面灾异不断，下面怨声载道，人人厌恶痛苦，家家都盼着大乱。就像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快要来了一样，大祸将至啊。
你们传承着浮躁的风俗，任用那些轻薄的子孙。结党营私的风气盛行，兵权又掌握在外面的人手里。这肯定会在皇室骨肉间生出灾祸，从朝廷内部引发事端。到时候强弩冲击城门，长戈指向皇宫；就像去掏鸟窝，却救不了国库空虚，白白请求吃熊掌，也延长不了片刻的性命。外面崩溃，内部瓦解，现在正是时候。
就像鹬蚌相争，我们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到时候我们的精锐骑兵像追逐风一样迅速，精良的铠甲闪耀着日光，众多的军队并列前进，百万大军如同一个整体。就像转动石头、势如破竹一样，必然会让钟山搬到长江北岸，让梁朝皇帝的车驾进入洛阳，让建业的皇宫长满荆棘，让姑苏的馆舍有麋鹿在游荡。
只是担心兵车碾压、剑骑践踏之下，那些栋梁之才就像杞树梓树一样被折断，像竹箭一样被摧残。要是像吴国的王孙、蜀国的公子那样，到我们军门前归降，把性命交给我们处置，我们马上就会授予客卿的官职，特别加封骠骑的称号。各位君子，还是努力寻求更多的福分吧。
后来梁朝果然灾祸连连，就像杜弼说的那样。
侯景围攻谯城，没能打下来。就退去攻打城父，把城父攻克了。壬申日，侯景派他的行台左丞王伟等人到建康劝说梁武帝，说：“邺城的文武官员一起谋划，召我一起讨伐高澄。结果事情泄露，高澄把元善见幽禁在金墉城，还杀了六十多个元氏宗亲。河北的人心都向着他们的君主，所以请您立一个元氏的人，来顺应民心。这样一来，陛下就有延续断绝的王朝的美名，我侯景也有立功的成效。黄河以南、以北，就会成为您梁朝的附属国；那里的男女百姓，都会成为大梁的臣民。”梁武帝觉得有道理，乙亥日，就下诏封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给他兵力支持，让他回到北方主持魏国事务，等渡过长江，就允许他即位，还按照皇帝车驾的标准给他配备仪仗卫队。元贞是元树的儿子。
萧渊明被抓到邺城，东魏皇帝登上阊阖门接受俘虏，责备了他几句后就放了，送到晋阳，大将军高澄对他非常优厚。
慕容绍宗率领军队攻打侯景，侯景带着几千辆车的辎重，几千匹马，四万士兵，退守涡阳。慕容绍宗有十万士兵，旗帜和铠甲在阳光下闪耀，敲着鼓长驱直入。侯景派人问他：“你们是来送我走，还是来一决胜负的？”慕容绍宗说：“当然是来和你决一胜负。”于是顺着风摆开阵势。侯景关闭营垒，等风停了才出来。慕容绍宗说：“侯景诡计多端，喜欢从背后偷袭人。”于是让士兵们做好防备，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侯景命令战士们都穿上短甲，拿着短刀，冲入东魏的军阵，只管低头，砍人的小腿和马脚。东魏军队就这样战败了，慕容绍宗从马上摔下来，仪同三司刘丰生受伤，显州刺史张遵业被侯景俘虏。
慕容绍宗和刘丰生都逃到谯城，副将斛律光和张恃显责怪他，慕容绍宗说：“我打仗这么多次了，没见过像侯景这么难对付的。你们试试去打他！”斛律光等人穿上铠甲准备出战，慕容绍宗告诫他们：“别渡过涡水。”两人在涡水北岸扎营，斛律光带着轻骑兵去射箭。侯景在涡水边对斛律光说：“你是来求战功的，我是怕死才逃跑。我和你父亲是朋友，你为什么射我？你难道自己知道不渡到水南来？这肯定是慕容绍宗教你的！”斛律光无话可说。侯景让他的手下田迁射斛律光的马，一箭射穿马胸；斛律光换了匹马躲在树后，又被射中，只好退回军中。侯景抓住了张恃显，不久又放了他。斛律光逃进谯城，慕容绍宗说：“现在知道怎么样了吧，还怪我！”斛律光是斛律金的儿子。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在涡水两岸驻军，偷偷在上风处放火，侯景率领骑兵跳入水中，出来后转身逃跑，因为草湿了，火就烧不起来了。
西魏的岐州长期遭受战乱，刺史郑穆刚到的时候，只有三千户人家。郑穆安抚百姓，让他们聚集安定下来，几年时间，就发展到四万多户，政绩在各州中是最好的。丞相宇文泰提拔郑穆为京兆尹。
侯景和东魏的慕容绍宗对峙了几个月，侯景粮食吃完了，司马世云就向慕容绍宗投降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东魏与梁朝、侯景势力之间的复杂博弈，其中的权谋、战争与人性博弈，即便以现代视角审视，仍能引发诸多思考：
檄文背后的“舆论战”逻辑
杜弼的檄文堪称古代“心理战”典范。其核心策略是通过价值重构瓦解对手：先将东魏塑造成“止戈为仁”的正统，将梁朝描绘成“幸灾忘义”的乱政，再以“吴侵齐境”“赵纳韩地”的历史典故制造心理暗示，暗示梁朝引狼入室终将自食恶果。这种将政治冲突转化为“道义对决”的叙事方式，本质上是通过舆论抢占道德高地，为军事行动赋予合法性——这与现代国际争端中“规则叙事”“正义性宣传”的逻辑如出一辙，可见舆论战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
侯景的“边缘者生存法则”
侯景的崛起与反复，是典型的“边缘势力逆袭与失控”样本。他出身底层，凭借乱世机遇跻身权力核心，却始终以“投机者”姿态游走于东魏、西魏、梁朝之间。其军事战术极具颠覆性：让士兵“被短甲、执短刀，低视斫人胫马足”，完全打破传统战争的礼仪化模式，以“实用主义暴力”破解东魏的正规军优势。这种“不讲规则”的打法，既是底层崛起者对精英秩序的解构，也暴露了乱世中“实力至上”的残酷法则——当道德与规则失效时，非常规手段往往能成为破局的利刃。
梁朝决策的“短视陷阱”
梁武帝对侯景的接纳与扶持，堪称“战略短视”的典型案例。面对侯景的投诚，梁朝忽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仅因“继绝之名”的虚名便引狼入室，甚至授予兵权、默许其扩张。这种决策背后，是统治者对“虚名”的迷恋（试图通过扶持元贞彰显正统）与对“实力平衡”的误判（认为可利用侯景牵制东魏）。最终导致“尾大不掉”，印证了檄文中“见黄雀而忘深穽”的警告。这揭示了权力游戏的永恒悖论：试图利用不稳定因素实现短期目标，往往会被其反噬。
战争中的“细节决定论”
慕容绍宗与侯景的涡阳之战，充满现代军事学中的“细节博弈”。侯景利用“顺风闭垒、风止出击”的时机判断，针对东魏骑兵的“砍胫斫足”战术，以及对斛律光“你不渡水是慕容绍宗教的”心理挑衅，都体现了信息差与心理优势的重要性。而慕容绍宗“勿渡涡水”的警告被无视、段韶“纵火遇湿草”的意外，又印证了战争中“不确定性”的决定性作用——即便兵力占优，忽视环境、心理与细节，仍会陷入被动。
乱世中的“生存与选择”
从司马世云的投降，到斛律光的受挫，再到郑穆治岐州的“数年户数从三千到四万”，不同角色的选择构成了乱世的多面镜。郑穆的治理成果尤为亮眼：在“久经丧乱”的背景下，他以“抚循安集”打破“兵戈即王道”的逻辑，证明即便在乱世，制度建设与民生安抚仍是长治久安的核心。这与侯景的“暴力投机”形成鲜明对比，也为“乱世何以为治”提供了答案：武力能夺一时之利，而人心与秩序才是权力的根基。
历史预言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杜弼檄文中“梁室祸败”的预言最终应验，看似“未卜先知”，实则是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当一个政权“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又在关键决策上连续失误时，其衰落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结果。但侯景之乱的具体进程（如涡阳之战的胜负、慕容绍宗的战术调整）又充满偶然性。这种“必然中的偶然”，恰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大趋势由结构性因素决定，而具体走向则由无数个体的选择与突发事件共同书写。
综上，这段历史不仅是权力斗争的记录，更是人性、战略与制度的试验场。其中的教训跨越时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忽视长远利益而沉迷短期投机，终将在“黄雀在后”的循环中败亡；而唯有正视规律、敬畏人心，才能在复杂博弈中找到立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