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元年（公元527 年，丁未年）
春天，正月乙丑日，朝廷任命尚书左仆射徐逸为仆射。辛未日，梁武帝到南郊举行祭祀典礼。
甲戌日，北魏任命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北魏从定州、相州分出四个郡，新设立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刺史。崔楷上奏说：“这个州刚设立，武器、粮食啥都没有，请求朝廷给点兵马和粮草。”朝廷把他的奏表交给相关部门商议，结果啥都没给他。有人劝崔楷把家人留下，自己一个人去上任，崔楷说：“我拿了国家的俸禄，就得为国家的事儿操心，要是我自己去，将士们谁还能坚定守城呢！”于是就带着全家去上任。葛荣带兵逼近州城，有人劝崔楷把老弱家眷送走，躲避一下，崔楷就派小儿子和一个女儿趁夜出城；但很快又后悔了，说：“别人会觉得我意志不坚定，为了保全家人不顾忠义。”就又派人把他们追回来。敌人到了，双方力量悬殊，而且城里又没有防守的装备；崔楷安抚激励将士们抵抗，大家都奋勇向前，都说：“崔公连一家老小都不顾惜，我们还在乎自己这条命干啥！”战斗接连不断，死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但始终没人有投降的想法。辛未日，州城被攻陷，崔楷坚守气节不投降，葛荣就把他杀了，接着包围了冀州。
北魏的萧宝寅连年出兵打仗，将士们都疲惫不堪。秦地的反贼攻打他，萧宝寅在泾州大败，收拢了一万多散兵，驻扎在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献出汧城，投降了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里的人抓住刺史魏兰根响应他。豳州刺史毕祖晖战死，行台辛深弃城逃跑，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战败了。反贼首领胡引祖占据北华州，叱干麒麟占据豳州响应莫折天生，关中地区一片混乱。雍州刺史杨椿招募到七千多人，率领他们抵抗防守，朝廷下诏加封杨椿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担任行台，指挥关西的各路将领。北地的功曹毛鸿宾带着反贼抢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带领三千士兵突然袭击他们；毛鸿宾害怕了，请求去讨伐反贼立功赎罪，于是就抓住并押送了宿勤乌过仁。宿勤乌过仁是宿勤明达哥哥的儿子。莫折天生乘胜攻打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躲在壕沟里射箭，莫折天生应弦而倒，他的军队就溃散了。羊侃是羊祉的儿子。
北魏右民郎阳平人路思令上奏疏说：“打仗能取胜，关键在于将领。要是选对了将领，天下很容易就能平定；要是选错了，连三河地区都会变成战场。我看近年来，很多将领都是那些受宠权贵的子孙，他们平时喝酒骑马，心高气傲，一副很能打仗的样子；但一碰到大敌，就又担忧又害怕，之前的雄心壮志一下子全没了。他们让老弱的士兵在前面抵挡敌人，强壮的士兵在后面保护自己，而且武器装备也不精良，行军打仗毫无章法，就用这样的队伍去对付占据险要地势、身经百战的敌人，想要不败，怎么可能呢！所以士兵们知道肯定会打败仗，刚集合就先逃跑了；将领们害怕敌人，拖延不前。国家觉得他们的官爵不够高，就多次给他们加官进爵；又担心赏赐不够丰厚，天天散发金银绸缎。结果国库空了，百姓的钱财也花光了，反贼却越来越多，老百姓生活困苦，就是这个原因。品德可以感动有义气的人，恩情可以激励愿意拼死的士兵。现在要是能赏罚分明，选拔优秀的人，惩罚作恶的人，训练好士兵，修缮好武器装备，先派能言善辩的人去跟反贼讲清楚利害关系，如果他们不悔改，就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这样的话，就好比用锋利的斧头砍朝生暮死的菌类，用大火炉烧毛发一样容易啊！”但朝廷没听他的。
戊子日，北魏任命皇甫度为太尉。
己丑日，北魏皇帝因为四方还没平定，下诏朝廷内外戒严，说要亲自出征讨伐，但最后也没去成。
谯州刺史湛僧智包围了北魏的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包围了琅邪，北魏下令青州、南青州去救援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人从义阳道出兵，攻打北魏的平静、穆陵、阴山三关，都攻克了。夏侯夔是夏侯亶的弟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北魏东清河郡的山贼纷纷起义，朝廷下诏任命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里有个叫刘简虎的百姓，曾经对房景伯无礼，然后全家逃走了。房景伯到处追捕，把他抓住后，任命他的儿子为西曹掾，让他去劝说山贼。山贼们看到房景伯不记仇，都相继出来投降了。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精通经典，很有见识。贝丘有个妇人状告她儿子不孝，房景伯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听说听名声不如见本人，山里的百姓不懂礼义，不值得过分责备！”于是就把那个妇人召来，和她在一张榻上吃饭，让她儿子在堂下站着，看着房景伯伺候吃饭。不到十天，她儿子就后悔了，请求回家；崔氏说：“他这只是表面上羞愧，心里还没真正认识到错误，先别急着让他走。”过了二十多天，她儿子磕头磕得流血，母亲也哭着请求让儿子回去，崔氏这才答应，最后这个儿子以孝顺出了名。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
二月，秦地的反贼占据了北魏的潼关。
庚申日，北魏东郡的百姓赵显德造反，杀了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将军成景俊攻打北魏的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来抵御他。之前，崔孝芬因为是元义的同党，和卢同等人一起被撤职，等他要去徐州的时候，进宫向太后辞行，太后对崔孝芬说：“我和你是亲戚，你为什么要把头凑到元义的车里，说‘这个老太婆得赶紧弄走！’”崔孝芬说：“我蒙受国家的大恩，实在没说过这话。就算说了，谁能听到呢！要是有人听到，那这个人跟元义的关系可比我亲密多了。”太后这才消了气，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成景俊想堵住泗水来淹彭城，崔孝芬和都督李叔仁等人攻击他，成景俊就逃回了。
三月甲子日，北魏皇帝下诏说要向西讨伐，朝廷内外都戒严了。正好秦地的反贼向西逃走，又收复了潼关，戊辰日，又下诏说回师向北讨伐。但实际上都没行动。
葛荣长时间包围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去救援。
【内核解读】
大通元年的历史舞台上，北魏的崩溃已进入“加速度”阶段，梁朝的北伐偶有斩获却难破僵局。这一时期，既有崔楷举家殉城的悲壮，也有北魏朝廷“屡诏亲征却终不行”的虚妄；既有羊侃阵斩敌帅的勇武，也有“宠贵子孙”统军误国的荒诞。南北政权的对比与个体的挣扎，共同勾勒出乱世的残酷底色。
北魏的“溃败深化”：从制度崩坏到精神失守
北魏的灭亡早已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彻底坍塌。崔楷受命镇守新立的殷州时，“尺刃斗粮皆所未有”，朝廷却“竟无所给”，这种对地方的极端漠视，暴露了中央财政与行政能力的全面瘫痪。崔楷“举家之官”的抉择，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当朝廷既无粮草支援，又无战略规划，仅靠官员的道德坚守根本无法抵挡葛荣的大军。
城破之际，崔楷“执节不屈”，将士们“莫不争奋”，喊出“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属何爱一身”的壮语，展现出乱世中人性的光辉。但这种局部的忠义，终究无法挽回全局的溃败：萧宝寅在泾州大败，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魏兰根被岐州城人执送叛军，关中“大扰”的局面，印证了北魏统治的土崩瓦解。
更致命的是，北魏始终未能解决“将帅无能”的痼疾。路思令在奏疏中尖锐指出：将领多为“宠贵子孙”，平日“衔杯跃马，志逸气浮”，临战则“忧怖交怀”，竟让“羸弱在前当寇，强壮居后卫身”。这种“以贵戚掌兵”的制度，使得军队“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帅畏敌，迁延而不进”。朝廷却仍以“加宠命、散金帛”应对，最终“帑藏空竭，民财殚尽”，陷入“越平叛越叛乱”的恶性循环。
魏主“三诏亲征却终不行”的闹剧，更是将统治阶层的虚伪与无能暴露无遗。当皇帝的“亲征诏书”沦为空头支票，当太后沉溺于对崔孝芬的私人恩怨，北魏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这个政权不仅失去了治理能力，更失去了直面危机的勇气。
梁朝的“有限进取”：战术胜利难掩战略短视
与北魏的全面溃败相比，梁朝的北伐呈现出“局部突破”的态势。夏侯夔攻克平静、穆陵、阴山三关，湛僧智围东豫州，成景俊攻彭城，展现出南朝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些胜利多集中在边境地带，未能对北魏核心区域形成威胁，本质上仍是“趁乱袭扰”而非“战略决战”。
成景俊“欲堰泗水以灌彭城”的战术，虽显巧思，却被崔孝芬击退，反映出梁朝攻坚能力的不足。更关键的是，梁朝缺乏乘胜扩大战果的决心——当北魏关中大乱、葛荣围信都时，梁朝未能集中兵力北伐，反而满足于“克三关、围数城”的小胜，暴露了“偏安心态”的根深蒂固。
值得注意的是，梁朝内部也存在治理隐患。尽管史料未详述，但从北魏的教训反观，南朝“士族垄断高位”的弊端已初现端倪。夏侯夔、裴之礼等将领多为将门之后，与北魏“宠贵子孙统军”的模式有相似之处，只是程度较轻。这种“靠门第而非能力”的用人倾向，为梁朝后期的衰落埋下伏笔。
乱世中的“微光”：个体选择与治理启示
在普遍的崩坏中，仍有少数个体以行动诠释着乱世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房景伯在东清河郡以“以德化人”平息山贼：不仅不报复曾无礼于己的刘简虎，反而署其子为吏；其母崔氏以“共食观景伯供食”的方式感化不孝子，最终使“山民知礼义”。这种“德治”的成功，与北魏“高压苛政”引发叛乱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民心似水，可疏不可堵”的治理真理。
羊侃阵斩莫折天生的战绩，则展现了“专业将领”的价值。与那些“宠贵子孙”不同，羊侃出身将门，“隐身堑中射之，应弦而毙”的精准，体现出扎实的军事素养。这也反衬出南北政权共同的困境：当专业人才被门第压制，即便是偶有的胜利也难以复制。
结语：崩塌时代的历史惯性
大通元年的核心矛盾，在于“旧秩序已破而新秩序未立”。北魏的溃败已不可逆，其制度性的腐败与无能，使得任何局部的忠义（如崔楷）或勇武（如羊侃）都无法挽救；梁朝虽有机会北伐，却因战略短视与自身局限，错失了统一的窗口期。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政权的存续，从来不取决于个别忠臣的牺牲，而在于能否建立“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体恤民生”的制度。北魏的灭亡，正是因为它在这三方面全面失败；而梁朝的局限，则在于它未能突破士族政治的窠臼，最终只能成为乱世的“旁观者”而非“终结者”。
葛荣的壮大、尔朱荣的蛰伏，预示着北方将进入更残酷的军阀混战；而梁朝的“有限进取”，不过是这场大戏的插曲。真正的历史转折，还在等待那些能打破旧秩序、重建新规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