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日，彭宝孙拿下了檀丘。辛卯日，裴邃攻克狄城；丙申日，又攻下甓城，接着进军驻扎在黎浆。壬寅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出司吾城投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下曲阳；甲辰日，再拿下秦墟，北魏的守将好多都弃城逃跑了。
北魏派黄门侍郎卢同拿着符节到营州去慰问安抚，就德兴投降后又造反了。于是朝廷下诏让卢同当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但卢同多次被就德兴打败，只能回来。
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包围了夏州刺史源子雍，城里粮食都吃光了，大家只能煮马皮吃，可众人却没有二心。源子雍打算亲自出城去弄粮食，留下儿子源延伯守统万城，手下的将领们都说：“现在到处都有人反叛，粮食没了，援兵也断绝，不如你们父子一起走。”源子雍哭着说：“我们家世代受国家的恩情，我应该在这城里拼死守卫；只是没粮食守不住了，所以我想往东州去，给大家弄几个月的粮食，要是运气好弄到了，咱们肯定能保全。”于是他带着老弱病残去东夏州运粮，源延伯和将领们哭着送他。源子雍走了没几天，胡人首领曹阿各拔半路拦截，把他抓住了。源子雍偷偷派人送封信到城里，让大家努力坚守。全城人都又担心又害怕，源延伯开导大家说：“我父亲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但我奉命守城，责任重大，不敢因为私事耽误公事。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心情！”众人都被他的大义感动，个个都振奋起来。源子雍虽然被抓了，但胡人一直按百姓的礼节对待他，源子雍给他们讲清厉害关系，劝曹阿各拔投降。正好曹阿各拔去世，他弟弟曹桑生最终带着手下人跟着源子雍投降了。源子雍见到行台北海王颢，详细说了那些反贼能被消灭的情况，北海王颢给他一些兵力，让他在前面开路。当时东夏州全境都造反了，到处都有叛军集结，源子雍一路边打边走，九十天里，打了几十仗，终于平定了东夏州，征收粮食送到统万城，这样夏州和东夏州都保住了。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广阳王深上奏说：“现在六镇都反了，高车的两个部落也跟他们一伙，用咱们这些疲惫的士兵去攻打，肯定赢不了。不如挑选训练精兵，守好恒州的各个要害之处，再从长计议。”于是他和李崇带兵回到平城。李崇对将领们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是反贼的咽喉，如果这里守不住，并州和肆州就危险了。得留一个人镇守，谁合适呢？”大家都推举费穆，李崇就请求让费穆当朔州刺史。
贺拔度拔父子和武川的宇文肱联合乡里的豪杰，一起偷袭卫可孤，把他杀了；但贺拔度拔不久后和铁勒交战时战死。宇文肱是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任用国子博士祖莹当长史；广阳王深上奏说祖莹虚报杀敌数量，贪污军资，祖莹因此被除名，李崇也被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召回朝廷。广阳王深就独自掌管了军政大权。
莫折天生进攻北魏的歧州，十一月戊申日，攻下了歧州，抓住都督元志和刺史裴芬之，送到莫折念生那里，被莫折念生杀了。莫折念生还派卜胡等人进犯泾州，在平凉东边打败了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丙辰日，彭宝孙攻下北魏的东莞。壬戌日，裴邃攻打寿阳的安城，丙寅日，马头和安城都投降了。
高平人把卜胡杀了，一起迎接胡琛。
北魏让黄门侍郎杨昱兼任侍中，拿着符节监督北海王颢的军队，去救豳州，豳州之围被解除。蜀地的反贼张映龙、姜神达攻打雍州，雍州刺史元修义请求支援，一天一夜之间，求救文书送出去九次。都督李叔仁却犹豫着不发兵，杨昱说：“长安是关中的根基，如果长安守不住，大军自然就散了，咱们留在这儿有什么用？”于是和李叔仁一起进军攻打反贼，杀了姜神达，其余党羽都逃走了。
十二月戊寅日，北魏的荆山投降。
壬辰日，北魏任命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统领西路各路军队去讨伐莫折念生。
乙巳日，武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北魏的平静关；辛丑日，信威长史杨乾攻打武阳关；壬寅日，攻打岘关，这些关都被攻克。李国兴接着去围攻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和蛮人首领西郢州刺史田朴特内外配合抵抗。围城快一百天，北魏援军到了，李国兴只好带兵撤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北魏汾州的各路胡人反叛；朝廷任命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带兵去讨伐。
北魏魏子建劝说南秦州的氐人，氐人渐渐投降归附，于是收复了六郡十二戍，杀了反贼首领韩祖香。北魏让魏子建兼任尚书，当行台，仍然担任刺史，梁州、巴州、二益州、二秦州这些地方都受他指挥。
莫折念生派兵攻打凉州，城里的百姓赵天安又抓住刺史来响应。
这一年，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为犯了事被免职，散骑常侍钱塘人朱异代替他掌管机密事务，军事谋划、地方官员的任免调动、朝廷礼仪以及诏书敕令等，都由他负责。朱异喜欢文章义理，多才多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皇上因此重用他。
【内核解读】
普通五年（公元524年）末的这段史事，如同一出加速推进的乱世戏剧：北魏的防线在叛乱与南侵中节节崩溃，少数忠臣的坚守难掩整体的颓势，而梁朝的北伐与北魏内部的势力重组，则让这场权力真空的博弈更显复杂。其中的人物抉择与局势演化，深刻折射出政权崩解期的生存逻辑与历史惯性：
北魏的“破碎防线”：忠臣孤守与全局溃败的反差
--源子雍父子的“孤城绝唱”：夏州被围时，源子雍“煮马皮而食之”却“众无贰心”，其子延伯以“不敢以私害公”的信念坚守统万，父子二人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乱世脊梁”的含义。源子雍被俘后仍能“为陈祸福”劝降曹阿各拔，最终凭一己之力“转斗而前”平定东夏州，既展现了个人的坚韧，也反衬出北魏朝廷的无能——当地方官需以血肉之躯填补中央治理的空白，这个政权的根基早已腐朽。源氏父子的成功是个案，却也证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个体的道德坚守仍能创造局部的奇迹，但这种奇迹无法挽回全局的崩塌。
--六镇平叛的“战略迷失”：广阳王深提出“选练精兵守恒州诸要”的收缩策略，实则是承认六镇尽失的现实；李崇退守平城时强调“云中为白道之冲”，却只能委任费穆孤守，暴露了北魏军事资源的枯竭。贺拔度拔父子袭杀卫可孤的局部胜利，很快因“与铁勒战死”而失去意义——缺乏系统性支援的义举，终究只是乱世中的零星火花。更讽刺的是，祖莹因“诈增首级”被除名，李崇受牵连免官，显示北魏在溃败中仍未摆脱“内斗基因”，连最后的军事力量都在互相倾轧中消耗。
--莫折念生的“燎原之势”：莫折天生陷岐州、卜胡寇泾州、赵天安复叛凉州，叛乱势力从陇东蔓延至河西，形成对北魏关中腹地的包围。北魏派京兆王继为太师西讨，却未能改变“诸州皆叛”的格局——当地方官或被擒杀（元志）、或被迫依附叛军（赵天安），中央任命的统帅已沦为象征性的符号。这种“叛军比官军更有行动力”的反转，标志着北魏的统治合法性彻底丧失，民众对朝廷的期待已完全转移到“谁能提供生存保障”的现实考量上。
梁朝的“北伐红利”： opportunism（机会主义）背后的局限
--裴邃的“闪电破城”与战略天花板：裴邃在三个月内连拔狄城、甓城、黎浆等多地，彭宝孙、曹世宗配合夺取檀丘、曲阳，南朝军队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蚕食北魏边境。这种胜利看似辉煌，实则依赖两大前提：北魏主力被六镇叛乱牵制、边境守军无心恋战。但当裴邃攻寿阳“一日九战”最终退兵，李国兴围郢州“近百日”因援军至而还，暴露了梁朝的致命短板——缺乏彻底突破北魏防线的攻坚能力与战略决心。南朝的北伐始终停留在“趁乱捡漏”的层面，既不敢投入倾国之力，又受制于内部派系平衡（如蔡秀成“失道不至”的协同问题），最终只能在边境拉锯中浅尝辄止。
--南北攻防的“细节隐喻”：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荆山戍不战而降，与源子雍父子的死守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北魏地方官的“阵营分化”：靠近南朝的边将更易选择投降，而腹地官员则因“世荷国恩”的羁绊选择抵抗。这种差异并非道德高低，而是现实利益的计算——对边境官而言，依附梁朝可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对腹地官而言，叛乱与南侵都是“外敌”，唯有死战方能自保。梁朝未能利用这种分化扩大战果，显示其外交与军事策略的粗糙。
势力重组的“暗流”：新玩家崛起与旧秩序崩塌
--尔朱荣的“静默扩张”与元义的“权力旁落”：当北魏朝廷忙于平叛时，尔朱荣已通过吸纳侯景、窦泰等豪杰积蓄力量，其“畜牧资财”转化为私人武装的经济基础，“御众严整”的治军能力则让这支力量远超腐败的官军。与之相对，元义虽仍把持朝政，却因“六镇之乱”的失控逐渐失去威信——山伟等“代来寒人”的依附只是权宜之计，当京兆王继、北海王颢等宗室被委以军事重任，元义的权力已出现松动。这种“中央虚弱、地方豪强坐大”的趋势，为后来“河阴之变”的权力洗牌埋下伏笔。
--朱异掌机要，梁朝的“隐患预埋”：朱异因“好文义，多艺能，精力敏赡”被梁武帝委以重任，总揽“军旅谋议，方镇改易”，看似高效的行政运作背后，隐藏着南朝“寒门掌机要”与“士族垄断高位”的矛盾。朱异虽有才干，却缺乏全局战略眼光，其后来在“侯景之乱”中的决策失误，此时已埋下伏笔——当皇帝沉迷佛教、士族耽于享乐，寒门出身的权臣往往因急于证明自己而陷入激进或保守的极端，梁朝的治理体系已失去平衡。
结语：乱世的“加速度”与历史的“不可逆”
这一时期的历史，最显着的特征是“旧秩序的解体速度超过新秩序的建立速度”：北魏的崩溃已进入不可逆阶段，六镇叛乱与南朝北伐形成“内外夹击”，少数忠臣的坚守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崩塌；梁朝虽获一时之利，却因自身局限错失统一机遇；尔朱荣等新势力的崛起，则预示着北方将进入更残酷的军阀混战。
其中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政权的瓦解从不只是外部打击的结果，更是内部生命力耗尽的必然。北魏的“府户制度”不公、官员腐败、决策昏聩，早已为崩溃准备了土壤；梁朝的“士族僵化”“战略短视”，则使其无法抓住北方大乱的历史机遇。当源子雍煮马皮守城的忠诚、裴邃闪电破城的勇武，都只能成为乱世的注脚时，历史便进入了“以力服人”的丛林阶段——谁能整合资源、凝聚人心，谁就能在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而这正是接下来几十年南北朝历史的核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