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辛未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
北魏大乘教残余的贼寇又聚集起来，突然攻入瀛州，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奴仆和门客抵抗。贼寇放火烧了斋阁，宇文延冲过火海，把宇文福抱到外面，自己肌肤头发都烧焦了，他又带领众人苦战，贼寇这才四散逃走，宇文延追击讨伐，平定了贼乱。
甲戌日，北魏大赦天下。
北魏一开始，民间都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铸钱工匠到各地去鼓风铸造。百姓如果想铸钱，允许到官府的铸炉去，铜必须提炼纯净，不能混杂其他东西。世宗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天下使用不符合标准样式的钱。然而后来洛阳以及各个州镇所用的钱各不相同，导致商业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不能使用的钱，法律有明确规定，指的是鸡眼钱、环凿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禁令。我看河西各州现在通行的钱都不在禁令限制之内，过去却加以严格禁止，我实在感到疑惑。而且河北地区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能用单丝的绢、稀疏的布，这些布绢幅面狭窄、尺寸不足，不符合常规样式，把整匹布撕开成尺来交换物品，以满足生活所需，这白白耗费了纺织的劳力，却不能让百姓免于饥寒之苦，这恐怕不符合拯救抚恤饥寒交迫之人、养育百姓的本意啊。钱的作用，是成串相连，不需要借助度量，公平简单，对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恳请下令各个州镇，无论是太和五铢钱、新铸的五铢钱，还是自古以来民间方便使用的各种旧钱，只要完整无缺，即便大小有所不同，都可以通行，价格高低的差异，按照当地的价格为准。这样或许能让货物在全国流通，公私都不会出现堵塞。至于鸡眼钱、环凿钱，以及私自盗铸、把大钱毁掉改铸小钱、制造新奇伪币不符合规定的，按照法律治罪。”皇帝下诏同意了。但河北地区缺钱，百姓仍然用物品进行交易，钱没有进入市场流通。
北魏很多人冒领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记录军功的文书，加以核查，发现冒取官阶的有三百多人，于是上奏说：“请求把吏部、中兵二局记录军功的簿册集中起来，对照上奏的文案，重新抄写两份，一份交给吏部，一份留在中兵局。另外，在军中杀敌立功，够得上晋升一阶以上的，就令行台军司发给凭证，从中间撕开，一半交给立功的人，一半送到门下省，以防止弄虚作假。”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
中尉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以来，朝廷内外官员考核的簿册、吏部任命官员的文书、中兵局记录军功的文案，以及各种功过记录，想要以此来核查冒取官阶、盗窃官职的人，太后答应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表认为：“法律忌讳繁杂苛刻，治理国家贵在清正简约。御史的职责，是根据传闻进行纠察，如果听说有冒取军功、妄求官阶的，只应该调取其中一份簿册，研究核查虚实，按照法律进行惩处。哪有把一个部门的文案都调出来，追查二十多年的事情，像这样追究过错，谁能承受得了罪责！这实在是圣明的朝廷应该慎重对待的。”太后于是停止了元匡的行动。又因为元匡提的建议大多不被采纳，担心他辞官，想安抚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日，封元匡为东平王。
三月丙子日，梁武帝下令织官，织的文锦不能有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裁剪这些图案，有违仁爱宽恕之道。
丁亥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夏天四月戊申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梁武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用牲畜，对阴间的神灵有妨碍，应该都用面来制作祭祀用品。这一下朝廷和民间都议论纷纷，大家觉得宗庙祭祀不用牲畜，就等于不再进行血食祭祀了，梁武帝最终没有听从众人意见。朝廷大臣们于是商议用大的干肉代替祭祀用的牛。
秋天八月丁未日，北魏下诏让太师高阳王元雍进入门下省，参与决策尚书省上奏的事务。
冬天十月，梁武帝下诏，因为宗庙祭祀仍然用干肉，要再次商议替代之物，于是用大饼代替大干肉，其余的祭祀用品都改用蔬菜水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庙的牌位，每月两次供奉洁净的食物。
乙卯日，北魏下诏：平城的士人百姓没有南迁的，都允许他们留下来定居，作为永久产业。
十一月甲子日，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北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派俟近尉比建等人到北魏求和，使用对等国家的礼仪。
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行军时能约束士兵；各位将领争功的时候，只有冯道根默默不语。他治理政务清正简约，官吏和百姓都很爱戴他。梁武帝曾经感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能让朝廷都想不起来还有个豫州。”北魏尚书崔亮上奏请求在王屋等山开采铜矿铸造钱币，皇帝同意了。从这以后，很多百姓私自铸钱，钱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小，使用起来也越来越不受重视。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南朝梁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及北魏同期历史的记载，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矛盾与变革，其现代视角下的评论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经济改革的困境：货币与民生的博弈
北魏的货币问题是这段记载的核心矛盾之一。孝文帝太和年间始铸“太和五铢”，宣武帝永平年间续铸新五铢，但各地货币形制混乱、民间以物易物成风，严重阻碍商业流通。任城王澄的奏议直击要害：承认多元货币合法性（太和五铢、新五铢及民间通行古钱），仅禁止劣质伪币，试图以“灵活兼容”打破流通壁垒。这一思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需求，却因“河北少钱”的现实困境未能落地——百姓仍依赖实物交易，反映出政策推行需匹配经济基础：当货币供给不足、信用体系未建立时，强制货币化反而会加剧民生疾苦（如“裂匹为尺”的布帛交易，徒增百姓纺织负担）。
反观梁武帝“以面代牲”“以蔬果代脯修”的改革，虽标榜“仁恕”，却引发“不复血食”的争议。这揭示出传统礼仪背后的社会共识难以轻易撼动，政策若脱离文化语境，易沦为形式主义。
吏治与制度：防弊与效率的平衡
北魏“窃冒军功”成风，卢同提出“勋簿双存”“竖裂军券”的防伪制度，试图以技术手段杜绝舞弊，体现了官僚体系对规范化的追求。但中尉元匡欲“追溯两纪（四十年）考簿”彻查旧案，却被任城王澄以“法忌烦苛”驳回，反映出制度改革需兼顾可行性：过度追责不仅消耗行政资源，更可能引发官场恐慌，反而破坏治理稳定性。
梁将冯道根“谨厚木讷”“不争功”“为政清简”，被皇帝赞为“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实则暗含对地方治理“不折腾”的期待——在动荡的南北朝，“无为而治”有时比激进改革更能保障民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对“务实”的隐性推崇。
文化与伦理：权力对传统的重塑
梁武帝禁止织锦“为仙人鸟兽之形”，理由是“裁剪有乖仁恕”，将工艺审美与伦理道德绑定，体现了皇权对文化符号的掌控欲：通过规范器物形制，强化“仁政”的意识形态。而北魏允许“北京（平城）士民未迁者永居”，则是对孝文帝“迁都洛阳”政策的微调，承认了文化融合的渐进性——强制汉化曾引发六镇之乱，此番妥协实为稳定统治的务实之举。
柔然“用敌国之礼”与魏通和，既显示柔然的强势，也反映出北魏对北方边疆的战略收缩，民族关系中“实力决定礼仪”的现实逻辑始终存在。
历史启示：改革的“度”与“时”
这段历史中的诸多政策摇摆（如北魏货币改革的进退、梁武帝礼制改革的争议），本质上是传统与变革、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任城王澄的“治贵清约”与冯道根的“清简”，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平衡——既需防弊，也需留有余地；既需革新，也需尊重传统与现实。
无论是货币流通、军功考核还是礼仪改革，成功的关键不在于理念是否“先进”，而在于是否契合社会的承受能力与运行逻辑。这对后世的启示是：任何改革，若脱离具体语境，忽视“渐进性”与“共识性”，即便初衷良好，也可能沦为空谈甚至引发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