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六年（公元507 年，丁亥年）
春天正月，公孙崇提议让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来监督相关事务。但北魏皇帝心里清楚，高肇没啥学问，于是又下诏让太常卿刘芳去辅佐他。
这时候，北魏的中山王元英和平东将军杨大眼，带着几十万大军去攻打钟离城。钟离城北面靠着淮河，北魏军队就在邵阳洲两岸搭桥，还在几百步的距离内立起栅栏，横跨淮河来打通道路。元英在南岸攻城，杨大眼在北岸筑城，用来保障粮草运输。而钟离城里只有三千人，昌义之带着将士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顽强抵抗。北魏那边用车子装土去填护城河，还让士兵们背着土跟在后面，后面还有骑兵紧紧逼着。要是有人动作慢点没及时回来，就直接被土给埋了。很快，护城河就被填满了。他们用冲车撞城，城墙上的土直往下掉，昌义之就赶紧让人用泥补上，虽然冲车能撞进来，但就是没办法把城给攻破。北魏军队日夜猛攻，轮番上阵，士兵们掉下去又爬上来，没人退缩。一天能打几十回合，双方死伤人数都数以万计，北魏士兵的尸体都堆得和城墙一样高了。
到了二月，北魏皇帝叫元英撤回来，元英上奏说：“我一心想灭掉这些逃跑的敌人，从月初开始，雨就一直下个不停。要是到三月天气放晴，这城肯定能攻下来，希望陛下能再给我点时间。”皇帝又下诏说：“那边天气潮湿闷热，不适合长时间停留。虽然从形势上看这城肯定能拿下，这是将军你的深谋远虑，但打仗时间久了，士兵们就会疲惫不堪，这也是朝廷担心的事儿啊。”可元英还是坚持上奏说一定能攻克，皇帝就派步兵校尉范绍去和元英商量攻城的形势。范绍一看钟离城防守坚固，就劝元英撤兵，元英根本不听。
梁朝这边，皇帝命令豫州刺史韦睿带兵去救钟离，受曹景宗指挥。韦睿从合肥抄近道走，经过阴陵大泽的时候，遇到山涧峡谷，就马上架起浮桥让军队通过。大家都害怕魏军势力强大，好多人劝韦睿慢点走。韦睿却说：“钟离城里的人现在就像在洞里过日子，出门打水都得背着门板防着，我们就是车马飞奔、士兵快跑，都还怕来不及呢，怎么能慢呢！魏军已经在我算计之中了，你们别担心。”结果十天就到了邵阳。皇帝事先就告诫曹景宗说：“韦睿在你们家乡那可是德高望重的人，你要好好敬重他！”曹景宗见到韦睿后，那礼数周到得很。皇帝听说后，就说：“这两位将军和睦相处，这仗肯定能打赢。”
曹景宗和韦睿进军到邵阳洲驻扎下来，韦睿在曹景宗营地前二十里的地方，连夜挖掘长长的壕沟，还竖起鹿角，把洲截断修成城，离魏军的城只有一百多步远。南梁太守冯道根，能骑着马测量土地，根据马蹄步数就能算出工程需要多少人力，天亮的时候，营寨就建好了。北魏的中山王元英看到后，大惊失色，用拐杖敲着地说：“这是哪路神仙啊！”曹景宗他们的武器盔甲崭新精良，军队阵容特别强大，魏军远远望见就士气低落。曹景宗担心城里的人害怕，就招募了言文达等士兵，让他们潜水进城，把皇帝的敕令送进去，城里的人这才知道有援军来了，顿时勇气倍增。
杨大眼在北魏军中那可是勇猛无比，他带着一万多骑兵来挑战，所到之处无人能挡。韦睿把战车连接起来组成军阵，杨大眼聚集骑兵把他们围住，韦睿就下令两千张强弩一起发射，一下子就穿透了魏军的铠甲，杀伤了好多人。有箭射中了杨大眼的右臂，他只好败退而走。第二天早上，元英亲自率领大军来交战，韦睿坐着没有上漆的木车，拿着白色的角如意指挥军队。一天打了好几个回合，元英才退回去。晚上，魏军又来攻城，箭像下雨一样射过来。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下城躲避，韦睿不答应。军中一片惊慌，韦睿就在城上大声呵斥，这才稳定住军心。那些到淮河以北割草的牧民，都被杨大眼抢走了。曹景宗就招募了一千多个勇敢的士兵，在离杨大眼城南几里的地方修筑营垒，杨大眼来攻打，曹景宗把他击退了。营垒修好后，派别将赵草驻守，以后再有来抢掠的，都被赵草抓住了，从这以后，牧民们才敢放心去割草放牧。
皇帝让曹景宗他们事先准备好高大的战船，要和魏军的桥一样高，打算用火攻。还命令曹景宗和韦睿各攻打一座桥，韦睿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到了三月，淮河水位暴涨了六七尺。韦睿派冯道根和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坐战船一起出发，把魏军在洲上的军队都消灭了。又用小船装上草，浇上油，去焚烧魏军的桥。风助火势，浓烟滚滚，一片昏暗，那些敢死队的士兵们，拔掉栅栏，砍断桥梁，河水又流得很急，转眼间，桥和栅栏都没了。冯道根等人都亲自上阵拼杀，士兵们奋勇向前，喊杀声震天动地，一个人能顶得上一百个人，魏军彻底崩溃。元英看到桥断了，就扔下城，自己逃命去了，杨大眼也烧了营地逃走，其他的营垒也相继土崩瓦解，魏军都扔下武器盔甲，争着往水里跳，死了十多万人，被斩首的也差不多这么多。韦睿派人去告诉昌义之，昌义之又悲又喜，都来不及说话，只是大喊：“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各路军队追击魏军一直追到濊水，元英一个人骑着马逃进梁城，沿着淮河一百多里，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梁朝军队还生擒了五万人，缴获的物资粮草、武器装备堆积如山，牛马驴骡更是数都数不清。
昌义之特别感激曹景宗和韦睿，就请两人一起聚会，拿出二十万钱，让大家赌博玩。曹景宗掷骰子得到个“雉”，韦睿慢慢掷出个“卢”，但他马上拿起一个骰子翻过来，说：“奇怪了！”就不继续比了。曹景宗和其他将领都争着去报捷，只有韦睿落在后面，世人尤其因为这件事觉得他品德高尚。皇帝下诏给曹景宗、韦睿增加爵位和食邑，昌义之等人也都分别得到了不同的赏赐。
夏天四月己酉日，梁朝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萧秀要出发的时候，管事的人请求用坚固的船来装他的行李，萧秀说：“我难道是爱财物不爱人才吗？”于是把坚固的船给了下属官员，自己用差一点的船装行李。结果后来遇到大风，装行李的船就被吹破了。
丁巳日，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六月丙午日，冯翊等七个郡叛变，投降了北魏。
秋天七月丁亥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八月戊子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有关部门上奏说：“中山王元英作战谋划失误，齐王萧宝寅等人守桥不牢固，都应该处以死刑。”己亥日，皇帝下诏，元英、萧宝寅免死，削去官职成为平民，杨大眼被流放到营州当兵。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李崇这人特别爱搞产业。征南长史狄道人辛琛多次劝谏，他都不听，辛琛就上奏检举他。皇帝下诏说都不追究。李崇于是摆酒宴请辛琛，对他说：“长史以后肯定能当刺史，只是不知道到时候能得到什么样的辅佐之人呢。”辛琛说：“要是我万一有幸当了刺史，能得到一个正直的长史，每天都能听到自己的过错，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李崇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九月己亥日，北魏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甲子日，北魏开通了斜谷的旧道。
冬天十月壬寅日，梁朝任命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这人精力过人，虽然公文堆积如山，来访的客人也坐满了屋子，但他应对自如，手上还不停地写东西。他还熟知各种姓氏，说话的时候都会避开人家的家讳。有一次他和门客晚上聚会，门客虞暠请求担任詹事五官，徐勉严肃地说：“今晚我们只谈风月，不要谈公事。”当时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公正无私。
闰月乙丑日，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代理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代理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丁卯日，北魏皇后于氏去世。当时高贵嫔得宠而且善妒，高肇权势很大，在朝廷内外都很威风，皇后突然生病去世，大家都觉得是高氏害的。但宫里的事儿很隐秘，具体情况也没人能说清楚。
甲申日，梁朝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乙酉日，北魏把顺皇后安葬在永泰陵。
十二月丙辰日，丰城景公夏侯详去世。
乙丑日，北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献城投降梁朝。
【内核解读】
南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的历史记载，以钟离之战为核心，串联起政治博弈、军事谋略与人物群像，堪称南北朝中期南北力量消长的关键节点。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与智慧，更折射出政权运作的深层逻辑。
钟离之战：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与战略意义
钟离之战的戏剧性，在于它打破了北魏自孝文帝改革后对南朝的军事压制态势。北魏中山王英率数十万大军围攻仅有三千守军的钟离城，凭借兵力优势昼夜强攻，甚至采用“填堑迫城”的极端战术——“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其攻势之烈、代价之巨，堪称中古战争史上的惨烈典型。然而昌义之率领的梁军“随方抗御”，以泥补城、死战不退，硬是将战局拖入僵持，为援军争取了关键时间。
南梁援军的调度更显智慧：韦睿“十日至邵阳”的急行军，打破了“畏魏兵盛”的普遍心态；他与曹景宗的协同作战——夜筑长堑、截洲为城，令魏军惊呼“是何神也”，展现了南朝军队的机动性与工程能力。最终借淮水暴涨之机，以“高舰焚桥”的火攻战术击溃魏军，创造了“死者十馀万，斩首亦如之”的辉煌战果。这场胜利不仅保住了南梁的淮南防线，更终结了北魏孝文帝以来的南进势头，使南北双方在淮河沿线形成长期对峙，为南梁争取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期。
人物群像：性格与选择塑造历史走向
这段历史中的人物选择，深刻影响了事件结局：
--韦睿的“儒将之风”：作为战役核心决策者，他既展现“飞桥济师”的果断，又坚守“夜集不谈公事”的原则，其“独居后告捷”的谦逊，与曹景宗“争先报捷”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南朝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缩影。
--北魏君臣的决策困境：魏主元恪明知高肇“不学”却仍委以重任，体现北魏后期“外戚专权”的隐患；中山王英“屡表必克”的固执，折射出将领对功名的执念如何凌驾于战局实际，最终导致惨败。
--高氏集团的阴影：北魏皇后于氏“暴疾而殂”，时人归咎于“高贵嫔有宠而妒”“高肇势倾中外”，揭示了宫廷斗争与朝堂权力的交织，为后来北魏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制度与时代：细节中窥见南北朝差异
--南梁的行政效率：徐勉任吏部尚书时“文案填积仍应对如流”“谈风月不及公事”，展现了南朝官僚体系中专业化与私德约束的结合，这种高效与清明为南梁前期的稳定提供了支撑。
--北魏的制度矛盾：李崇“多事产业”却因权势免于追责，反映北魏“汉化”过程中，鲜卑贵族的特权传统与官僚制度的冲突；斜谷旧道的重开，则体现其试图通过交通建设强化对关中控制的战略考量。
--南北文化的隐性对抗：钟离之战中，梁军“器甲精新，军容甚盛”与魏军“弃其器甲争投水”的对比，不仅是军事胜负的写照，更暗含南朝在物质文化上对北朝的心理优势。
历史的余响：一场战役的连锁反应
钟离之战的后果远超战场本身：北魏方面，中山王英、杨大眼等名将被黜，削弱了军事力量；高肇集团的专权因皇后之死更受质疑，加速了北魏后期的皇权动荡。南梁方面，韦睿、曹景宗等将领的崛起巩固了国防，而沈约、徐勉等文官的治理则推动了“天监之治”的延续。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战役标志着南北朝进入“势均力敌”的相持阶段：北魏因内部矛盾放缓南进，南梁则借胜利稳定了政权合法性。而历史记载中“景宗掷雉、韦睿反子”的细节——曹景宗掷骰子赢了却因韦睿“作塞”（认输）而作罢，恰如南北双方的实力博弈：一时的胜负或许偶然，但制度、人心与战略的积累，终将决定历史的走向。
天监六年的一场战役、一群人物、一系列选择，勾勒出南北朝中期的时代轮廓——它既是军事奇迹的舞台，也是权力博弈的剧场，更是文明碰撞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