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肇劝说皇帝，让宿卫队主帅率领羽林虎贲军去看守各位王爷的府第，这几乎就跟把王爷们囚禁起来差不多了。彭城王元勰恳切地劝谏，皇帝却不听。元勰志向高尚远大，不喜欢荣华权势，就避开事务，在家闲居，可是出门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在家又没有知己可以往来，只能独自对着妻子儿女，常常闷闷不乐。
北魏军队围攻义阳，城里的士兵不到五千人，粮食也只够支撑半年。魏军日夜不停地攻城，刺史蔡道恭根据不同的情况抵抗防御，每次都能把敌人击退，双方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后斩杀和俘虏的敌人多得数不清。魏军很害怕他，都打算退兵了。偏偏这时蔡道恭病情加重，他就把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哥哥的儿子尚书郎蔡僧勰以及各位将领和佐官叫到跟前，说：“我受国家的大恩，却不能消灭敌人，现在我病情越来越严重，看样子撑不了多久了。你们一定要以死坚守气节，别让我死了还留下遗憾！”大家都感动得流下眼泪。蔡道恭去世后，蔡灵恩代管州里的事务，代替他守城。
六月癸未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发生大旱灾，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上奏说：“以前圣明的君主都看重粮食和布帛，轻视金银和美玉。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和布帛能养活百姓，安定国家，而金银美玉没什么实际用处，还容易让人道德败坏。先帝深刻地认识到奢侈的危害，一心推崇节俭，甚至用纸张和绢帛做帐幕和屏风，用铜铁做马缰绳和马嚼子，府库里的金银，够日常使用就行，不再购买囤积，以免浪费国家的钱财。到了景明初年，继承了太平盛世的基业，四方边境安宁，远近都来归附。于是进贡的物品接连不断，商人也纷纷前来，各种进献的东西，比平常多了一倍，金银玉器常常有多余的，可国家的开支却总是不够。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无法保证，从现在起，不是特别必要的东西，一律不接受。”北魏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秋季，七月癸丑日，角城的戍主柴庆宗献城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鉴派淮阳太守吴秦生率领一千多人前去接收。淮阴派来的援军截断了他们的去路，吴秦生多次交战，把援军打败，最终占领了角城。甲子日，梁朝册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北魏李崇打败了东荆州反叛的蛮族人，活捉了樊素安，又进军讨伐西荆州的各个蛮族部落，这些部落全都投降了。
北魏人听说蔡道恭去世，攻打义阳更加猛烈，每天都短兵相接。曹景宗驻军在凿岘，却不前进，每天只是炫耀兵力，游猎玩乐。皇上又派宁朔将军马仙琕去救援义阳，马仙琕边打边前进，军队士气很旺盛。元英在士雅山修筑营垒，分别命令各位将领埋伏在四周的山上，故意示弱。马仙琕乘胜直接抵达北魏的包围圈，突袭元英的营地；元英假装战败逃跑，引诱马仙琕追击，到了平地，突然出兵攻击。统军傅永穿上铠甲，手持长矛，单人匹马率先冲入敌阵，只有军主蔡三虎在旁边辅助，他们冲过了敌阵。梁朝士兵射箭，射中了傅永的左腿，傅永拔出箭又冲了进去。马仙琕大败，他的一个儿子战死，马仙琕只好撤退。元英对傅永说：“您受伤了，先回营地吧。”傅永说：“以前汉高祖受伤后摸着脚，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虽然地位不高，但也是国家的一名将领，怎么能让敌人有打伤我方将领的名声呢！”于是和各路军队一起追击，日夜兼程才返回；当时傅永已经七十多岁了，军中将士没有不佩服他勇猛的。马仙琕又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元英，元英再次把他打败，还杀了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形势危急，就拿出全部精锐部队决战，一天交战三次，每次都大败而归。蔡灵恩实在没有办法了，八月乙酉日，向北魏投降。三关的守将听说后，辛酉日，也弃城逃走了。
元英让司马陆希道写捷报，嫌他写得不够好，就命令傅永修改。傅永没有增加华丽的辞藻，只是直接陈述军事上的部署和关键要点，元英看了非常赞赏，说：“看这份谋划，就算有坚固的城池，也守不住了。”当初，南安惠王因为参与穆泰的阴谋，被追夺了爵位和封邑。等到元英攻克义阳，朝廷就又封元英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上奏弹劾曹景宗，皇上因为他是功臣，就把这件事搁置一边，没有处理。
卫尉郑绍叔对皇上忠心耿耿，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一丝一毫都不隐瞒。每次给皇上汇报事情，事情办得好，他就把功劳归给皇上；事情办得不好，他就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皇上因此很亲近他。皇上下诏在南义阳设置司州，把州治移到关南，任命郑绍叔为刺史。郑绍叔修建城墙、护城河，修缮武器装备，开垦农田，储备粮食，招集流亡的百姓，百姓们都安居乐业。
北魏在义阳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刺史。皇上派马仙琕在三关以南修筑竹敦、麻阳两座城，司马悦派兵攻打竹敦，把它攻克了。
九月壬子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柔然侵犯北魏的沃野镇和怀朔镇，北魏皇帝下诏让车骑大将军源怀巡视北方边境，指导军事策略，根据需要征调军队，遇事都可以自行决断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就逃走了。源怀认为用中原的办法制服蛮夷，最好的办法就是修筑城郭。他回到恒州、代州，查看各镇周围的要害之地，以及可以筑城设戍的地方，打算从东到西修筑九座城，同时规划好储存粮食、储备武器的事宜，以及让各城之间能够相互支援，像犬牙一样交错的形势，一共五十八条建议，上奏给皇帝，说：“现在定都洛阳，离北方很远，周边一些国家有的可能会叛乱，再加上旱灾饥荒，军队的兵器装备十分之八都残缺不全。我认为应该依照以前的军镇设置，让它们东西相望，使形势相互连接，筑城设戍，在要害之地分兵把守，鼓励农耕，储备粮食，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随时出兵征讨。那些柔然的骑兵强盗，终究不敢攻城，也不敢越过城池向南进犯。这样，北方就没有忧患了。”北魏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北魏太和十六年，高祖皇帝下诏让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过了很久都没有完成。正好高祖去世，高闾也死了。景明年间，公孙崇担任太乐令，呈上他调试的乐器和相关书籍。到了这时，世宗才命令八座以下的官员商议这件事。冬季，十一月戊午日，北魏下诏修建国学。当时北魏太平安宁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学术研究非常兴盛，在燕、齐、赵、魏这些地方，讲学授业的人数不胜数，登记在册的弟子，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各州举荐优秀人才，各郡进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甲子日，北魏废除用金银赎罪的规定。
十二月丙子日，北魏下诏让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人讨论修订法律条例，彭城王元勰等人监督此事。
己亥日，北魏皇帝前往伊阙。
皇上一向喜爱儒家学说，他觉得东晋、宋、齐虽然开设了国学，但不到十年就废弃了，就算国学还存在，也只是徒有其表，没有实际的讲授内容。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梁魏对峙的复杂局势，其中的政治博弈、军事交锋与社会治理细节，折射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人性的多面性，值得从多个维度深入解读：
权力场的暗流涌动
北魏高肇通过控制宿卫、幽禁诸王巩固权力，暴露了皇权交接期的脆弱性。彭城王勰的遭遇尤为典型——这位志在山水的亲王，因身处权力漩涡，即便主动避世仍难逃精神禁锢，其“郁郁不乐”的状态，恰是封建宗室“欲退不能”的缩影。这种对宗室的严防死守，虽短期强化了中央集权，却也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为后来的权力动荡埋下伏笔。
南梁则呈现出另一种权力生态：曹景宗在义阳之战中消极避战却因“功臣”身份免于追责，折射出梁武帝对军事勋贵的妥协。这种“法外开恩”看似稳定了军心，实则破坏了军纪，间接导致义阳失守，暴露了南朝“重人情轻法度”的治理弊端。
军事较量中的人性光辉与战略短视
蔡道恭守义阳的百余日，堪称孤城抗敌的典范。他在粮尽兵寡、身染重病的绝境中，仍以“死固节”的信念激励部众，其临终托孤的场景，将忠臣的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北魏傅永七十高龄带箭冲锋的壮举，更诠释了“老将不死”的血性——那句“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的呐喊，既是军人荣誉的坚守，也是乱世中个体尊严的抗争。
但双方的战略失误同样明显：梁军的致命问题在于指挥脱节——曹景宗顿兵不进与马仙琕孤军深入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南梁军事调度的混乱；魏军虽最终取胜，却也暴露出“恃强轻谋”的隐患，若非蔡道恭病逝与梁军配合失误，义阳之战的结局或可改写。
制度改革与社会治理的破局尝试
北魏邢峦关于“重粟帛轻金玉”的奏议，直击当时财政积弊。他指出“金玉有余而国用不足”的矛盾，主张限制奢侈品进贡，本质上是试图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藏富于国”。这种重农抑商的思路虽符合农耕文明的现实需求，但未能触及土地兼并等根本问题，改革深度有限。
源怀的“筑城戍边”计划则展现了长远战略眼光。在柔然频繁袭扰的背景下，他提出的“九城联防、劝农积粟”方案，将军事防御与经济开发相结合，既巩固了边防，又推动了边疆汉化，为后来北魏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这种“以夏制夷”的智慧，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思维，体现了治理边疆的成熟考量。
文化教育的复兴与困境
北魏“营缮国学”与学业大盛的景象，与南梁“国学虚设”形成鲜明对比。燕赵齐鲁间“教授者不可胜数”的盛况，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成果，也反映了战乱中民众对稳定价值体系的渴求。而梁武帝虽“雅好儒术”，却未能改变东晋以来国学“有其名无其实”的现状，暴露了南朝政权在文化建设上的功利性——更多将教育视为装点门面的工具，而非治国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同时推进“议定雅乐”“修定律令”等文化工程，体现了鲜卑政权对“制度正统性”的追求；南梁废除“以金赎罪”则试图净化司法，这些改革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彻底推行，却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制度竞争”的重要内容。
结语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权力的博弈往往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军事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力量对比更关乎信念与谋略，而制度的优劣则决定着政权的长远生命力。无论是蔡道恭的坚守、傅永的勇武，还是邢峦的务实、源怀的远见，都在提醒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的选择与抗争，始终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隐秘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