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达北伐的时候，军队进入汋均口。广平人冯道根劝陈显达说：“汋均水水流又快又急，前进容易后退难；要是北魏守住险要的地方，咱们就首尾都陷入困境了。不如把船都扔在酂城，从陆路步行前进，军营依次排列，击鼓进军，肯定能打败魏军。”陈显达没听他的。冯道根带着自己的私人部众随军出征，等到陈显达夜里逃跑，士兵们不熟悉山路，冯道根每到险要的地方，就停马给大家指路，众人这才得以保全。朝廷下诏任命冯道根为汋均口戍副。陈显达向来威名远扬，经过这次可就大大受损了。御史中丞范岫上奏请求免去陈显达的官职，陈显达自己也上表请求辞职；朝廷都没答应，反而任命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也放弃顺阳，逃了回来。
三月庚子日，北魏皇帝病情加重，往北返回，到了谷塘原，对司徒元勰说：“后宫（指冯皇后）很久以来都违背妇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用皇后的礼仪安葬，这样或许能避免冯家的丑事外传。”又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恐怕好不了了。虽然打败了陈显达，但天下还没平定，继位的儿子年幼弱小，国家能依靠的，只有你了。霍子孟（霍光）、诸葛孔明（诸葛亮）作为异姓都能接受托孤重任，何况你是我的至亲，又有贤能，能不努力吗！”元勰哭着说：“普通百姓，尚且能为知己效命；何况我承蒙先帝的福泽，又仰仗陛下您的光辉呢！只是我因为和您关系亲近，长期参与重要机密事务，恩宠荣耀，天下没人比得上；之所以敢接受而不推辞，正是依靠陛下您如日月般的圣明，能宽恕我不知退隐的过错。现在又让我担任首辅大臣，总揽国家机要政务；有震主的名声，肯定会获罪的。以前周公那么圣明，成王那么贤明，周公都免不了被怀疑，何况是我呢！要是这样，陛下您对我的爱护，就不能算尽善尽美了。”皇帝沉默了很久，说：“仔细想想你说的话，确实有道理，难以反驳。”于是亲手写诏书给太子说：“你叔父元勰，品行高洁，堪比白云般纯净；厌恶荣华，舍弃官位，心如松竹般高洁。我年轻时就和他情谊深厚，不忍心和他分离。我去世之后，就听任元勰辞去官职，顺遂他淡泊谦逊的本性吧。”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一起辅佐朝政。
夏天，四月丙午日，北魏皇帝在谷塘原去世。北魏高祖（孝文帝）对几个弟弟很友爱，自始至终没有嫌隙。他曾经不经意地对咸阳王元禧等人说：“我以后的子孙要是不成器，你们看情况，能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就取而代之，别让皇位落到别人手里。”他亲近任用贤能的人，听从好的意见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精心勤勉处理各种事务，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他常说：“君主就怕不能秉持公正之心，对人对事真诚相待。能做到这两点，那么就算是胡人和越人，也能亲如兄弟。”他用法虽然严厉，对大臣犯错绝不宽容，但别人有小过错，他常常就不计较了。曾经在食物里吃出虫子，还有身边人进献羹汤时不小心烫伤他的手，他都笑着赦免了。天地五郊祭祀、宗庙二分祭祀，他从来都是亲自参加。每次出去巡游或者打仗，有关部门上奏要修整道路，他总是说：“简单修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别除草铲地弄得太平整。”在淮南行军，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严禁士兵践踏伤害稻谷；要是砍伐百姓的树木供军用，都留下绢布作为补偿。宫殿除非不得已，否则不修缮，衣服破了，洗一洗接着穿，马鞍和马勒就用铁和木头做的。他小时候力气大，擅长射箭，能用手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没有射不中的；到了十五岁，就不再打猎了。他还常对史官说：“时事一定要如实记录。君主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没人能限制他；要是史书再不记录他的恶行，那他还有什么可畏惧忌惮的呢！”
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商量，因为陈显达刚离开不久，担心他又回头来进攻，就暂时秘不发丧，把皇帝的遗体移到卧车里，只有他们两个王爷和几个侍从知道这事。元勰进出时神色和平时一样，侍奉饮食、进献药物，处理外面上奏的事务，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过了几天，到了宛城，夜里，把皇帝遗体抬到郡府大厅，入棺收敛，再放回卧车里，外面没人知道。派中书舍人张儒带着诏书去征召太子；又秘密把皇帝去世的消息告诉留守的于烈。于烈安排调度人员的去留，举止没有任何异常。太子到鲁阳的时候，遇到皇帝的灵柩，这才发丧；丁巳日，太子即位，大赦天下。
彭城王元勰跪着交给太子几张遗诏。东宫的官员们很多怀疑元勰有不轨之心，暗中防备他，可元勰待人真诚，礼数周全，最终也没产生嫌隙。咸阳王元禧到鲁阳，先留在城外观察情况有没有变化。过了很久，才进城，对元勰说：“你这次行动，不光辛苦，还真挺危险的。”元勰说：“兄长年纪大，见识高，所以知道事情的难易；我就像手握毒蛇、骑着老虎，没觉得有多艰难。”元禧说：“你是嫌我来晚了吧。”
元勰等人根据高祖的遗诏，赐冯皇后死。北海王元详派长秋卿白整进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边跑边喊，不肯喝，说：“皇上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是你们这些王爷要杀我啊！”白整抓住她强行灌药，冯皇后这才喝药身亡。灵柩运到洛阳城南，咸阳王元禧等人确认冯皇后真的死了，互相看着说：“就算没有遗诏，我们兄弟也该决定除掉她；怎么能让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主宰天下，杀了我们呢！”给冯皇后谥号为幽皇后。
五月癸亥日，加封抚军大将军始安王萧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丙申日，北魏把孝文帝葬在长陵，庙号为高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围绕南齐与北魏的军事冲突、北魏孝文帝临终安排及后续权力交接展开，字里行间展现了乱世中的军事智慧、权力博弈与人性复杂，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与帝王品格，值得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
军事决策：经验与刚愎的生死较量
陈显达北伐的失败，是刚愎自用对军事规律的无视。冯道根作为基层将领，敏锐察觉到汋均口“水迅急、易进难退”的地理风险，提出“弃船陆行、列营鼓进”的稳妥策略——这一建议既规避了水军困于险地的劣势，又能以陆军稳扎稳打的阵型形成威慑，本质是对“知彼知己、顺势而为”军事原则的遵循。但陈显达因“素有威名”而轻视风险，最终导致溃败。
反观冯道根的表现，更显可贵：他不仅有预判风险的眼光，更有“以私属从军”的忠诚，以及溃败时“停马指示山路”的冷静——这种“专业能力+责任担当”的组合，恰是乱世中个体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也解释了他为何能从私兵被破格提拔为戍副。陈显达的“威名大损”与冯道根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军事权威从不源于资历，而源于对规律的敬畏与临机的智慧。
权力交接：帝王心术与人性清醒的博弈
北魏孝文帝临终前的安排，堪称权力平衡术的典型样本。他先对彭城王勰托孤，以“霍子孟、诸葛孔明”的典故暗示其辅政责任，却在勰以“周公遭疑”婉拒后，转而下诏允许勰“辞蝉舍冕”——这一转变，既体现了孝文帝对兄弟的了解（深知勰避祸之心），也暗含对权力风险的预判：他明白“震主之声”对辅政者的致命性，与其强推导致内斗，不如顺水推舟，以“成全其冲挹之性”换取政局稳定。
而勰的拒绝，更显清醒。他点破“至亲近臣握权必招罪”的规律：即便如周公般圣明、成王般贤明，仍难免被猜忌，何况自己“久参机要、宠灵辉赫”？这种对权力边界的认知，使其在后续秘不发丧、辅佐新君的过程中始终“推诚尽礼”，最终化解了东宫官属的疑虑。相比之下，咸阳王禧的“留城外以察其变”，则暴露了皇族内部“权力猜忌”的本能——这也为后来北魏的宗室争斗埋下伏笔。
此外，孝文帝赐死冯后的遗诏，看似残酷，实则是对“后宫干政”的预防性打击。从北魏历史看，冯太后曾长期掌权，孝文帝深知“失行妇人宰制天下”的风险（史载冯后与臣属私通，确有失德），其“赐自尽而葬以后礼”的安排，既维护了皇权尊严，又避免了外戚乱政，体现了帝王“狠辣”背后的政治理性。而咸阳王禧等人“设无遗诏，亦当决策去之”的表态，更印证了这一决策的必然性——在皇权至上的逻辑里，“稳定”永远优先于“人情”。
帝王品格：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
孝文帝的形象，在史料中呈现出复杂而立体的特质。他既有“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的明君底色：精勤庶务、用法虽严却不苛责小过（食中得虫、羹伤手皆笑而赦之），甚至要求史官“直书时事”，打破“人君威福无制”的特权思维——这种对“公平推诚”的追求，使其能超越阶级与民族隔阂（“胡、越之人皆可如兄弟”），也为其推行汉化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他又有贴近人性的务实：巡游时“勿去草铲令平”，行军时“禁践粟稻、伐树偿绢”，宫室衣弊“浣濯而服之”，这些细节并非刻意作秀，而是对“民力有限”的清醒认知——作为一个推动大规模改革与战争的帝王，他深知“取之有度”才能维系统治根基。
但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对子孙的嘱咐：“不肖则辅之，不可辅则取之，勿为它人有也”。这句话看似开明，实则暴露了皇权私有本质：他允许宗室夺权，却绝不允许“它人（外姓）”染指，本质是将天下视为拓跋氏的私产。这种“开明”与“专制”的交织，恰是封建帝王的典型矛盾。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史料虽短，却浓缩了乱世的核心法则：
--个体层面：冯道根的成功证明，专业能力与责任感是跨越阶层的通行证；而陈显达的失败警示，经验主义与傲慢是致命的短板。
--权力层面：孝文帝与彭城王勰的互动揭示，权力平衡的关键在于“知进退”——既需警惕“震主之威”，也需防范“宗室猜忌”。
--统治层面：孝文帝的为政风格表明，帝王的“仁德”从来不是单纯的道德选择，而是维系统治的工具——对百姓的“宽”（护粟稻、偿绢）与对威胁的“狠”（赐死冯后），本质都是为了皇权稳固。
历史从不重复，但规律始终相似：无论是军事决策中的风险预判，还是权力交接中的人性博弈，最终考验的，都是对“势”的认知与对“度”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