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纪七，从公元497年（丁丑年）到公元498年（戊寅年），共二年。
建武四年（公元497年，丁丑年）
春天，正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丙申日，北魏立皇子元恪为太子。魏主在清徽堂设宴，席间谈到太子元恂，李冲赶忙谢罪说：“我作为太子的老师，却没把他教导好。”魏主说：“我都没办法改变他的坏毛病，你这做老师的又何必谢罪呢！”
乙巳日，魏主到北方巡视。
当初，尚书令王晏深受齐世祖的宠信重用，等到皇上谋划着废掉郁林王的时候，王晏马上就欣然支持拥护。郁林王被废掉之后，皇上和王晏在东府设宴，聊起当时的事情，王晏拍着手说：“您以前总说我胆子小，现在看看怎么样？”皇上即位之后，王晏觉得自己是新朝的开国功臣，经常看不起齐世祖那时候的旧事。他既然身处朝堂高位，很多事情就擅自做决定，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还经常和皇上在用人方面产生争执。皇上虽然因为局势需要王晏，但心里其实很讨厌他。皇上曾经整理齐世祖的诏书，发现有三百多张和王晏的亲笔书信，都是讨论国家大事的，又看到王晏劝谏齐世祖让皇上掌管选拔官员事务的奏章，从此就更加猜忌轻视王晏了。始安王萧遥光劝皇上杀掉王晏，皇上说：“王晏对我有功劳，而且他也没犯什么罪。”萧遥光说：“王晏连武帝都不能忠心侍奉，又怎么会对陛下您忠心呢！”皇上听了没说话。皇上派自己的心腹陈世范等人到街头巷尾，去收集各种传言。王晏这人没什么心眼，又想着能加官开府，好几次叫来相面的人给自己看相，说自己以后肯定大富大贵；和宾客聊天的时候，还喜欢把旁人支开，私下里交谈。皇上听说这些事之后，怀疑王晏想造反，就有了杀掉王晏的想法。
奉朝请鲜于文粲偷偷打探到皇上的心思，就跑去告发王晏有谋反的意图。陈世范也向皇上报告说：“王晏打算趁着四年一次的南郊祭祀，和齐世祖以前的主帅在半路上发动突然袭击。”正好这时候老虎跑到了郊坛附近，皇上就更加害怕了。在南郊祭祀的前一天，皇上下令停止这次祭祀活动，并且提前通知了王晏和徐孝嗣。徐孝嗣接到旨意后照办了，可王晏却上奏说“郊祀是非常重要的事，陛下一定要亲自参加。”皇上就更加相信陈世范说的话了。丙辰日，皇上把王晏召到华林省，然后把他杀了，一同被杀的还有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王德和。皇上下诏说：“王晏和萧毅、刘明达觉得河东王萧铉没什么见识和能力，就谋划着拥立他当皇帝，让他做个傀儡。”王晏的弟弟王诩是广州刺史，皇上派南中郎司马萧季敞去突袭并杀掉了他。萧季敞是皇上的堂叔伯弟弟。萧毅这人生活奢侈豪华，喜欢骑马射箭，皇上一直很忌惮他，所以就借着这个事情把他除掉了。河东王萧铉因为年纪小，能力又弱，之前一直没被皇上杀掉。他上朝拜见皇上的时候，总是弯着腰，不敢抬头平视。到了这时候，他年纪稍微大了点，就因为王晏的事情被免了官职，还被禁止和外人交往。
郁林王快要被废掉的时候，王晏的堂弟御史中丞王思远就对王晏说：“哥哥您深受世祖的厚恩，现在却突然帮别人做这种事。他或许只是因为形势需要您，但不知道哥哥您以后要怎么立足啊！要是您现在就自杀，还能保全家族，也不会坏了身后的名声。”王晏说：“我正忙着喝粥呢，哪有时间想这事。”等到王晏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他把子弟们召集起来，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征说：“隆昌末年的时候，思远劝我自杀；要是我听了他的话，哪还有今天啊！”王思远马上回答说：“照思远的看法，现在自杀也还不晚！”王思远知道皇上表面上对王晏很好，但实际上已经起了疑心，就找机会对王晏说：“现在形势有点不一样了，哥哥您没感觉到吗？一般人都是自己的事考虑不周全，却很会算计别人。”王晏没有回应。王思远离开后，王晏才感叹说：“这世上居然还有劝人去死的！”结果没过十天，王晏就出事了。皇上听说了王思远说的这些话，所以没怪罪他，还升他做了侍中。
王晏的表弟尉氏人阮孝绪也知道王晏肯定会失败，王晏多次到他家门口，他都躲起来不见。有一次吃酱的时候觉得味道很好，问了才知道是从王晏家得来的，就把酱吐出来还倒掉了。等到王晏失败后，别人都为阮孝绪担心，阮孝绪说：“我虽然和他亲近，但并没有结党，有什么可害怕的！”最终他也没有被治罪。
二月壬戌日，魏主到了太原。
甲子日，任命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
癸酉日，魏主到了平城，亲自审问穆泰、陆睿的同党，竟然没有一个人喊冤；当时的人都很佩服任城王元澄的明察秋毫。穆泰以及他的亲信同党都被处死；陆睿被赐死在狱中，他的妻子儿女被赦免了，只是把他们流放到辽西做平民。
当初，魏主迁都，想要改变旧有的风俗习惯，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对此很不乐意；皇帝因为他是宗室里的老臣，也没有逼迫他，只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让他不要产生反对的想法。等到朝廷大臣都换上了新的衣冠，满座都是穿着红色官服的人，只有元丕还穿着胡服坐在中间，后来才稍微戴上帽子、系上腰带，但还是不怎么注重仪表仪态，皇帝也没有勉强他。
太子元恂从平城准备迁到洛阳的时候，元隆和穆泰等人密谋把元恂留下来，然后起兵截断关卡，打算占据陉北地区。元丕当时在并州，元隆等人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元丕表面上担心事情办不成，嘴上虽然提出反对意见，但心里其实是认同的。等到事情败露，元丕跟着皇帝到了平城，皇帝每次审问穆泰等人的时候，都让元丕在一旁看着。有关部门上奏说元业、元隆、元超的罪行应当被灭族，元丕也应该受到牵连。皇帝因为之前下诏答应过元丕不处死他，所以就免去他的死罪，把他贬为平民，留下他的后妻和两个儿子，让他们住在太原，杀掉了元隆、元超以及他们的同胞弟弟元乙升，其他儿子都流放到敦煌。当初，元丕、陆睿和仆射李冲、领军于烈都收到了皇帝不处死他们的诏书。陆睿被杀之后，皇帝给李冲、于烈下诏说：“陆睿有谋反叛逆的心思，这是他自己违背天理；违背誓言的是他，和我没关系。谋反叛逆和其他罪行不一样，虽然我也想宽恕他，但怎么可能呢！不过我还是没忘记之前说过的话，让他在别府自杀，免去他妻儿被诛杀的刑罚。元丕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是叛乱的主谋，按连坐法应该处死，我特地饶恕他们，贬为平民。我本来希望能善始善终，可他却自己走上绝路，违背我的心意，实在是可悲啊！所以特此另外告知你们，希望你们不要感到奇怪。除了谋反这件事，其他方面我的态度就像白日一样清楚明白。”李冲、于烈都上表感谢皇上。
臣司马光说：封爵、俸禄的废除与设置，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重要手段。所以古代先王制定制度，就算是皇亲国戚、故交旧友、贤能之士、有才能的人、有功之臣、尊贵之人、勤劳之人、宾客，要是犯了罪，也不会直接赦免，一定会在朝堂上公开讨论，能赦免就赦免，能宽大处理就宽大处理，该判刑就判刑，该杀就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处罚的轻重，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来决定是宽容还是严厉。这样君主既能施恩又不失威严，臣子能免罪又不敢恃宠而骄。可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有功劳、地位尊贵的大臣，往往事先答应他们不处死；结果让他们变得骄纵而触犯了罪行，又把他们杀掉。这就是用不讲信用的诏令引诱他们，让他们陷入死地啊。刑罚政令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中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其中折射出的政治逻辑与人性规律，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深刻启示：
权力场中的信任悖论
王晏从佐命功臣谋逆罪臣的骤变，揭示了专制皇权下的残酷法则——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权力平衡。齐明帝既需要王晏的政治助力，又忌惮其专权威胁，这种矛盾最终以杀戮收场。王晏的悲剧在于错判了与的边界：他以为废立之功能换来特权，却不知在皇权独占性面前，功高震主本身就是原罪。
鲜于文粲、陈世范等人的告密行为，则暴露了权力场的生存法则——信息成为构陷与自保的武器。当皇帝以采听异言监控群臣时，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被无限放大，最终形成人人自危、相互倾轧的恶性循环。
改革与保守的激烈碰撞
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改革，遭遇了以穆泰、陆睿为代表的旧贵族激烈反抗。这场冲突本质是文明转型中的利益重构：改革打破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派的反扑则试图维护传统特权体系。孝文帝虽以铁腕镇压叛乱，但对元丕等宗室的宽容，又体现了改革者的妥协——在激进变革中，必须对既得利益者保留一定缓冲空间，否则会引发更剧烈的动荡。
司马光对北魏预许不死却背约诛杀的批判，直指制度信用的重要性。当权力者以免死承诺诱骗臣属，又以谋反罪名撕毁约定时，损害的不仅是个人性命，更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公信力。这种权宜之计看似解决了眼前危机，实则埋下了更深的统治隐患——当臣属不再相信任何承诺，唯有铤而走险或消极避世，政权根基便会逐渐瓦解。
人性选择的多重镜像
在这场权力漩涡中，不同人物的选择构成了人性的多棱镜：
--王晏的轻浅无防意望开府，展现了贪婪与侥幸如何吞噬理智，他始终没明白：在专制体系中，比更重要。
--萧思远的屡次劝谏与阮孝绪的逃匿不党，则呈现了清醒者的生存智慧——他们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懂得在危机中保全自身，这种明哲保身并非懦弱，而是乱世中坚守底线的无奈选择。
--北魏孝文帝的宽严失度，反映了改革者的困境：既要用铁腕推进变革，又要顾及宗室情感；既要打破旧规则，又要建立新秩序，这种矛盾最终导致刑政失据。
历史镜鉴的现实意义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人性扭曲。齐明帝通过维持统治，北魏以手段诛杀功臣，本质都是权力不受约束的产物。当制度无法保障公平与信用时，每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无论是权臣、宗室还是平民，最终都被卷入权力的绞肉机。
同时，改革中的渐进与妥协同样值得深思：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虽方向正确，但过于激进的推进方式引发了剧烈反弹。这提醒我们：任何变革都需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既要坚定目标，又要兼顾各方利益，否则可能陷入越改越乱的困境。
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历史场景虽已远去，但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人性规律与制度反思，依然在警示着每一个时代：唯有建立在规则与信用之上的秩序，才能让权力不再成为吞噬一切的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