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三年（公元49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丁卯日，朝廷任命杨炅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封他为阴平王。
魏主下了一道诏书，里面说：“咱北方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叫做‘跋’。咱魏国的祖先可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以土德称王，所以咱就姓拓跋。这‘土’啊，是黄色的，是万物的根源，咱应该改姓元。那些从代地来的功臣旧族，有的姓氏太复杂，都得改。”于是，拔拔氏改成了长孙氏，达奚氏改成了奚氏，乙旃氏改成了叔孙氏，丘穆陵氏改成了穆氏，步六孤氏改成了陆氏，贺赖氏改成了贺氏，独孤氏改成了刘氏，贺楼氏改成了楼氏，勿忸于氏改成了于氏，尉迟氏改成了尉氏；其他改的姓太多了，都数不过来。
魏主特别看重门第家族，像范阳的卢敏、清河的崔宗伯、荥阳的郑羲、太原的王琼这四大家族，那是被大家公认的名门望族，魏主就把他们家的女儿纳入后宫。陇西的李冲因为有才华有见识，深受重用，在朝廷里地位很高，他联姻的对象，都是有名望的家族；魏主也把他女儿封为夫人。魏主还下诏让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去评定各州的士族等级，很多家族的等级都有升有降。又下诏说：“代地的人以前没有明确的姓氏家族之分，就算是功臣贤人的后代，和普通寒门也没区别；所以就算有人当官做到公卿，他们那些关系近点的亲戚还是只能做些低级的官职。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这八姓，从太祖以来，功劳显着，地位做到王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通知司州、吏部，他们不能再去做那些低级官职，待遇和前面说的四大家族一样。除了这些，其他够得上士族标准的，以后再另外下诏书规定。以前是部落首领，从皇始年间以来，三代人官职在给事以上，或者品级达到王公的，就定为姓；要是本来不是首领，但从皇始年间以来，三代人官职在尚书以上，或者品级达到王公的，也定为姓。首领的后代但官职不显赫的，定为族；本来不是首领但官职显赫的，也定为族。这些姓族都要好好审核，不能有假冒的。让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人仔细评定，一定要公平合理。”这陆琇是陆馛的儿子。
魏国原来的制度规定：各王的王妃都应该从八大家族和清白人家中挑选。可咸阳王禧却娶了个普通隶户家的女儿，魏主狠狠责备了他，还下诏给六个弟弟挑选媳妇：“之前娶的那些，可以当妾。咸阳王禧，可以去聘娶原来颍川太守陇西李辅的女儿；河南王元干，可以聘娶原来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可以聘娶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郑平城的女儿；颍川王元雍，可以聘娶原来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可以聘娶廷尉卿陇西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详，可以聘娶吏部郎中荥阳郑懿的女儿。”这郑懿是郑羲的儿子。
当时赵郡的李家，人才特别多，每家的家风都很兴盛，所以当时人们说起高门大族，都把这五大家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排在前面。
大家讨论着把河东的薛家也列为大族。魏主说：“薛家是蜀地来的，怎么能算进郡姓大族里呢！”这时候，直阁将军薛宗起拿着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说：“我的祖先，在汉朝末年到蜀地做官，两代之后又回到河东，到现在已经六代了，可不是蜀地人。陛下您是黄帝的后代，在北方受封，难道能说您是胡人吗！现在要是不让我们薛家进郡姓，我活着还有啥意思！”说完就把戟扔到地上摔碎了。魏主慢悠悠地说：“那这么说，我是甲等，你是乙等咯？”最后还是把薛家列入了郡姓，还说：“你不叫‘宗起’，该叫‘起宗’啊！”
魏主和大臣们讨论选拔官员的事儿，说：“近些年来，出身高低不同，当官的途径好像都有固定的模式，你们觉得这到底怎么样呢？”李冲回答说：“不知道从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是为了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呢，还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呢？”魏主说：“当然是为了治理国家啊。”李冲说：“那陛下您现在为啥只看重门第，不选拔有才能的人呢？”魏主说：“要是真有特别厉害的人才，不怕我发现不了。而且那些出身名门的人，就算当下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他们品行一般都很纯良忠厚，所以我才用他们。”李冲说：“像傅说、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是看出身门第能得到的吗！”魏主说：“像他们这样不一般的人，那可是好久才出一两个啊。”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要是只看出身门第，那您觉得鲁国的三卿和孔子门下的四科弟子比，谁更厉害呢？”着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能让富贵的一直富贵，贫贱的一直贫贱呢！”魏主说：“要是真有那种特别厉害、出类拔萃的人，我也不会拘泥于这个制度。”过了一会儿，刘昶来朝见，魏主对刘昶说：“有人说选拔官员只看才能就行，不用拘泥于门第；我觉得不是这样。为啥呢？要是好坏不分，把什么人都混在一起，君子和小人都没区别了，那可不行。我现在把八族以上的士人，分成九个品级，九品之外，给普通百姓设置的官职还有七等。要是真有特别厉害的人，也可以直接当三公。就是担心贤才太难得了，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打乱我的制度。”
臣司马光说：“选拔官员先看门第再看才能，这是魏、晋时期留下来的大问题，而且历代都这么延续下来，没人能改变。其实君子和小人，和出身富贵还是贫寒没什么关系。就现在来看，这道理不管聪明的还是笨的人都知道。可在那个时候，就算像魏孝文帝这么贤明的君主，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偏见。所以能明辨是非，不被世俗观念左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壬辰日，魏国把始平王元勰改封为彭城王，又把定襄县王元鸾恢复为城阳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姓氏、门第制度调整，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深层逻辑，也展现了改革者在传统与变革间的复杂博弈，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
姓氏改革：从“拓跋”到“元”，重构王朝正统性
孝文帝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一套完整的“正统化叙事”：
--文化攀附：以“魏之先出于黄帝”为由，将鲜卑族源与华夏始祖绑定，通过“土德王”的五行学说，把鲜卑政权纳入中原王朝的“天命传承”体系（土为“万物之元”，既呼应黄帝传说，又强调北魏统治的合法性）。
--消解族群边界：对鲜卑旧姓的大规模改造（如拔拔氏改长孙氏、独孤氏改刘氏），本质是用汉姓体系消解鲜卑的部落标识，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文化融合。
这种改革看似形式化，实则是北魏从“草原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的核心策略——通过文化符号的重构，弱化“胡汉之别”，强化“君臣之序”。
门第制度：在“胡汉融合”与“阶层固化”间摇摆
孝文帝对“姓族”的严格界定（如八姓与四姓并列、官阶与门第挂钩），反映了他对士族政治的矛盾态度：
--拉拢汉族士族：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汉族“四姓”的地位，甚至让皇族与四姓联姻，目的是借助汉族士族的文化权威巩固统治（魏晋以来，士族不仅是社会阶层，更是“文化正统”的象征）。
--固化鲜卑特权：将鲜卑功勋贵族（穆、陆、贺等八姓）纳入“姓族”体系，规定“勿充猥官”，实质是用汉族门阀制度保护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避免其在汉化过程中被边缘化。
--薛氏之争的隐喻：孝文帝最初拒绝将河东薛氏纳入“郡姓”，理由是“薛氏，蜀也”，暴露了他对“正统性”的狭隘理解（将非中原地区的家族视为“异类”）；而薛宗起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反驳，直指改革的矛盾——若鲜卑可自称“黄帝后裔”，为何薛氏因曾仕蜀就被排斥？最终孝文帝妥协，既体现了门第制度的弹性，也暗示了“胡汉平等”口号下的现实妥协。
这套制度虽暂时平衡了胡汉贵族的利益，却也继承了魏晋门阀政治的顽疾：以“姓族”定贵贱，而非以才能选官，导致社会流动性被扼杀（“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李冲、韩显宗等人的质疑（“岂可以门地得之”“以贵袭贵，以贱袭贱”），恰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本质——用“制度化的不平等”维护统治稳定，却为北魏后期的阶层撕裂埋下隐患。
改革的局限性：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孝文帝的改革看似彻底，实则陷入了“汉化即门阀化”的陷阱：
--对“贤才”的矛盾态度：他承认“傅说、吕望非门地可得”，却又强调“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最终仍坚持“门品优先”，本质是不敢触动士族阶层的核心利益——无论是汉族四姓还是鲜卑八姓，都是王朝统治的支柱，打破门第等于自毁根基。
--形式化的“融合”：为六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规定王国舍人“必娶八族及清修之门”，看似推动胡汉通婚，实则是用婚姻制度固化上层联盟，底层鲜卑人与汉族百姓的隔阂并未消除。
--司马光的批判切中要害：“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点明了孝文帝改革的倒退性——他试图通过学习汉族制度实现“致治”，却将魏晋门阀政治的糟粕也一并吸收，最终导致“君子小人，名品无别”的乱象并未解决，反而以“制度化”的方式延续。
结语：一场“未完成的现代化”
孝文帝的姓氏与门第改革，是北魏王朝“汉化运动”的核心环节，其意义在于：
--成功推动了鲜卑贵族的文化转型，为北方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但因未能突破门阀政治的框架，最终使北魏陷入“上层汉化、下层固化”的困境——士族垄断资源，寒门无上升通道，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后来“六镇之乱”的远因。
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改革若只停留在顶层制度的模仿与符号的重构，而不触及利益分配的核心，最终只会沦为新的固化工具。孝文帝的“贤”，在于看到了胡汉融合的必然性；其“蔽”，则在于未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毕竟，打破门阀制度的枷锁，还要等到数百年后的科举制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