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各位王爷外出镇守地方，都会设置典签一职，地方上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典签处理。典签经常入朝奏报事情，一年能往返好几次，皇帝往往会和他们私下交谈，询问州里的情况，刺史的好坏，全凭典签一张嘴。所以从刺史往下，没有不对典签恭敬有加的，还常常担心做得不够好。这样一来，典签在州里权势很大，还趁机干了不少以权谋私的坏事。武陵王萧晔任江州刺史时，性格刚烈正直，不好糊弄。他的典签赵渥之就对别人说：“现在我回京都，就能把刺史换掉！”等见到齐世祖，就拼命说萧晔的坏话，萧晔于是就被免官召回了。
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邪时，想暂时去东堂游玩一下，典签姜秀不同意。萧子罕回来后，哭着对母亲说：“我想挪动五步都不行，这和囚犯有什么区别！”邵陵王萧子贞曾经想要熊白（熊背上的脂肪，为美食），厨师回答说典签不在，不敢给他。
永明年间，巴东王萧子响杀了刘寅等人，齐世祖听说后，对大臣们说：“萧子响竟然造反了！”戴僧静大声说：“各位王爷本来就都该造反，哪只巴东王一个！”皇上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回答道：“这些王爷生来没罪，却像被囚禁一样，想要一根藕、一杯浆，都得先问典签；典签不在，那就只能整天忍着口渴。各州的人只知道有典签，不知道有刺史。这样他们怎么能不造反！”
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问众人：“士大夫为什么要去巴结典签呢？”参军范云说：“去巴结长史以下的人都没什么好处，去巴结典签，立刻就能得到翻倍的回报。怎么能不去呢！”萧子良听了面露愧色。等到宣城王诛杀各位王爷的时候，都是让典签去动手，竟然没有一个王爷能反抗的。孔珪听说后，流着泪说：“齐朝的衡阳王、江夏王最有志向，却也被杀了；要是不设立典签，本来不至于这样。”宣城王也深知典签制度的弊端，于是下诏说：“从今往后，各州有紧急的事情，应当秘密奏报给朝廷，不要再派典签入朝奏事。”从这以后，典签的权力就逐渐变小了。
萧子显评论说：帝王的儿子，从小生长在富贵之家，早上还在宫廷内，晚上就去管理地方了。为了防止他们骄纵，抑制他们的逸乐，这是历代常用的制度。所以给他们配备辅佐官员，都由皇帝亲自挑选；皇帝身边的旧人，就任命为主帅，王爷们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得向上汇报；他们所处的地位虽然重要，但自己却没有行动自由。权力不在自己手上，恩泽也不能施及他人，一旦遇到艰难时刻，指望他们放弃权力，匡扶危难，怎么可能呢！这是刘宋时期留下来的风气，到了齐朝就变得尤其严重了。
十月十六癸卯日，任命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萧遥昌是萧遥欣的弟弟，萧诞是萧谌的哥哥。
十七甲辰日，北魏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
二十一戊申日，北魏皇帝亲自祭告太庙，派高阳王拓跋雍、于烈奉迁祖先牌位到洛阳；二十四辛亥日，从平城出发。
海陵王在位的时候，起居饮食，都得先问过宣城王才能行动。有一次他想吃蒸鱼菜，太官令回答说没有录公（宣城王萧鸾）的命令，最后没给他做。二十四辛亥日，皇太后下令说：“继位的君主年幼，处理各种政务还很懵懂；而且很早就体弱多病，无法承担重任。太傅宣城王，是宣皇帝的后代，又深受太祖的宠爱，应该继承皇位。皇帝可以降封为海陵王，我也该到别馆养老了。”并且宣称宣城王是太祖的第三个儿子。十一月初六癸亥日，高宗萧鸾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任命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封为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封为中军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度支尚书虞悰称病，没有参加即位仪式。皇帝因为虞悰是旧臣，想拉他参与辅佐自己登基，就让王晏把废立皇帝的事情告诉虞悰。虞悰说：“主上圣明，公卿们齐心协力，哪还用得着我这老朽来辅佐新朝呢！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说完就痛哭起来。朝廷大臣商议着要弹劾他，徐孝嗣说：“这也是古人那种正直的遗风。”于是就没弹劾他。
皇帝和大臣们举行宴会，下诏让功臣们给大家敬酒。王晏等人都起身离席去敬酒，只有谢瀹坐着不动，说：“陛下登基，是顺应天命和民心；王晏却妄图把上天的功劳据为己有！”皇帝大笑，化解了尴尬。宴会结束后，王晏叫谢瀹一起乘车回尚书省，想和他搞好关系。谢瀹一脸严肃地说：“你的老巢在哪里！”王晏很忌惮他。
十一月二十丁卯日，皇帝下诏：“地方的藩王、州牧、郡守等官员，要是有人进献物品，但凡不是当地特产，全部禁止。”
二十二己巳日，北魏皇帝到了信都。二十三庚午日，下诏说：“最近听说边境的蛮人，经常到南方抢劫掠夺，弄得百姓父子分离，家庭破碎。我正要统一天下，像养育子女一样对待百姓，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生，南方的百姓怎么能知道朝廷的仁德呢！可以下诏给荆、郢、东荆三州，禁止并约束蛮人，不许他们侵犯骚扰百姓。”
十一月，二十六癸酉日，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
三十丁丑日，北魏皇帝到了邺城。
十二月初三庚辰日，南齐皇帝封皇子萧宝义为晋安王，萧宝玄为江夏王，萧宝源为庐陵王，萧宝寅为建安王，萧宝融为随郡王，萧宝攸为南平王。
初七甲申日，皇帝下诏说：“地方县令俸禄微薄，虽然当地一直有进贡的惯例，但从现在开始，全部停止。”
初八乙酉日，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他的妃子为懿后。
初九丙戌日，任命闻喜公萧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萧遥昌为豫州刺史。当时皇上的长子晋安王萧宝义有残疾，其他儿子都还年幼，所以让萧遥光在朝中任职，让萧遥欣去镇守安抚长江上游地区。
十一戊子日，立皇子萧宝卷为太子。
北魏皇帝到了洛阳，想要整顿选拔人才的标准，任命尚书崔亮兼任吏部郎。崔亮是崔道固哥哥的孙子。
北魏皇帝命令后军将军宇文福去规划牧场的土地。宇文福上奏说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离黄河十里的地方合适。北魏皇帝从代地迁移各种牲畜到这个地方，让宇文福管理；结果牲畜没有损耗丢失，就任命他为司马监。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朝齐代政治生态的典型困境与权力博弈，其核心围绕“典签专权”这一特殊制度展开，折射出皇权与宗室、中央与地方的深层矛盾，也为理解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异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典签制度：皇权控制的畸形产物
典签本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诸王的“眼线”，却逐渐异化为架空刺史、垄断地方权力的特殊群体。从史料中可见：
--权力膨胀的荒诞性：武陵王萧晔因典签赵渥之诋毁而被免官，南海王子罕连“移五步”都需典签批准，甚至求一杯浆水都要“咨签帅”。这种“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局面，本质是皇权对宗室的极端不信任——通过赋予典签“入奏事”“访州事”的特权，将地方军政大权间接收回中央，却最终导致权力旁落于小吏之手。
--制度设计的悖论：皇帝既担心诸王“骄逸”，又无法建立合理的监督体系，只能依赖身边亲信（典签）。这种“以小制大”的逻辑，看似高效，实则埋下隐患：典签既无政治根基，又缺乏制度约束，极易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为奸利”），反而加剧了地方动荡。
权力博弈中的人性困境
--宗室的绝望与反抗：巴东王萧子响杀典签属官，本质是被压抑的反抗；戴僧静直言“诸王都自应反”，道破了“无罪而被囚”的荒诞现实。当宗室连基本生活自主权都丧失时，所谓“防骄翦逸”的初衷已彻底变质，反而将潜在的政治威胁转化为实际的反抗动力。
--士大夫的妥协与失语：范云坦言“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揭示了官僚集团对典签的病态依附；竟陵王子良的“愧色”，则反映出上层贵族对制度弊端的无力感。这种集体妥协背后，是整个官僚体系对皇权畸形控制的默认，最终导致“宣城王诛诸王，皆令典签杀之，竟无一人能抗拒”——当权力异化为工具，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权力更迭中的制度反思
--萧鸾（宣城王）的两面性：他既利用典签诛杀诸王以巩固权力，又在登基后“深知典签之弊”，下诏削弱其权。这种矛盾恰恰说明：典签制度本就是皇权斗争的“双刃剑”，当新皇权稳固后，自然要抛弃这一“弊政”。
--萧子显的史论直击要害：“威不在身，恩未下及”点出宗室被架空的本质；“宋氏之馀风，至齐室而尤弊”则揭示出制度惯性的可怕——南朝宋以来对宗室的猜忌传统，在齐代被推向极致，最终反噬政权本身。
历史镜鉴：权力监督的永恒难题
齐代典签之弊，本质是“权力监督缺乏制度化约束”的典型案例：
--当监督者（典签）缺乏明确的权责边界，且直接向最高权力（皇帝）负责时，极易形成“监督者异化为主导者”的怪圈；
--皇权对宗室的极端不信任，反映出古代“家天下”体制的根本矛盾——既依赖血缘维系统治，又恐惧血缘带来的威胁，最终陷入“防不胜防”的内耗。
此外，史料后半段齐明帝萧鸾篡位、北魏孝文帝迁都等事件，进一步勾勒出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底色：南朝的皇权更迭频繁与制度崩坏，北朝的锐意改革与权力集中，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续隋的统一埋下伏笔。而海陵王“思食蒸鱼菜而不可得”的细节，与前文子罕“与囚何异”遥相呼应，堪称皇权异化下最辛辣的隐喻——无论宗室还是傀儡皇帝，在失控的权力机器面前，都不过是“笼中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