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阳令钱唐人杜文谦，曾经担任南郡王的侍读，在此之前他劝綦毋珍之说：“天下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就像灰粉一样，很快就要灭了；要是不早点想办法，我们这些人都得完蛋。”綦毋珍之问：“那该怎么办呢？”杜文谦说：“先帝的旧臣，大多都被排挤了，现在要是把他们召回来任用，谁会不奋勇效力！最近我听说王洪范和宿卫将领万灵会等人一起聊天，都气得挽起袖子捶打床铺；你赶紧偷偷告诉周奉叔，让万灵会等人去杀了萧谌，这样宫里的军队就都能为我们所用。接着就带兵冲进尚书省，杀了萧鸾，这事儿很容易做到。现在干大事也是死，不干大事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为国家而死不好吗！要是犹豫不决，再过几天，萧鸾假传圣旨赐你死，连累父母也得跟着遭殃，这可马上就要发生了。”綦毋珍之没听他的。等到萧鸾杀了周奉叔，一并抓了綦毋珍之、杜文谦，把他们都杀了。
正月二十九乙亥日，北魏皇帝到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了四件事：第一，他认为：“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不去巡视三齐地区，而要去中山。去年冬天陛下停留在邺城，那时候正是农闲，即便如此，家家户户供奉接待，百姓都不堪劳顿花费。何况现在正是养蚕割麦的紧要关头，百姓怎么能承受得住呢！而且大军在暑天行军，恐怕会发生瘟疫。我希望陛下早点回到平城，这样既能减轻各州供奉的负担，又能让洛阳都城的营建工程顺利完成。”第二，他认为：“洛阳宫殿的旧址，都是魏明帝建造的，前朝就已经批评他太奢侈了。现在营建宫殿，应该有所裁减。另外，近来平城的富户，竞相攀比宅第；应该借着迁都的机会，制定相关制度。还要拓宽街道，疏通沟渠。”第三，他认为：“陛下回洛阳，只带了很少的随从骑兵。帝王在宫廷之内都要设置警戒，何况是跋山涉水，怎么能不多加考虑呢！”第四，他认为：“陛下听佛法，读经典，与百官交谈，操心国家大事，太阳偏西了才吃饭，半夜了才睡觉；再加上陛下至孝，思念之情随着时间越来越深；文学创作方面，每天都能写成篇卷。虽然以陛下的睿智，这些还不至于太劳累，但这可不是养神修身、保持国运长久的办法。希望陛下垂衣拱手，掌控关键，就能让天下太平了。”皇帝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采纳了不少。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
韩显宗又上书说，他认为：“州郡举荐考察人才，徒有秀才、孝廉的虚名，却没有真才实学。朝廷只看重门第声望，也不追究不实的情况。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按门第举荐来安排士人，何必还要假冒秀才、孝廉的名号呢！门第声望，不过是父祖辈留下的功绩，对国家又有什么实际好处呢！对当下有用的，只有贤才罢了。如果有才能，就算是屠夫、渔夫、奴仆、俘虏，圣王也不会耻于让他们做臣子；要是没有才能，就算是三王的后代，也会沦为奴仆。有人说‘现在世上没有奇才，不如按门第选士’，这就错了。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就不设宰相了吗！只要比较他们的微小长处和才能，按顺序先任用，这样就不会遗漏贤才了。
“还有，刑罚的关键在于公正恰当，而不是严苛。只要不遗漏有罪的人，就算刑罚轻一点，人们也不敢犯法；要是让人觉得有侥幸逃脱的可能，就算刑罚再严酷，也不足以起到惩戒禁止的作用。现在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想博个好名声，争着以严苛为公正无私，相互督促鼓励，就形成了这种风气。陛下身处深宫，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孩子；但百官负责各种事务，对待百姓却像对待仇人一样。这样一来，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只有一个，而像桀纣那样的官员却成百上千；社会风气不和谐，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告诫百官，让他们以爱护百姓为使命。
“另外，从前周朝定都洛邑，还保留着宗周；汉朝迁都到东都，在京兆设置京兆尹。按照《春秋》的大义，有宗庙的地方叫都，没有的叫邑。何况平城，是宗庙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王业的根基，作为神圣的福地，意义实在深远，现在却把它等同于普通郡国，我实在觉得不妥。应该设置京畿和京兆尹，和以前的制度一样，这样可以尊崇根本，重视旧地，光照万代。
“再者，古代士、农、工、商四类人分开居住，是想让他们专心于自己的事业，志向坚定。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拨乱反正，忙得不可开交，但仍然区分士人和庶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工匠、伎人、屠夫、商贩，都各有住处；只是没有设立相关禁令，时间一长就混在一起了。现在听说洛阳居民的安置，只按照官位来，不区分家族类别。官位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早上还荣华富贵，晚上可能就衰落了，这样一来，贵族和奴仆很快就会住在一处。假如在一个里坊内，有的在练习歌舞，有的在研习诗书，要是让孩子们随便去学，那肯定都不会放弃歌舞而去学诗书。工匠家庭想要学习士人的礼仪风范，一百年都难做到；但士人的孩子学工匠的样子，一天就能学会。所以孔子称赞邻里有仁德之风的美好，孟母多次搬家来教育孟子。这可是风俗的根本，不能不重视。朝廷每次选拔人才，仔细考察他们的婚姻和仕途来决定升降，多么细致啊！但在划分居住区域时，却让贵贱之人房屋相连，多么疏忽啊！现在趁着迁都之初，土地都是公家的，区分工匠等人的居住区域，一句话的事儿，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可不能错过这个完善制度的好机会啊！
“还有，南方人以前占有淮北地区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中原人，在那里侨置郡县。自从归附我朝，这些郡县名称依然没改，导致名实错乱，公文都难以分辨。应该依据地理旧名，全部加以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可以分设，还有中州的郡县，以前因为人口少而合并或撤销，现在人口增多了，也可以恢复旧制。
“另外，君主以天下为家，不能有私心。仓库里的储备，是供国家军事使用的，除非是有功德的人，否则不应随意赏赐。朝廷里的各位权贵，俸禄已经不低了；近来的赏赐，动不动就数以千计。如果把这些赏赐分给鳏寡孤独的百姓，能帮助很多人；现在却只给亲近的大臣，这恐怕不符合‘救济急需的人，而不是去接济富人’的道理啊。”皇帝看了奏章，觉得写得非常好。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政治权力的博弈与制度变革的探索，其中的人物命运与改革主张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漩涡中的个体悲剧：政治嗅觉与决断力的生死考验
杜文谦的谋划堪称精准的政治危局分析：他敏锐察觉到萧鸾专权下的生存危机，提出利用“先帝旧人”的不满情绪，联合禁军力量发动突袭，以“死社稷”的悲壮姿态破局。这一方案直指权力核心——萧谌掌控的宫内兵与萧令（萧鸾）的尚书省势力，逻辑严密且极具操作性。
但綦毋珍之的“不能用”，暴露了政治投机者的致命弱点：既无破釜沉舟的勇气，又对危机缺乏清醒认知。最终“举事亦死，不举事亦死”的预言应验，揭示了专制皇权下“迟疑即死亡”的残酷法则。这种“知而不行”的悲剧，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机会窗口的稍纵即逝，往往源于对风险的过度恐惧与对现状的盲目乐观。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深度思考：制度重构与文化融合的平衡术
韩显宗的奏疏堪称南北朝时期的“改革纲领”，其核心是在迁都洛阳的背景下，解决“汉化”与“固本”、“效率”与“公平”的深层矛盾：
--民生与基建的平衡：反对在农忙时节巡幸中山，直指大规模徭役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体现了“重农为本”的务实思想。主张“早还北京（平城）”以节省民力，同时推进洛阳营缮，暗含“分步建设、量力而行”的理性规划，对当代大型工程的节奏把控仍有借鉴。
--制度设计的细节考量：批判宫殿营建的奢靡倾向，主张“裁损”，呼应了儒家“节用而爱人”的治国理念；规范北都富室的第舍制度，提出“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可见其对城市规划与社会秩序的重视；强调帝王出行的安全戒备，看似细节，实则关乎权力象征与统治稳定。
--人才选拔的颠覆性主张：痛斥“州郡贡察”中“但检门望”的弊端，提出“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亦可用”的激进观点，直指门阀制度的核心病灶。其“校其寸长铢重”的选拔标准，打破了“世无周邵便废宰相”的悲观论，展现出对人才的绝对信任——这种“唯才是举”的思想，比隋唐科举制的正式确立早了近百年。
社会治理的永恒命题：从刑罚到民生的系统性思考
韩显宗的后续奏疏，触及了治理的本质问题：
--刑罚观的现代性：提出“明当不在于重”，指出酷吏以“深酷为无私”的风气会导致“和气不至”，与法家“刑赏分明”相比，更强调司法的公正性与人文关怀，接近现代“罪刑相适应”原则。
--文化认同的维护：主张代京（平城）“建畿置尹”，以“崇本重旧”维系宗庙祭祀与王业根基，在迁都洛阳的汉化浪潮中保留文化根脉，避免因彻底割裂传统而引发动荡——这种“渐进式改革”思维，对处理文化转型中的矛盾极具启示。
--社会结构的精细化管理：反对“以官位相从”的居住制度，主张“四民异居”以“业专志定”，看似保守，实则洞察到环境对教育与风俗的深远影响（“孟母三徙”的现代诠释）。其担忧“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揭示了文化下行易、上行难的规律，对当代教育环境建设仍有警示。
--资源分配的伦理维度：批判朝廷“颁赉亲近之臣”的奢靡，主张“周急不继富”，将仓库储备用于鳏寡孤独，直指权力分配中的“裙带效应”，体现了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与现代社会保障理念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历史的镜鉴：变革者的勇气与智慧
这段史料的价值，在于展现了改革的复杂性：杜文谦的悲剧警示“识时务者未必能成俊杰”，权力斗争中“知”与“行”的鸿沟往往致命；而韩显宗的奏疏则证明，真正的改革需要兼顾理想与现实——既要打破门阀、严刑等积弊，又要守护传统、民生等根基。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个体在危机中的抉择，还是制度变革中的平衡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规律的尊重，以及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支点的智慧。这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