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拓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都因为贪污残暴、违法乱纪被查处。尉洛侯和拓跋目辰被处死，陈提被流放到边境。
北魏又下诏说：“现在负责侦察的候官有上千人，遇到重罪就接受贿赂不揭发，遇到轻罪却吹毛求疵。这些候官都应该撤销。”重新安排了几百个谨慎正直的人，让他们在街道巡逻，只负责制止喧闹斗殴之类的事。从这以后，官员和百姓才开始能安心过日子。
从宋泰始年间以来，国家内外忧患很多，将帅们各自招募自己的私人部队，聚集在建康。李安民上奏，认为：“除了在淮北地区需要常备的军队之外，其他军队都应该解散遣返；如果是亲近的将领需要设立随身护卫的，允许限定人数。”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五月辛亥日，下诏停止大规模招募私人部队。
壬子日，皇帝奖赏那些辅佐他登基的功臣，褚渊、王俭等人按照不同情况，增加了爵位和封户。隐士何点对别人说：“我已经把《齐书》写好了，其中有一段赞语：‘褚渊出身世家大族，王俭也是国家精英；他们不依靠舅舅（这里指皇帝）的势力，哪还会顾念国家！’”何点是何尚之的孙子。褚渊的母亲是刘宋的始安公主，继母是吴郡公主，他自己又娶了巴西公主。王俭的母亲是武康公主，他自己又娶了阳羡公主。所以何点才这么说。
己未日，有人骑马经过汝阴王的家门，卫士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冲进去把汝阴王杀了，然后上报说汝阴王是病死的。皇帝没有怪罪，反而赏赐了这些卫士。辛酉日，皇帝下令杀掉刘宋宗室的阴安公刘燮等人，不论年纪大小都没放过。前豫州刺史刘澄之，是刘遵考的儿子，和褚渊关系很好。褚渊为他坚决求情说：“刘澄之兄弟没什么武力，而且和刘宋宗室的关系也疏远。”所以刘遵考这一族唯独得以幸免。
丙寅日，皇帝追尊自己去世的父亲为宣皇帝，母亲陈氏为孝皇后。
丁卯日，封皇子萧钧为衡阳王。
皇帝对兖州刺史垣崇祖说：“我刚得了天下，北魏肯定会以我们接纳刘昶为借口，侵犯我们的边境。寿阳是抵御北魏的要冲，除了你没人能抵御他们。”于是调垣崇祖为豫州刺史。
六月丙子日，朝廷杀掉游击将军姚道和，因为他在沈攸之造反时脚踏两条船。
甲子日，立太子萧赜为皇太子；封皇子萧嶷为豫章王，萧映为临川王，萧暠为安成王，萧锵为鄱阳王，萧铄为桂阳王，萧鉴为广陵王；皇孙萧长懋为南郡王。
乙酉日，把宋顺帝安葬在遂宁陵。
皇帝觉得建康居民成分复杂，有很多奸邪盗贼，就想设立类似保甲制度的办法来清查。右仆射王俭劝阻说：“京城这个地方，四面八方的人都汇聚过来，如果一定要查验符信，事情就会很繁琐，反而管理不好。这就是谢安说的‘不这样怎么能叫京城’的道理。”皇帝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初，交州刺史李长仁去世，他的堂弟李叔献代替他管理州里的事务。因为担心自己的号令没人听从，就派使者向刘宋朝廷请求任命自己为刺史。刘宋朝廷任命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让李叔献担任沈焕的宁远司马，兼任武平、新昌二郡太守。李叔献得到朝廷任命后，众人都服从他，于是他就派兵守住险要之地，不让沈焕入境。沈焕停留在郁林，后来生病去世。
秋季，七月丁未日，皇帝下诏说：“交趾、比景等地，一直不接受朝廷政令，那是因为之前国运衰落，他们迷失方向才这样。现在应该特赦交州，就任命李叔献为交州刺史，让他安抚南方地区。”
北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请求归降，丙辰日，朝廷任命杨广香为沙州刺史。
八月乙亥日，北魏皇帝前往方山；丁丑日，回到宫中。
皇帝听说北魏准备入侵，九月乙巳日，再次任命豫章王萧嶷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职务不变；任命临川王萧映为扬州刺史。
丙午日，任命司空褚渊兼任尚书令。
壬子日，北魏任命侍中、司徒、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侍中、尚书代人苟颓为司空。
己未日，北魏安乐厉王拓跋长乐谋反，被赐死。
庚申日，北魏陇西宣王源贺去世。
冬季，十月己巳初一，北魏大赦天下。
癸未日，汝阴太妃王氏去世，谥号为宋恭皇后。
当初，晋寿百姓李乌奴和白水氐人杨成等人侵犯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年劝说李乌奴投降，然后攻打杨成等人，把他们打败了。沈攸之造反的时候，范柏年派兵到魏兴，声称是去救援朝廷，实际上是在观望局势。事情平定后，朝廷派王玄邈代替他做梁州刺史，并下诏让范柏年和李乌奴一起回京城。李乌奴劝范柏年不要接受替代。范柏年还没拿定主意，王玄邈就已经到了。范柏年于是把李乌奴留在汉中，自己回到魏兴，徘徊不前。左卫率豫章人胡谐之曾经向范柏年要马，范柏年说：“马又不是狗，怎么能满足你没完没了的要求！”对待使者也很冷淡。使者回去后，对胡谐之说：“范柏年说：‘胡谐之是什么狗东西！要求没完没了！’”胡谐之因此怀恨在心，就在皇帝面前说范柏年的坏话：“范柏年仗着地势险要，聚集人马，想独占一个州。”皇帝让雍州刺史南郡王萧长懋引诱范柏年，说是要任命他为府长史。范柏年到了襄阳，皇帝本来不想追究，胡谐之说：“看见老虎抓住了，还能放它上山吗？”甲午日，皇帝赐范柏年死。李乌奴反叛，逃到氐人那里，投靠杨文弘，带领一千多氐兵侵犯梁州，攻陷了白马戍。王玄邈派人假装投降引诱李乌奴，李乌奴率领轻装部队袭击州城，王玄邈设下伏兵拦击，把李乌奴打得大败。李乌奴脱身再次逃到氐人那里。
当初，王玄邈担任青州刺史，皇帝在淮阴的时候，被宋太宗怀疑，想向北投靠北魏，就写信联络王玄邈。王玄邈的长史清河人房叔安说：“将军身负一方重任，无缘无故抛弃忠孝，三齐之地的百姓，宁愿跳到东海里去死，也不敢跟随将军啊！”王玄邈于是没有回复皇帝的信。等他卸任青州刺史回京城，路过淮阴时，他让军队戒备森严地直接通过。到了建康，他向宋太宗报告，说皇帝有不轨之心。等皇帝做骠骑将军的时候，征召王玄邈为司马，王玄邈非常害怕，但皇帝还是像当初一样对待他。等王玄邈打败李乌奴后，皇帝说：“王玄邈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他的信任。”房叔安担任宁蜀太守，皇帝赞赏他忠诚正直，想任用他为梁州刺史，不巧他生病去世了。
十一月辛亥日，立皇太子萧赜的妃子斐氏。
癸丑日，北魏派代理梁郡王拓跋嘉率领两名将领出兵淮阴，陇西公拓跋琛率领三名将领出兵广陵，河东公薛虎子率领三名将领出兵寿阳，护送丹阳王刘昶入侵南齐；答应刘昶，如果能恢复他的旧业，就可以世代在江南享受封邑，并且要向北魏称臣。蛮人首领桓诞请求担任先锋，北魏任命桓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义阳百姓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想带领全州归附北魏，北魏乐陵镇将韦珍带兵渡过淮河接应。豫章王萧嶷派中兵参军萧惠朗带领两千人，协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伐谢天盖，韦珍掳掠了七千多户百姓后离去。萧景先是皇帝的侄子。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听说北魏军队要渡过淮河，就丢下镇守的地方回到建康，当地的士人百姓惊慌逃散，结果后来北魏军队竟然没来。皇帝因为王敬则是功臣，没有追究他。
皇帝辅佐刘宋的时候，派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约定一起攻打北魏。王洪范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又历经西域，才到达柔然。到了这时，柔然出动十多万骑兵侵犯北魏，到了边境后又返回了。
这一年，北魏下诏让中书监高允讨论制定法律条令。高允虽然年纪很大了，但神志和见识都没有衰退。皇帝下诏，因为高允家境贫寒，生活清苦，让乐部的十名乐师每五天去高允那里一次，让他娱乐开心；早晚供应膳食，每月初一和十五送牛和酒，每月送衣服、丝绵和绢；高允进宫朝见的时候，为他准备坐几和手杖，还向他询问政治方面的事。
契丹莫贺弗勿干率领部落一万多人归附北魏，居住在白狼水以东。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齐初年政治格局的复杂图景，其中权力更迭的血腥、制度调整的试探与边疆博弈的紧张相互交织，折射出中古王朝初创期的典型治理困境。
权力巩固：从清算到建制的双重逻辑
萧道成代宋建齐后的一系列操作，尽显新政权的生存智慧。诛杀贪腐的北魏地方官与整肃候官制度，看似是吏治革新，实则暗含对官僚系统的权威重塑——通过剔除“贪残不法”者与冗余监察力量，既消解旧有权力网络的阻力，又以“谨直者防逻街衢”的轻简模式赢得民心。这种“减法改革”在南齐表现得更为直接：限制将帅部曲、断绝私人募兵，本质是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而对宋室宗亲的选择性屠杀（“无少长皆死”与“遵考之族独得免”），则暴露了权力清洗中“斩草除根”与“分化拉拢”的辩证术。
何点对褚渊、王俭“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的嘲讽，道破了南朝门阀政治的底色。这些兼具皇亲与士族双重身份的辅政者，既是新政权合法性的背书者，又是潜在的权力制衡者，这种矛盾性在王俭劝阻“立符伍”的谏言中尤为明显——他以“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为由否定基层管控，实则维护了士族阶层在京城的隐性特权。
边疆博弈：南北对峙下的策略弹性
北魏与南齐的边境较量呈现出“文攻武备”的特点。萧道成预判北魏会以“纳刘昶为辞”南侵，特意调任垣崇祖镇守寿阳，体现对战略要地的精准把控；而北魏以刘昶为“复国旗帜”，联合蛮酋桓诞、策反谢天盖，试图从军事与政治层面瓦解南齐边防，反映出其“以汉制汉”的统战思维。
交州与沙州的处置则展现了柔性治理的另一面。李叔献以武力拒纳宋廷刺史，南齐却“曲赦交州”并承认其刺史地位；北魏接纳杨广香投降并任命为沙州刺史，均说明在中央控制力薄弱的边疆地带，“承认既成事实”比强行征讨更具实效。这种“羁縻策略”与内地的严苛统治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中古边疆治理的二元模式。
制度转型：传统与现实的拉锯
从北魏罢黜候官到南齐放弃“符伍制度”，可见官僚体系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北魏候官“重罪受赇不列，轻罪吹毛发举”的弊端，与南齐“建康居民舛杂”的治理难题，本质都是中央集权与基层复杂性的冲突。王俭引用谢安名言反对户籍管控，看似保守，实则点出大城市治理的特殊性——京师作为“四方辐凑”之地，其活力恰恰源于一定程度的“失序”，这种对治理弹性的认知，超越了简单的“严控”思维。
北魏高允议定律令与柔然、契丹的动向，则暗示着更深远的历史线索。高允作为汉族士大夫代表参与北魏立法，体现鲜卑政权的汉化倾向；而柔然十万骑寇边与契丹部落归附，既反映北方民族政权的势力消长，也为后来隋唐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笔。
结语
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展现了政权更迭期的“过渡性特征”：既有暴力清算的残酷，也有制度调试的理性；既需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平衡内部利益。萧道成、北魏孝文帝（虽未直接出场但政策延续）等统治者的选择，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古中国从门阀政治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必然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