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十五，从公元471年（辛亥年）到公元475年（乙卯年），共五年。
泰始七年（公元471年，辛亥年）
春天，二月戊戌日，朝廷从交州、广州划出一部分设置越州，治所定在临漳。
当初，皇帝还是诸侯王的时候，为人宽厚温和，名声很好，尤其受世祖的亲近。刚即位的时候，对义嘉之乱中依附对手的人大多予以赦免，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就像对待旧臣一样。可到了晚年，皇帝变得猜忌心重，残忍暴虐，还迷信鬼神，忌讳特别多。言语、文书中，像那种可能跟祸败、凶丧类似或者容易让人产生不好联想的字词，有成百上千种，谁要是犯了就必定会被加罪杀戮。比如把“騧”字改成“瓜”，就是因为觉得“騧”看起来像“祸”字。身边的人要是不顺他的意，常常会被残忍杀害。
当时在淮河、泗水一带打仗，国库空虚，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停发了俸禄。但皇帝自己却奢侈浪费无度，每次制造器具用品，必定要做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件。皇帝宠信的人掌权，公开收受贿赂。
皇帝一直没有亲生儿子，就偷偷把各王姬妾中怀孕的接到宫里，生了男孩就杀掉母亲，让自己宠爱的姬妾当作亲生儿子抚养。
到了这时，皇帝卧病在床，因为太子年幼弱小，他就特别忌惮自己的几个弟弟。南徐州刺史晋平刺王刘休佑，之前镇守江陵，贪婪暴虐没有节制，皇帝不让他去镇守，把他留在建康，派上级佐官去处理州府事务。刘休佑性格刚愎凶狠，前前后后冒犯皇帝不止一次，皇帝心里早就积怨已久，而且担心以后难以控制他，就想找机会除掉他。甲寅日，刘休佑跟着皇帝到岩山射野鸡，身边的侍从都跟在仪仗后面。天快黑的时候，皇帝派身边的寿寂之等几个人，把刘休佑逼下马，然后一起殴打他，把他给打死了，接着就有人传呼：“骠骑将军落马了！” 皇帝假装惊讶，赶紧派御医接连不断地去查看，等刘休佑的侍从赶到，他已经断气了。侍从们拆掉车轮，用车子把他的尸体运回家。朝廷追赠刘休佑为司空，按相应礼节安葬。
建康民间传言，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有大富大贵之相，皇帝把这话告诉了刘休若，刘休若又担忧又害怕。戊午日，朝廷让刘休若代替刘休佑担任南徐州刺史。刘休若的心腹将领和佐官，都觉得刘休若回朝肯定躲不过灾祸。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劝刘休若说：“现在皇上病情严重，朝政都由尚书省的官员处理，那些小人吵吵嚷嚷，想把皇室宗亲都除掉，好方便他们谋取私利。殿下您名声传遍天下，要是接到诏书回朝，肯定有去无回。荆州有十多万披甲的士兵，地盘方圆几千里，您上可以辅佐天子，除掉奸臣，下可以保住自己的领地，保全自身。这和在府邸被赐剑自杀，让臣妾们哭泣却不敢安葬您，哪个更好呢！” 刘休若一向谨慎胆小，假装答应了他。王敬先出去后，刘休若就派人把他抓起来，报告给皇帝，然后把他杀了。
三月辛酉日，北魏派代理员外散骑常侍邢佑来刘宋访问。
北魏国主让殿中尚书胡莫寒挑选西部敕勒人当殿中武士。胡莫寒大肆收受贿赂，众人愤怒，把胡莫寒和高平代理镇将奚陵都杀了。夏天，四月，各部敕勒人都反叛了。北魏国主派汝阴王拓跋天赐带兵讨伐，让给事中罗云做前锋。敕勒人假装投降，袭击罗云，把他杀了，拓跋天赐仅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晋平刺王刘休佑死后，建安王刘休仁越发感到不安。皇帝和宠臣杨运长等人开始为自己死后做打算，杨运长等人担心皇帝去世后，刘休仁掌握朝政，他们这些人就不能专权了，所以更加促成皇帝对刘休仁动手。皇帝病情曾经突然加重，朝廷内外的人都觉得刘休仁会继位，主书以下的官员都跑到东府去拜访刘休仁的亲信，提前给自己找好后路；那些正在值班出不去的人，都非常恐惧。皇帝听说后，越发厌恶刘休仁。五月戊午日，皇帝召刘休仁进宫见面，之后又对他说：“今晚你就在尚书下省住下，明天早点来。” 当天夜里，皇帝派人送药给刘休仁，逼他自杀。刘休仁大骂道：“皇上能得到天下，是谁的功劳啊！孝武帝因为诛杀兄弟，子孙都灭绝了。现在又要这样，宋朝的国运还能长久吗！” 皇帝担心有变故，强撑着病体坐轿子出了端门，等刘休仁死后，才回宫。接着下诏说：“刘休仁谋划勾结禁军，企图叛乱，朕不忍心公开用法律惩处他，只是下诏严厉责备他。刘休仁愧对皇恩，害怕获罪，就自己自杀了。可以饶恕他的两个儿子，把他们降为始安县王，允许他的儿子刘伯融继承爵位。”
皇帝担心引起众人不满，就给各位大臣和地方长官下诏，说：“刘休仁与刘休佑关系非常亲密，刘休仁对刘休佑说：‘你只要阿谀奉承，用这种办法就足以安身，我一直就是靠这个。’刘休佑的死，本来是为了给百姓除害，可刘休仁从此就一天天变得恐惧不安。我每次叫他进宫，他就去跟杨太妃告别。今年春天我经常和他一起射野鸡，有时候下雨出不去，刘休仁就对身边的人说：‘我又多活了一天。’刘休仁参与过南征，和禁卫将帅们熟悉且亲近，一起共事。我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的那些日子，刘休仁进出殿省，总是和颜悦色，对我厚加抚慰。他心里到底怎么想，没人能猜透。实在是没办法，反复考虑之后，才不得不做出近日这样的处置。恐怕大家一时不能理解，所以特此告知。”
皇帝和刘休仁一向关系很好，虽然杀了他，但每次对人说：“我和建安王年龄相近，从小就亲密无间。景和、泰始年间，他确实功劳很大；但从国家大事考虑，又不得不除掉他，我心里实在是悲痛万分，难以自已。” 说着就泪流不止。
当初，皇帝还在藩国的时候，就和褚渊因为风度气质相互欣赏，关系很好；等到皇帝即位，对褚渊非常信任和重用。皇帝生病卧床，褚渊当时是吴郡太守，皇帝赶紧把他召回来。褚渊到了之后，进宫拜见皇帝，皇帝流着泪说：“我最近病情危急，所以召你来，是想让你穿上黄衤罗啊。” 黄衤罗是乳母穿的衣服，意思是托孤。皇帝和褚渊商量诛杀建安王刘休仁的事，褚渊认为不行，皇帝生气地说：“你这个糊涂蛋！不值得跟你商量大事！” 褚渊害怕，只好听从皇帝的命令。之后又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庚午日，朝廷任命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尚书左仆射。
皇帝厌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猛矫健，正好有关部门上奏说寿寂之擅自杀死巡逻将领，于是把他流放到越州，在半路上就把他杀了。
丙戌日，朝廷追废晋平王刘休佑为庶人。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南朝宋明帝刘彧统治末期的政治乱象，字里行间充斥着权力斗争的残酷、帝王心性的扭曲与制度崩塌的预兆，其背后折射出的历史逻辑引人深思：
权力异化下的人性裂变
宋明帝刘彧的统治轨迹堪称“权力腐蚀人心”的典型样本。早年“宽和有令誉”的他，在登基后尤其是晚年，因皇位来路（通过兵变推翻前废帝刘子业）的合法性焦虑，逐渐沦为猜忌成性的暴君。数百种需避讳的“凶言”、对怀孕诸王姬“杀母留子”的极端操作，本质上是用暴力构建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他试图通过消除一切潜在威胁（包括语言禁忌、血缘亲属），来填补内心对“失去权力”的恐惧。
而对宗室的大规模屠戮，更暴露了皇权专制的致命缺陷：当权力缺乏制度约束，“亲属”与“政敌”的身份可以瞬间转换。晋平王休佑被故意殴杀、建安王休仁被赐死时的怒吼“宋祚其得久乎”，不仅是个人的绝望控诉，更预言了刘宋王朝的崩塌伏笔——短短数年后，萧道成代宋建齐，正是以“清除宗室残杀后的权力真空”为契机。
制度崩坏与统治基础的瓦解
文中细节处处可见王朝运转的失序：
--国库空竭到“内外百官并断俸禄”，皇帝却仍奢靡无度，造器物必备“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形成“上层挥霍—底层枯竭”的荒诞对比；
--嬖臣杨运长等操纵朝政，与皇帝合谋诛杀宗室，“货赂公行”成为常态，说明官僚体系已彻底沦为私人工具；
--地方藩王（如巴陵王休若）的腹心劝其“以荆州十馀万甲兵匡扶天子”，反映出中央权威的瓦解——地方势力已将“对抗朝廷”视为自保的合理选项。
这种全面的制度崩坏，比宗室残杀更具毁灭性：当官员无俸禄可依、百姓无规则可信、藩王无忠诚可守，王朝的统治根基早已被蛀空，仅剩皇权的暴力外壳在苟延残喘。
“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宋明帝的统治逻辑始终陷入“暴力维稳—更不稳定”的怪圈：他因恐惧宗室夺权而杀休佑、休仁，却因杀戮引发更大恐慌，迫使巴陵王休若的部下劝其起兵；他忌惮寿寂之的勇健（曾助其夺权），借故将其诛杀，实则自断臂膀。这种“斩草除根”的思维，恰恰暴露了专制权力的脆弱——它无法通过构建信任、完善制度来巩固统治，只能依赖暴力消灭“可见的敌人”，却不知真正的威胁正来自这种逻辑本身。
建安王休仁死后，明帝“流涕不自胜”的虚伪表演，更凸显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他既依赖宗室在夺权时的“勋诚”，又恐惧其可能的威胁，最终用眼泪掩盖杀戮的本质。这种矛盾心态，正是所有“得位不正”又缺乏制度约束的统治者的共同困境。
结语：历史的镜鉴意义
泰始七年的这段历史，本质上是南朝“皇权畸形强化”的缩影。刘宋自刘裕建国后，为防权臣篡位而过度削弱士族、强化宗室，却未建立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最终导致“宗室互杀—皇权旁落—异姓夺权”的循环。明帝的残杀看似是个人心性的问题，实则是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当权力集中到可以任意决定他人生死，当统治合法性只能通过暴力证明，任何“宽和”的开端都可能走向“暴虐”的结局。
这段记载也提醒后人：一个健康的政治体系，绝不能依赖统治者的“心性”，而应依赖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对多元利益的平衡。否则，再“有令誉”的君主，也可能在权力的漩涡中，成为自己曾经反对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