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建二年（公元456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北魏的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拔犯了罪，被皇帝赐死。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年纪大了，申请退休。二月丙寅日，朝廷封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坚决推辞，上了几十次奏表，还当面跟皇帝陈情，甚至磕头哭得稀里哗啦。皇帝拗不过他，只好让他以始兴公的身份回家，还给他丰厚的俸禄。没过多久，皇帝又想启用沈庆之，派何尚之去劝他出山。何尚之反复说明皇帝的意思，沈庆之笑着说：“我沈公可不像何公你，走了又回来。”何尚之觉得挺不好意思，就不再劝了。辛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
夏天，五月戊戌日，任命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戌日，北魏改年号为太安。
甲子日，朝廷大赦天下。
甲申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秋天，七月癸巳日，皇帝封自己的弟弟刘休佑为山阳王，刘休茂为海陵王，刘休业为鄱阳王。
丙辰日，北魏皇帝去了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和身边人写了篇檄文，自己号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还把各种官职都设置了一遍，纯粹当玩笑闹着玩。长史王翼之把刘浑写的东西封好呈给了朝廷。八月庚申日，刘浑被废为平民，流放到始安郡。皇帝派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去责备刘浑，还逼他自杀，刘浑死的时候才十七岁。
丁亥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皇帝下诏祭祀天地和祖庙，开始设置完备的礼乐，这是听从了前殿中曹郎荀万秋的建议。
皇帝一心想削弱王侯的势力。冬天，十月己未日，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上奏，建议削减王侯在车马服饰、器物使用、乐舞等方面的制度，一共九条；皇帝又暗示有关部门把内容增加到二十四条，规定办公的地方不能朝南坐，不能设置帷帐；佩剑不能做成鹿卢的形状；内史、相以及封国内的官长只能自称下官，不能称臣，官员离职后就不用再对王侯表示尊敬。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些规定。
庚午日，北魏任命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壬午日，让太傅刘义恭兼任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担任司空并兼任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宏为尚书令。
这一年，朝廷任命已故氐王杨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头是杨文德的堂兄。虽然杨元和是杨氏正统，但朝廷觉得他年纪小，能力弱，没给他正式的封号，氐族部落也没有固定的首领。杨头之前驻守葭芦，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弟弟都被北魏抓了，但杨头依然一心为宋朝坚守。雍州刺史王玄谟向朝廷进言说：“请任命杨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让他来安抚氐族部众。等过几年，杨元和长大些了，再让他继承祖业。要是杨元和能力不行，就该把位置交给杨头。杨头能守住汉川，让我们免受外敌侵扰，给他一个只有四千户的荒州也没什么可惜的。要是葭芦守不住，那汉川也没法保住了。”皇帝没听他的。
孝建三年（公元456年，丙申年）
春天，正月庚寅日，皇帝封自己的弟弟刘休范为顺阳王，刘休若为巴陵王。戊戌日，封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壬子日，太子娶了右卫将军何瑀的女儿为太子妃。何瑀是何澄之的曾孙。甲寅日，朝廷大赦天下。
乙卯日，北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冯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的女儿；冯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因事获罪被杀，冯皇后因此入宫为婢。
二月丁巳日，北魏皇帝立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先让他的母亲李贵人把托付给兄弟的事一条条写下来，然后按照旧例赐李贵人死。
甲子日，任命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按照惯例，府州内部讨论事情，都要在前面直接叙述所讨论的事，还设置典签来负责此事。宋朝皇子担任地方长官的大多年纪小，皇帝就派亲近的人兼任典签，典签的权力渐渐大了起来。到这时候，就算是年纪大的王爷去镇守地方，或者普通士族出身的人去当刺史，典签也能传达命令，掌握关键权力，刺史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职责。宗悫到豫州上任后，临安人吴喜担任典签。宗悫施行的刑罚政令，吴喜经常违抗，宗悫大怒，说：“我宗悫都快六十了，为国家拼命，才得了这么个巴掌大的州，可不想再和典签一起管理了！”吴喜吓得磕头磕得流血，这事才算了。
有几千家丁零人躲在井陉山里当强盗，北魏选部尚书陆真和州郡联合出兵把他们剿灭了。
闰月戊午日，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阳尹。
癸酉日，鄱阳哀王刘休业去世。
太傅刘义恭觉得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正受皇帝宠爱，自己想避开他，就辞去扬州刺史的职位。秋天，七月，刘义恭被解除扬州刺史的职务；丙子日，刘子尚担任扬州刺史。当时火星停留在南斗星附近，皇帝觉得不吉利，就废弃了西州原来的官署，让刘子尚搬到东城去住，想以此来破解灾祸。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说：“天象显示有变化，应该用德行来回应。现在就算空出西州，恐怕也没什么用。”皇帝没听他的。沈怀文是沈怀远的哥哥。
八月，北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攻打伊吾，攻下城池，缴获很多东西后回来。
九月壬戌日，任命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反映了南朝宋孝建二年至三年（公元455至公元456年）宋、魏两国的政治动态与权力博弈，其中诸多事件折射出中古时期皇权运作、制度变革与人性博弈的深层逻辑，可从以下角度解析：
皇权与臣权的拉锯：从“请老”到“削藩”
--沈庆之的“功成身退”与皇权试探：沈庆之作为开国元勋，以“请老”为由坚决辞位，甚至“稽颡泣涕”，最终迫使宋孝武帝妥协。这种“拒不出山”的姿态，既是对自身政治处境的清醒判断（功高震主的风险），也暗含对皇权的无声制衡——他以“沈公不效何公”的调侃，点破了官场“往复任职”的权力游戏，展现了资深臣僚对皇权的微妙反抗。而孝武帝“厚加给奉”的妥协，实则是对功臣集团的暂时安抚，为后续集中权力铺路。
--宋廷“削藩”：从礼制到实权的全面收紧：孝武帝通过“裁损王侯车服、器用”等二十四条限制，将对宗室的压制从物质层面延伸至精神层面：禁止王侯“南向坐”（南向为帝王尊位）、废除“称臣”礼仪，本质是通过摧毁宗室的“象征性权威”，削弱其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合法性。这种以“制度规训”实现集权的手段，反映了南朝皇权对士族、宗室分权的长期焦虑——自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以来，皇权始终在与贵族集团的博弈中寻求强化，孝武帝的举措正是这一逻辑的延续。
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宗室与女性的悲剧
--武昌王刘浑之死：皇权对“潜在威胁”的零容忍：十七岁的刘浑以“作檄文、称楚王”为戏，却被以“谋反”罪名逼杀。此事的关键不在于“玩笑”本身，而在于皇权对宗室的极端猜忌：刘浑身为皇子，其身份本身就是对皇位的潜在威胁，即便只是“戏言”，也会被解读为“僭越之心”。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逻辑，暴露了南朝宗室关系的残酷性——自刘裕代晋以来，宋室内部骨肉相残屡见不鲜（如文帝杀彭城王刘义康），刘浑之死只是延续了这一血腥传统。
--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性的女性牺牲：北魏立太子拓跋弘时，强制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后赐死，这一“故事”（制度）是北魏皇权强化的特殊手段。早期鲜卑政权中，母族（外戚）干政频繁，道武帝拓跋珪为打破这一传统，创立“子贵母死”制，以牺牲女性为代价切断外戚专权的可能。冯皇后因父罪入宫却能登顶后位，看似幸运，实则始终处于“制度性死亡”的阴影下——她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自身命运毫无保障。这种将女性工具化的制度，既是皇权集中的极端表现，也埋下了北魏后期外戚、宦官乱政的隐患。
制度变革的隐忧：典签专权与决策短视
--典签权重：皇权延伸的“双刃剑”：宋廷设立典签本是为了监督地方藩王（尤其是幼年皇子），却逐渐演变为“出纳教命、执其枢要”的实权角色，连老将宗悫都要受其掣肘。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皇权对地方的过度控制：皇帝通过亲信典签架空刺史，看似强化了中央集权，实则导致地方行政效率低下、刺史与典签矛盾激化。宗悫“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的怒吼，正是地方官僚对这种畸形制度的反抗，也预示了南朝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失衡。
--氐族治理的失策：政治短视与边疆危机：雍州刺史王玄谟建议立杨头为西秦州刺史以稳定氐族部落，理由是杨头“坚守无贰心”，而正统继承人杨元和“年幼才弱”。但宋孝武帝拒绝这一建议，暴露了中央对边疆治理的短视：过分执着于“正统名分”，忽视实际统治需求，最终可能导致边疆失控（“若葭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这种“重名轻实”的决策逻辑，反映了南朝皇权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僵化——既想控制边疆，又不愿放权给有能力的地方势力，最终往往陷入“失控-镇压”的恶性循环。
南北对比：权力逻辑的殊途同归
宋与北魏虽分属南北，却在同一时期展现出相似的政治趋势：
--宋孝武帝通过削藩、控制地方强化皇权，北魏则通过“子贵母死”、镇压叛乱（如讨灭丁零）巩固统治；
--双方都在试图打破旧有权力结构（宋的宗室分权、北魏的母族干政），却都依赖于高压手段，而非制度性建设。
这种“以暴力求稳定”的逻辑，虽能暂时强化皇权，却难以解决深层矛盾——南朝的宗室相残、北朝的后期动荡，实则早已埋下伏笔。
总体而言，这段历史是中古时期皇权强化的缩影：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对个体（功臣、宗室、女性、地方官）的压制，而制度设计的缺陷与决策的短视，又会反过来侵蚀权力的根基。沈庆之的急流勇退、宗悫的愤怒、杨头的忠诚，最终都成了皇权机器运转中的注脚，折射出那个时代权力博弈的残酷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