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呢，刘劭让尚书令何尚之当司空，还兼任尚书令，他儿子征北长史何偃做侍中，父子俩那可是大权在握，相当牛掰。等刘劭凉凉后，何尚之身边的人都溜了，他只能自己打扫官署。殷冲等人被杀后，大家都为他们捏把汗。但皇帝觉得何尚之、何偃向来口碑不错，而且在刘劭那时候也耍了点小心思，还能保全自己，就特赦了他俩，让何尚之继续当尚书令，何偃当大司马长史，待遇啥的都不变。
甲午这天，皇帝去拜谒初宁陵和长宁陵。追封卜天与为益州刺史，谥号壮侯，和袁叔等四家，长期供给俸禄。张泓之等人也都封了郡守。戊戌日，任命南平王刘铄为司空，建平王刘宏为尚书左仆射，萧思话为中书令、丹阳尹。六月丙午日，皇帝回宫。
当初，皇帝去讨伐西阳蛮的时候，臧质派柳元景带兵去会合。等臧质起兵，想拥戴南谯王刘义宣当老大，偷偷让柳元景带着手下往西撤，柳元景直接把臧质的信给皇帝看了，还跟信使说：“臧冠军估计是不知道殿下的正义之举。现在正该讨伐叛逆，可不能往西撤。”臧质就因为这事儿记恨上了。等柳元景当雍州刺史，臧质担心他以后给荆州、江州找麻烦，就提议说柳元景应该留在身边当得力助手，不适合外派。皇帝也不好太驳他面子，戊申日，就让柳元景当护军将军，负责石头城的防务。
己酉日，任命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庚戌日，任命卫军司马徐遗宝为兖州刺史。
庚申日，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论功行赏，封颜竣等人做公侯。
辛未日，改封南谯王刘义宣为南郡王，随王刘诞为竟陵王，封刘义宣的二儿子宜阳侯刘恺为南谯王。
闰月壬申日，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镇守盱眙。癸酉日，任命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乙亥日，北魏太皇太后赫连氏挂了。
丞相刘义宣坚决推辞在朝廷任职，还有他儿子刘恺的王爵。甲午日，就改任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刘恺为宜阳县王，手下将佐也都加官进爵。任命竟陵王刘诞为扬州刺史。
秋天七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甲寅日，皇帝下诏让大家有啥说啥，别藏着掖着。辛酉日，下诏精简宫廷作坊和尚方署那些花里胡哨的雕刻装饰；皇亲国戚争着赚钱的事儿，全都给禁了。
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奏疏说：“身上有毒瘤，就得挑不那么要命的地方割。历下、泗之间，根本没必要守着。那些讨论的人肯定觉得胡人衰落了，不用怕，但他们不知道咱自己的问题比胡人严重多了。现在白白守着孤城，就是浪费钱和人力。要是敌人派三千轻骑兵，来回折腾，春天来毁麦子，秋天来祸祸庄稼，水路陆路运输都得断绝；敌人不费啥劲儿，咱边境就扛不住了，不出两年，兵散民亡，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用羊追狼、用螃蟹抓老鼠，却让笨重的战车和疲弱的士兵去跟强悍的胡人死磕，搞不定是肯定的嘛。还有啊，守三年丧，这是天下通行的规矩；汉朝给大臣缩短守丧时间也就算了，对自己儿子也这么干，那就乱套了。凡是法律跟古代不一样，还违背人情的，就没人能顺从；要是坏了礼仪但对自己有利，肯定马上就照做。陛下您以大孝开基，就该纠正这种错误。再说了，全天下的人供养一个皇帝，还怕不够吗？全身戴金首饰，也用不了一百两，一年买几件漂亮衣服，也就够了；但非要收一堆宝贝放满匣子，衣服装满箱子，眼睛又不常看，身体也不常穿，这不是匣子带着宝贝、箱子穿着衣服嘛，浪费得也太离谱，糊涂得让人无语啊！而且刚精简了宫廷作坊，想着节俭，可市场上却制造那些奢华怪异的东西，马上就传到老百姓那儿去了。这哪是精简，分明是换个方式嘛。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奢侈，看到车马都分不清贵贱，看到冠服也不知道尊卑。尚方署刚造个东西，老百姓马上就盯着学；宫里早上做件衣服，老百姓晚上就开始仿造。奢侈华丽的源头，其实就在宫廷里面。还有啊，设置官职应该根据事务来，人也要跟官职匹配。王侯要是没那个本事，就别硬让人家当官。而且皇帝的儿子没当官，谁会觉得他们低贱呢？只要好好给他们安排些靠谱的朋友和正直的人，哪用得着非得设置长史、参军、别架从事这些官职，才显得尊贵呢！还有，社会风气喜欢用诋毁来搞垮别人，却不看看为啥会被诋毁；靠夸赞来提拔人，也不琢磨琢磨为啥会被夸赞。要是诋毁别人的都是些小人，那就该提拔被诋毁的人；要是夸赞别人的都是庸人，那就该把被夸赞的人撸下去。这样一来，诋毁和夸赞就不会乱来，善恶也就分清了。每个时代都有人上奏疏提意见，每个时候也都有皇帝下诏书。但为啥太平日子不来，昏乱危险一个接一个呢？就是因为下的诏令不实在啊。”奏疏交上去，把皇帝给得罪了，周朗就自己辞职走人了。周朗是周峤的弟弟。
侍中谢庄上奏说：“诏书里说‘皇亲国戚争着赚钱的事儿，全都给禁了’，这确实很得民心。要是有人违反，就该按规定制裁；要是不依法办事，却讲人情，那就是诏令下了，实际却没做到，名不副实啊。我觉得那些有俸禄有地位的大臣，更不应该跟老百姓抢着赚钱。不知道这能不能写进诏令里呢？”谢庄是谢弘微的儿子。
皇帝经常改变太祖的制度，郡县官员三年任期一满就换，宋朝那些好政策，从这时候开始就走下坡路了。
乙丑日，北魏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都因为谋反被治罪，拓跋仁在长安被赐死，闾若文被砍头。
南平穆王刘铄一直觉得自己挺有本事，心里有点瞧不起皇帝；而且他还被太子刘劭重用，投降得最晚。皇帝就偷偷派人下毒，己巳日，刘铄挂了，追赠司徒，用楚成王儿子商臣那种恶谥给他。
南海太守萧简占据广州造反。萧简是萧斌的弟弟。皇帝下诏让新上任的南海太守南昌人邓琬、始兴太守沈法系去平叛。沈法系是沈庆之的堂弟。萧简忽悠他的手下说：“朝廷的军队是刘劭派来的。”大家信以为真，就拼死守城。邓琬先到，只从一个方向进攻；沈法系到了说：“应该四面一起进攻，要是只从一个方向，啥时候能打下来！”邓琬不听。沈法系说：“再给你五十天。”时间到了还没打下来，邓琬才听他的。八面一起进攻，一天就把城攻破了。九月丁卯日，砍了萧简的脑袋，广州平定。沈法系封好府库交给邓琬，自己就回去了。
冬天十一月丙午日，任命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
辛酉日，北魏皇帝去信都、中山。
十二月癸未日，因为要设立东宫，就裁撤了太子率更令等官职，中庶子等官员也各自削减一半。
甲午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后，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初期的政治风云，其中既包含权力洗牌的博弈，也折射出南朝政治的诸多深层问题，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解读：
权力过渡期的“柔性清算”与政治智慧
孝武帝刘骏在平定刘劭之乱后，并未对前朝旧臣进行一刀切的清算，而是展现出务实的政治手腕。对于曾依附刘劭的何尚之、何偃父子，因其“素有令誉”且在乱中“用智将迎”（大概率是暗中为刘骏留有转圜余地），不仅免罪，还恢复其核心职权。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大规模杀戮引发的朝堂动荡，又通过“任遇无改”的姿态拉拢了士族群体——毕竟何氏作为世家大族，其态度直接影响士大夫阶层对新政权的认同。
与之相对，对明确依附刘劭的殷冲等人则坚决诛杀，形成“区别对待”的震慑效果。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本质是新君在根基未稳时，通过平衡“清算异己”与“稳定大局”的矛盾，快速完成权力交接。
皇权与宗室、功臣的权力平衡难题
孝武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面临宗室与功臣的双重挑战：
--宗室方面：南谯王刘义宣、竟陵王刘诞等宗室亲王手握兵权，孝武帝通过改封王爵（如将刘义宣从南谯王徙为南郡王）、调整封地（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刘诞为扬州刺史），试图既安抚宗室，又将其势力范围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但刘义宣“固辞内任”的态度，已暗示宗室对皇权的警惕，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伏笔。
--功臣方面：柳元景、臧质等平乱功臣成为新贵，但彼此间矛盾尖锐（如臧质因柳元景拒绝依附而“恨之”）。孝武帝对功臣既依赖又猜忌，将柳元景从雍州调回任护军将军，看似提升职权，实则解除其地方兵权，体现了“削其外权、存其虚名”的控制逻辑。
这种“既用且防”的平衡术，暴露了南朝皇权的脆弱性——皇帝既需要宗室和功臣支撑统治，又时刻担忧其威胁自身权力，最终往往陷入“用之则怕，除之则乱”的恶性循环。
改革尝试与现实困境的冲突
孝武帝初期曾试图推行一系列改革，如“诏求直言”“省细作并尚方雕文涂饰”“禁贵戚竞利”，矛头直指奢靡之风与权贵专横，周朗、谢庄的上疏则进一步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边防废弛：周朗指出历下、泗间的孤城戍守徒劳无功，胡人轻骑即可骚扰边境，导致“边已困”“卒散民尽”，反映出南朝军事上的被动与资源浪费。
--礼制崩坏：他批评“三年之丧”被简化，认为违背人情的制度难以推行，实则暗指士族对传统礼制的破坏，与皇权试图通过“孝道”巩固统治的需求形成冲突。
--奢靡成风：宫廷的“炫金”“美衣”成为民间效仿的源头，权贵与民争利（谢庄特别指出“大臣不宜与民争利”），加剧了社会不公。
--官制混乱：王侯子弟“未堪务而强仕”，虚设官职，反映出士族世袭特权对官僚体系的侵蚀。
但这些改革最终流于表面：孝武帝虽禁“细作雕文”，却未能阻止权贵奢靡的根源；周朗因“忤旨”被罢官，说明直言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尤其是皇权与士族的特权）；而“郡县以三周为满”（将地方官任期缩短为三年）的制度变更，更是打破了宋文帝时期的善政，导致地方官急功近利，进一步败坏吏治。这印证了南朝改革的困境——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变革，都会被皇权自身的短视与士族的抵制所消解。
宗室相残与统治合法性的削弱
史料中隐藏着皇权巩固的阴暗面：南平王刘铄因“意当轻上”且“出降最晚”，被孝武帝暗中毒杀，甚至获谥“穆”（春秋时楚穆王商臣弑父夺位，此谥暗含贬义）。这种对宗室的猜忌与杀戮，看似是“消除威胁”，实则削弱了刘宋皇室的凝聚力。
从后续历史来看，孝武帝对宗室的打压（如后来诛杀竟陵王刘诞），导致刘氏宗亲离心离德，为萧道成篡宋埋下伏笔。而南海太守萧简（刘劭党羽萧斌之弟）的叛乱，虽被迅速平定，却暴露了地方势力对新政权的不信任——其以“台军是贼劭所遣”煽动民众，恰恰反映出基层对皇权更迭的模糊认知，以及“正统性”在战乱中的脆弱。
结语：南朝政治的缩影——权力博弈下的短暂平衡
这段史料呈现的，是南朝政权更迭的典型模式：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新君，在“清算与安抚”中稳定权力，在“制衡宗室与功臣”中维持统治，在“改革与妥协”中应对危机，却始终无法摆脱士族特权、宗室离心、吏治败坏的痼疾。孝武帝的统治初期，看似达成了权力平衡，实则每一项决策都在积累更深的矛盾——这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政治困局，正是南朝短命王朝循环往复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