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初，魏主路过彭城的时候，派人跟城里说：“粮食吃完啦，我们先撤，等麦子熟了再来哈。”到了约定的时间，江夏王义恭就琢磨着要割了麦子、毁了青苗，把老百姓都迁到城堡里集中安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就说了：“咱先别急，要是魏军不来，咱这样做就多余了；要是他们真再来，这办法也不靠谱啊。你想啊，老百姓在内城憋了那么久，都快饿坏了，春天这时候，还能去野外采点东西填饱肚子。要是一集中安置到城堡，那不马上就得饿死嘛。老百姓要是知道自己横竖都是死，谁还能管得住他们啊！要是魏军真的铁定要来，到时候割麦子也不迟呀。”这话一说完，大家都不吭声了，没人敢接茬。这时候，长史张畅站出来说：“孝孙这想法，确实值得琢磨琢磨。”镇军府典签董元嗣正站在武陵王骏旁边呢，也赶紧附和：“王录事这建议，没毛病，不能改。”别驾王子夏也跟着说：“确实在理。”张畅一听，就拿起手板对武陵王骏说：“我都想让孝孙弹劾子夏了。”骏就纳闷儿了，问：“王别驾咋啦？”张畅就说：“割麦子、迁百姓，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安危呢。子夏身为州里的高官，一开始也没发表啥意见，等听了元嗣的话，就立马笑着附和。这明显就是一味迎合，这样咋能好好辅佐君主呢！”子夏和元嗣听了，那叫一个尴尬，脸都红到脖子根儿了，义恭这提议也就这么黄了。
再说说之前，鲁宗之跑去投奔了北魏，他儿子鲁轨当上了北魏的荆州刺史、襄阳公，镇守长社。鲁轨心里一直想着回南方，可因为以前杀了刘康祖还有徐湛之他爹，心里发怵，就没敢回来。鲁轨去世后，他儿子鲁爽继承了他的官职爵位。鲁爽从小就有一身武艺，他和弟弟鲁秀都挺受魏主宠信，鲁秀还当上了中书郎。后来呢，兄弟俩不知道咋的都犯了事儿，魏主就把他俩一顿数落。鲁爽和鲁秀害怕被砍头，趁着魏主从瓜步回朝，走到湖陆的时候，就跟魏主说：“我们跟南朝有仇，每次南朝军队一来，就担心祖宗的坟墓遭殃。能不能让我们回去把祖先的灵柩迎回来，葬到平城啊。”魏主答应了。鲁爽一到长社，就把几百个北魏的守兵给杀了，带着自己的亲信部队还有愿意跟着他的一千多家，投奔汝南去了。这年夏天四月，鲁爽派鲁秀去寿阳，给南平王铄送了封信，表示要投降。宋文帝听说这事儿，那叫一个开心，马上封鲁爽为司州刺史，镇守义阳；鲁秀当了颍川太守，其他的弟弟侄子也都封了官、赏了爵位，给的赏赐那叫一个丰厚。北魏那边气得直接把鲁家的祖坟给刨了。徐湛之这人深明大义，觉得这是国家大计，朝廷应该接纳鲁家兄弟，自己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坏了大事，就上书请求辞官回家种地，宋文帝没答应。这时候，青州有个叫司马顺则的老百姓，自称是晋朝皇室的近亲，拉了一票人，号称齐王。梁邹的守将崔勋之去州里办事，五月乙酉这天，司马顺则瞅准机会，一下子就占领了梁邹城。还有个和尚，自称司马百年，也跟着起哄，拉了帮人号称安定王，响应司马顺则。
壬寅这天，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己巳日，江夏王义恭兼任南兖州刺史，把驻地迁到盱眙，还增加了监管十二个州军事的权力。
戊申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升任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成了仆射兼护军将军。何尚之觉得徐湛之是皇亲国戚，又深受皇帝信任，所以啥事都让着他。皇帝下诏，让徐湛之和何尚之一起处理诉讼案件。这么一来，虽然何尚之是尚书令，但朝廷大事基本上都徐湛之说了算。
六月壬戌日，北魏改年号为正平。
魏主让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重新修订法律，修改和增加了不少条款，总共弄出了三百九十一条。
北魏太子晃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他特别信任身边的人，还自己搞起了园林田地，想着从中捞点好处。高允就劝他说：“天地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能包容万物；君王也应该公平无私，才能治理好国家。您现在是太子，以后要继承皇位，一举一动大家都盯着呢。您却搞私人田地，养鸡养狗，甚至还在集市上做买卖，跟老百姓抢那点蝇头小利，这要是传出去，名声得多难听啊，想掩盖都掩盖不了。这天下将来都是您的，要啥没有啊，何必跟那些小商小贩争这点小钱呢！以前虢国快灭亡的时候，神灵赐给国君土地，结果加速了灭亡；汉灵帝自己搞小金库，最后也导致国家覆灭，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您可长点心吧！周武王因为重用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这些贤能，才得了天下；殷纣王宠信飞廉、恶来这些奸臣，最后丢了江山。现在东宫有才能的人不少，可您身边这些侍从，恐怕都不是什么正派人。希望您能远离那些小人，多亲近忠诚善良的人，把您的那些田地分给穷人，该卖的东西就按时卖，该收就收。这样，您的好名声就会越来越响，那些坏话自然就没了。”太子晃根本不听。
太子处理政务挺精明的，但是中常侍宗爱这人，性格阴险暴躁，老是干些违法乱纪的事儿，太子特别讨厌他。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很受太子宠信，在宫里也挺有话语权，他俩跟宗爱关系都不好。宗爱害怕被仇尼道盛他们告发，就先下手为强，诬告他们有罪。魏主一听就火了，直接在大街上把仇尼道盛他们砍了头，东宫的官员也跟着遭殃，好多都被处死，魏主那叫一个气啊。戊辰日，太子晃又忧又怕，就这么挂了。壬申日，葬在了金陵，谥号景穆。后来魏主慢慢知道太子是冤枉的，那叫一个后悔。
秋天七月丁亥日，魏主去了阴山。
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振武将军刘武之等人去攻打司马顺则和司马百年，直接把他俩都给砍了。癸亥日，梁邹之乱被平定。
萧斌和王玄谟因为之前打仗败退，都被免了官职。宋文帝就问沈庆之：“萧斌想杀王玄谟，你为啥拦着呀？”沈庆之回答说：“那些将领打败仗逃跑，心里都怕被治罪呢。要是回来就被砍头，那以后大家都得跑路，谁还敢回来啊，所以我就拦着了。”
九月癸巳日，魏主回到平城；冬天十月庚申日，又去了阴山。
宋文帝派人去北魏，北魏也派殿中将军郎法佑来，两边表示要友好相处。
己巳日，北魏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去世。
十二月丁丑日，魏主封景穆太子的儿子拓跋濬为高阳王；但后来一想，拓跋濬是皇孙，又是嫡长子，不适合当藩王，就没封成。这时候拓跋濬才四岁，聪明得不得了，魏主可喜欢他了，天天带在身边。魏主还把秦王翰改封为东平王，燕王谭改封为临淮王，楚王建改封为广阳王，吴王余改封为南安王。
宋文帝让沈庆之把彭城的几千家流民迁到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把江西的几千家流民迁到姑孰。
宋文帝提拔吏部郎王僧绰当侍中。王僧绰是王昙首的儿子，从小就沉稳大气，大家都觉得他以后能成大器。这哥们儿爱学习，脑子转得快，对朝廷的各种规章制度门儿清。还娶了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他在吏部的时候，对人才那叫一个了解，选拔任用都很恰当。当上侍中的时候才二十九岁，为人沉稳，有肚量，从来不觉得自己有本事就了不起。宋文帝老想着自己百年之后的事儿，觉得王僧绰虽然年轻，但想把大事托付给他，所以朝廷不管大事小事，都让他参与。宋文帝刚亲政的时候，最信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这些人，后来又重用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就是江湛、徐湛之、何瑀之还有王僧绰，前前后后一共十二个人。
康和去北魏朝见，魏主对他那是相当客气。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宋魏对峙的复杂局势与政治生态，其中人物抉择与制度变迁折射出乱世中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博弈，可从多个维度展开评论：
军事博弈中的民生考量与决策智慧
彭城“芟麦移民”之争堪称经典案例。王孝孙的反对理由直指核心——民生是防务的根基。当百姓“野采自资”时，强行迁入堡聚无异于断绝生路，而“民知必死”后的失控风险，远比北魏可能的侵扰更紧迫。张畅以“阿意左右”诘责王子夏，不仅维护了议事的严肃性，更凸显了决策需超越派系立场，以实际利益为标尺的政治理性。最终搁置移民之议，避免了内溃风险，为后续防务保留了民力基础，这恰是“安民即安边”的朴素智慧。
降将困境与国家利益的权衡
鲁爽兄弟的归降与徐湛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鲁爽因北魏内部矛盾南投，其家族与刘宋的旧怨（杀刘康祖、徐湛之父）成为潜在阻碍，但宋廷以“司州刺史”等高位接纳，体现了乱世中“招纳叛将以弱敌强”的务实策略。而徐湛之“不敢苟申私怨”的表态，更凸显了国家利益对私人恩怨的压制——在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下，个人情仇需让位于“庙算远图”，这种政治成熟为刘宋争取了军事助力。
北魏的制度调整与权力危机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改革与储位风波暗藏危机。游雅、胡方回修订律令（391条），是鲜卑政权汉化的重要步骤，试图以制度建设巩固统治；但太子晃“营园田、与民争利”的行为，暴露了鲜卑贵族在汉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既需模仿中原王朝的治理模式，又难以摆脱部落时代的私有观念。高允的劝谏点出核心：王者无私才能“容养万方”，储君与民争利不仅损害声望，更动摇统治合法性。而宗爱构陷太子致死事件，则揭示了北魏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为后续宗爱弑君、朝政动荡埋下伏笔。
刘宋的权力结构与隐患
宋文帝对王僧绰的破格任用，反映了皇权对“新生代”的依赖。王僧绰“练悉朝典”“谙悉人物”，成为29岁的侍中并参与“朝政小大”，实则是文帝试图以亲信平衡旧勋贵（如江夏王义恭）的布局。但这种“亲信政治”也暗藏风险——徐湛之因“国戚”身份凌驾于尚书令何尚之之上，显示外戚势力膨胀已打破正常官僚体系，为日后刘宋宗室相残（如“元凶之乱”）埋下隐患。
乱世中的身份认同与叛乱
司马顺则、司马百年以“晋室近属”“沙门”身份起事，看似是东晋残余势力的反扑，实则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正统性”争夺的复杂性。在宋魏对峙的夹缝中，底层民众或借“晋室”旗号反抗压迫，或依附宗教符号凝聚力量，这些叛乱虽规模有限，却暴露了刘宋地方治理的薄弱——梁邹城轻易被袭，说明边镇防务存在严重漏洞。
整体而言，这段历史展现了南北朝中期的典型特征：南北政权既在军事上激烈对抗，又在制度上相互借鉴（如北魏修律、刘宋纳降）；内部权力斗争与外部军事压力交织，民生与权谋反复博弈。无论是王孝孙的务实、徐湛之的克制，还是高允的直谏，都在乱世中闪烁着政治理性的微光，而鲁爽的叛降、太子的悲剧，则印证了权力游戏的残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