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攻打北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人都劝皇上赶紧行动；左军将军刘康祖却觉得“现在时间有点晚了，要不等到明年再打”。皇上说：“北方百姓深受北魏残暴统治的苦，起义的人到处都是。要是我们把军队耽搁一年，那些向往正义的人的心就凉了，这可不行。”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说道：“我们是步兵，对方是骑兵，这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檀道济两次北伐都没成功，到彦之也失败而归。现在看王玄谟这些人，本事也超不过那两位将领，咱们军队的规模，也不比以前大，我怕这次又得让咱们的军队蒙羞。”皇上说：“咱们军队前两次失利，各有各的原因。檀道济是因为敌人太狡猾，到彦之是中途生病。北魏人靠的就是他们的马；今年夏天雨水多，河道畅通，咱们乘船往北进发，碻磝的敌人肯定得跑，滑台那小据点，也很容易就被咱们拿下。攻下这两座城，咱们就能就地获取粮草，安抚百姓，那虎牢、洛阳自然也就守不住了。等到初冬的时候，咱们的城守相互连接，北魏的马要是敢过河，那就等着被咱们活捉吧。”沈庆之又坚持说不能打。皇上就让徐湛之、江湛去反驳沈庆之。沈庆之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理家庭，种地得问农民，织布得问婢女。陛下现在要讨伐别的国家，却和这些白面书生商量，这事儿怎么能成呢！”皇上听了大笑。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也来劝谏，皇上都不听。
北魏皇帝拓跋焘听说刘宋皇上要北伐，就又给他写了封信说：“咱们两国和平友好这么久了，可你们贪心没个够，还引诱我们边境的百姓。今年春天我到南方巡视，就是去看看我的百姓，把他们带回去。现在听说你打算亲自来，要是你能到中山或者桑干川，那就随便你，来我不迎接，走我也不送行。要是你对自己的地盘不满意，可以来平城住，我也可以去扬州，咱俩换换。你都五十岁了，估计都没出过远门，就算你自己非要来，也跟个三岁小孩似的，和我们鲜卑人在马背上长大的能比吗！也没别的东西送你，现在送你十二匹打猎用的马，还有毡子、药材这些东西。你路途遥远，马要是没力气了，可以骑这些马；要是水土不服，这些药也能自己治病。”
秋季七月庚午日：皇上发布诏书说：“北魏最近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他们的狼子野心可没改。最近收到河朔、秦州、雍州等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奏表，诉说他们困苦艰难，盼望着我们去拯救，还偷偷联络起来等着我们的军队；芮芮（柔然）也派密使远道而来表达诚意，发誓和我们相互配合；谋划这次行动，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派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带领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指挥；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接前往许昌、洛阳；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各自率领部下，从东西两面一起进攻；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去震动汧、陇地区；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兵驻扎在彭城，指挥各路大军。”申坦是申钟的曾孙。
当时大规模征兵，王公、妃主、朝廷官员、州郡长官，下到有钱的百姓，各自献上金银、丝绸、杂物来资助国家打仗。又因为兵力不够，把青、冀、徐、豫、二兖六个州的百姓，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征调，暂时服役，命令到了十天内就得收拾好行装；长江沿岸五个郡的人到广陵集合，淮河沿岸三个郡的人到盱眙集合。还招募朝廷内外擅长骑马、步兵各种技艺和有武力的人，只要符合条件的，都给丰厚的奖赏。有关部门又上奏说军费不够，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这四个州，百姓家里财产满五十万，和尚尼姑财产满二十万的，都要借四分之一，等战事结束就归还。
建武司马申元吉带兵直奔碻磝。乙亥日，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逃跑。萧斌派将军崔猛攻打乐安，北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弃城跑了。萧斌和沈庆之留守碻磝，让王玄谟去围攻滑台。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派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带兵从弘农出发。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七十多岁了，觉得自己是关中的豪门大族，就请求进入长安召集汉族和少数民族，刘诞答应了他；于是庞季明从赀谷进入卢氏，卢氏的百姓赵难接纳了他。庞季明就去劝说当地的士人百姓，响应他的人很多，薛安都等人顺着这个形势，从熊耳山出兵；柳元景带兵随后跟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中兵参军胡盛之从汝南出兵，梁坦从上蔡出发，前往长社。北魏荆州刺史鲁爽镇守长社，弃城逃跑。鲁爽是鲁轨的儿子。幢主王阳儿攻击北魏豫州刺史仆兰，把他打败了，仆兰逃到虎牢；刘铄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带兵去援助梁坦，进逼虎牢。
北魏的大臣们刚开始听说刘宋派兵来了，就跟北魏皇帝说，请求派兵去救援黄河沿岸储存的粮食和布帛。北魏皇帝说：“现在马还没养肥，天气还热，现在出兵肯定没什么效果。要是刘宋的军队一直来，我们就先退回阴山躲避一下。我们鲜卑人本就穿羊皮裤，要那些丝帛有啥用！等到十月，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九月辛卯日，北魏皇帝带兵南下救援滑台，命令太子拓跋晃屯驻在漠南防备柔然，吴王拓跋余守卫平城。
庚子日，北魏征调各州郡五万兵力，分配给各路军队。
王玄谟的部队规模很大，武器装备精良整齐；但王玄谟这人贪心固执，还喜欢杀人。刚开始围攻滑台的时候，城里有很多茅草屋，大家请求用火箭把这些屋子烧了。王玄谟却说：“这些都是我的财产，着什么急烧啊！”城里的人一听，马上把茅草屋拆了，挖地洞躲起来。当时黄河、洛水一带的百姓，每天都有上千人争着送粮食、拿武器来投奔，王玄谟却不任用他们的首领，而是把他们分配给自己亲近的人；每家给一匹布，却要人家交八百个大梨；因此大家都很失望。攻城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打下来，听说北魏的救兵快到了，大家请求把战车连起来组成营寨，王玄谟又不听。
冬季十月癸亥日，北魏皇帝到了枋头，派关内侯代郡人陆真夜里和几个人突破包围，偷偷潜入滑台，安抚城里的人，还登上城墙查看王玄谟军营的布局，然后回去报告。
乙丑日，北魏皇帝渡过黄河，军队号称百万，战鼓的声音震天动地；王玄谟害怕了，转身就跑。北魏军队追击，刘宋军队死了一万多人，王玄谟手下的士兵几乎都跑光了，丢弃的军用物资和器械堆积如山。
【内核解读】
宋文帝刘义隆发动的元嘉北伐，是南朝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军事行动，其兴衰成败不仅折射出宋魏双方的实力消长，更暴露了南朝政权在战略决策、军事指挥等层面的深层问题。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北伐前后的决策博弈与战场实况，其中蕴含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引人深思。
决策层的认知鸿沟：书生论兵的致命陷阱
宋文帝北伐决策的形成，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朝堂争议，而争议的核心恰是军事专业性与政治理想主义的冲突。宋文帝坚持北伐的理由看似充分：北方民众不堪北魏统治，义军四起；夏季河水暴涨便于水军行动；攻克碻磝、滑台后可顺势推进。但这些判断严重脱离实际军事规律。
左军将军刘康祖提出的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实为基于季节特点的理性建议——北方秋冬将至，不利于南方军队作战。沈庆之的谏言更是直指要害：我步彼骑，其势不敌，并以檀道济、到彦之的前车之鉴警示文帝，明确指出王玄谟等将领能力不及前贤，军队实力亦非往昔可比。尤为深刻的是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比喻，尖锐批评文帝与徐湛之、江湛等白面书生谋划军国大事，违背了专业事问专业人的基本规律。
宋文帝的反驳却充满主观臆断：将前两次北伐失败简单归咎于将领个人问题（檀道济美寇自资、到彦之中涂疾动），忽视骑兵对步兵的天然优势；过度乐观估计水军作用，认为攻克两城即可动摇北魏防线；甚至对自身军事经验的匮乏毫无认知。这种以政治愿景替代军事逻辑的决策模式，为北伐失败埋下伏笔。
指挥系统的结构性缺陷：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面崩塌
北伐的军事执行过程，将南朝军队的痼疾暴露无遗。主帅王玄谟的表现堪称昏聩无能的典型，其个人缺陷直接导致前线溃败。围攻滑台时，拒绝使用火箭焚烧城中茅屋的建议，理由竟是彼吾财也，这种对战利品的贪婪延误了战机，使魏军得以从容加固防御；面对河、洛民众的踊跃参军，他不仅不任用其首领建立有效指挥体系，反而私任亲信，甚至以一匹布强征八百个大梨，彻底寒了民心，丧失了吊民伐罪的政治优势。
更致命的是战术失误：在北魏大军压境之际，拒绝发车为营的防御建议，致使军队在敌军冲击下瞬间崩溃。最终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的惨败，与其说是魏军勇猛，不如说是宋军指挥的全面失能。
反观北魏方面，魏主拓跋焘的应对则展现出成熟的军事素养。他坚持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的待机策略，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仓促应战；等到十月秋高马肥之际才倾巢而出，形成绝对军事优势；更通过夜派间谍潜入滑台侦查敌情的精准操作，掌握战场主动权。这种审时度势、精准出击的指挥艺术，与宋军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心理的错位：自我认知与现实实力的严重脱节
宋魏双方统治者的心理博弈，折射出更深层的南北实力对比。宋文帝年过五十却缺乏实战经验，却坚信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的政治叙事，高估了北方民众的响应力度和宋军的威慑力。而魏主拓跋焘的回信堪称诛心之论：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看似羞辱的言辞，实则点破了双方军事素养的本质差距。
北魏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军队保持着生长马上的骑兵优势，其机动性和冲击力对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形成天然压制。而宋文帝试图以河朔、秦、雍华戎表疏芮芮遣间使输诚作为北伐依据，却忽视了这些力量的分散性和不可靠性，最终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战争动员的隐忧：竭泽而渔的统治危机
为支撑北伐，刘宋政权采取了近乎竭泽而渔的动员方式：王公妃主、朝士牧守乃至富民献金帛助军；征发六州三五民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招募武艺之士并厚赏；甚至强制借贷富民和僧尼家资的四分之一。这种过度透支民力的做法，虽暂时拼凑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却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政权埋下隐患。
史料中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的大规模集结，看似军容鼎盛，实则暴露了宋军后勤补给的脆弱性。当王玄谟军队溃散时委弃军资器械山积的惨状，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资源浪费的直接体现——无数民脂民膏转化的军资，最终成为敌军的战利品。
历史镜鉴：理想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
元嘉北伐的失败，本质是政治理想脱离军事现实、主观意志超越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宋文帝渴望通过北伐收复中原、成就伟业，这种志向本身无可厚非，但忽视战争规律、排斥专业意见、错用指挥将领的一系列操作，使其最终沦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历史遗憾。
这场战争也揭示了古代军事冲突的核心规律：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是政治正义性，更包括军事素养、指挥艺术、后勤保障、民族特性等多重因素。宋军的溃败并非偶然，而是南朝在骑兵建设、将领培养、战略规划等长期短板的集中爆发。
千载之后回望这场战争，其教训依然清晰：任何宏大理想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专业能力的扎实积累之上；忽视客观规律的蛮干，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元嘉北伐的历史悲剧，恰是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深刻注解——治国理政如此，军事行动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