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丁卯年）
开春正月，辛巳这天，宋文帝去南郊搞了场祭祀大典，场面整得挺隆重。
没过几天到乙酉，北魏老板拓跋焘回了平城。之前从统万城迁过来的老百姓，一路上没少遭罪，死的死、病的病，能撑到平城的也就六七成，属实惨兮兮。
己亥那会儿，拓跋焘又溜达去了幽州。大夏的赫连昌派平原公赫连定带着两万人马往长安冲，拓跋焘一听这消息，立马让人在阴山砍树，加班加点造攻城装备，看来是铁了心要再跟大夏干一架。
山羌部落这时候也不安分，跟西秦闹掰了。二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左丞相昙达去安抚武始的羌人，征南将军吉毘去搞定洮阳的羌人。结果人羌人根本不买账，把昙达绑了送给大夏，吉毘更惨，被羌人胖揍一顿，灰溜溜跑回来，手下人马死了快九成，血亏！
拓跋焘这时候也回了平城。
乙卯这天，宋文帝去了丹徒，己巳的时候又去拜谒京陵。想当年，宋武帝刘裕发迹后，特意把自己早年种地的家伙什儿藏起来，就是想让子孙后代看看。宋文帝到了老宅子瞧见这些农具，当场就脸红了，估计是觉得自家祖上太不容易。旁边侍从赶紧打圆场：“舜帝还在历山亲自种地呢，大禹也天天跟水土打交道，陛下您不看这些老物件，咋能明白先帝的高尚品德和种地有多难呢！”
三月丙子，拓跋焘派高凉王拓跋礼去镇守长安，这哥们儿是拓跋斤的孙子。还下诏让执金吾桓贷在君子津修座桥，看来是要搞基建备战了。
丁丑那天，北魏的广平王拓跋连没了。
丁亥，宋文帝回了建康。
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也走了。西秦王乞伏炽磐安排辅国将军段晖当凉州刺史，驻守乐都；平西将军麹景去沙州当刺史，守四平；宁朔将军出连辅政任梁州刺史，镇赤水，算是把地盘防务重新捋了一遍。
到了夏天四月，丁未这天，北魏的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人组团来刘宋串门，搞外交活动。
庚戌，刘宋派廷尉王徽之当交州刺史，要把前任刺史杜弘文召回来。杜弘文那时候正生病，自己撑着架子车上路，有人劝他等病好了再走，他说：“我们家三代都拿着朝廷的符节，早就想为朝廷效命了，何况现在是被征召呢！”结果走到广州就不行了，他可是杜慧度的儿子。
北魏的奚斤跟大夏的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那边僵持着。拓跋焘想趁机去打统万城，于是挑了些精兵强将，安排司徒长孙翰等人带三万骑兵当先锋，常山王拓跋素等人领三万步兵殿后，南阳王拓跋伏真等人带三万步兵负责运送攻城装备，将军贺多罗率三千精锐骑兵当侦察兵。拓跋素还是拓跋遵的儿子。五月，拓跋焘从平城出发，命龙骧将军代人陆俟督率各路军队镇守大碛，防备柔然偷袭。辛巳这天，大军从君子津过了河。
壬午，刘宋的中护军王华去世了。
拓跋焘到了拔邻山，筑了座城，把辎重都留在这儿，自己带着三万轻骑兵加速前进。大臣们都劝他：“统万城老结实了，哪能一下子就打下来？现在轻装去攻，打不下来不说，想退都没物资撑着，不如让步兵带着攻城装备一起上。”拓跋焘却说：“打仗这事儿，攻城是最次的招，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要是步兵和攻城装备一起上，他们肯定害怕，就死守着不出来了。到时候攻不下来，粮食吃光了，士兵也累垮了，外面又抢不到东西，那咱就进退两难了。不如用轻骑兵直扑城下，他们见步兵没来，肯定放松警惕。咱再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引诱他们，他们要是敢出战，咱就能把他们拿下。为啥这么说呢？咱的士兵离家两千多里，又隔着大河，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用来攻城可能差点意思，但决战绝对够用！”说完就接着往前冲。
六月初一癸卯，发生了日食。
拓跋焘到了统万城，把军队埋伏在深谷里，只带少量人到城下晃悠。大夏有个叫狄子玉的将领投降了北魏，说：“夏主听说魏军来了，派人去叫平原公赫连定，赫连定说：‘统万城老坚固了，不好打。等我把奚斤活捉了，再慢慢过去，到时候内外夹击，肯定能赢。’所以夏主就死守着等他。”拓跋焘一听这情况，有点头疼，于是就退兵示弱，还派娥清和永昌王拓跋健带五千骑兵去西边抢老百姓的东西。
这时候有个北魏士兵犯了罪，跑到大夏那边，跟夏主说魏军没粮食了，士兵们都在吃野菜，辎重还在后面，步兵也没到，赶紧打他们准赢。夏主一听，觉得靠谱。甲辰这天，带着三万步骑兵出城了。长孙翰等人都说：“夏兵的步兵阵不好突破，咱还是避避他们的锋芒吧。”拓跋焘却说：“咱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找他们干架，就怕他们缩着不出来，现在既然出来了，咱还躲着不打，那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这可不行。”于是就收兵假装逃跑，想把夏兵拖疲。夏兵分成两翼，嗷嗷叫着追上来，跑了五六里地，这时候突然刮起东南风，沙子满天飞，天都快黑了。有个叫赵倪的宦官，懂点方术，跟拓跋焘说：“现在风雨都是从敌人那边过来的，咱对着风，他们背着风，老天爷不帮咱啊！而且将士们又饿又渴，陛下还是先带骑兵躲躲，等以后再说吧。”崔浩立马怼他：“你这说的啥话！咱千里迢迢来打胜仗，一天之内能变卦吗？敌人贪功冒进，后军都跟不上了，咱该埋伏起来分兵突袭，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风向这事儿是人能掌控的，哪有什么固定说法！”拓跋焘说：“对！”于是把骑兵分成左右两队，夹击夏兵。打起来的时候，拓跋焘的马突然绊倒了，他差点被夏兵活捉，还好拓跋齐用身体挡着他，拼死战斗，夏兵才退了点。拓跋焘赶紧跳上马，一矛刺死了夏国的尚书斛黎文，又杀了十几个骑兵，自己也中了流矢，却还接着猛打，最后夏兵彻底崩溃了。拓跋齐还是拓跋翳槐的玄孙呢。
魏军乘胜追到城北，杀了夏主的弟弟河南公赫连满和他的侄子赫连蒙逊，夏兵死了一万多人。夏主赫连昌没来得及进城，只好往上去跑。拓跋焘换了身便服跟着逃兵想混进城，拓跋齐一个劲儿劝他别去，他不听。结果夏人发现了，把城门都关了，拓跋焘只好和拓跋齐等人钻进夏宫，找了条妇人的裙子，系在槊上，踩着往上爬，才勉强逃出来。这天傍晚，夏国的尚书仆射问至护送夏主的母亲跑了，长孙翰带八千骑兵追到高平，没追上，就回来了。
乙巳这天，拓跋焘进了统万城，俘虏了夏国的王、公、卿、将、校以及各种家眷、宫女啥的，加起来有好几万，还有三十多万匹马，几千万头牛羊，府库里的珍宝、车旗、器物更是数都数不过来，拓跋焘把这些东西按功劳大小分给了将士们。
【内核解读】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是南北朝初期南北政权激烈碰撞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初掌朝政，北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则雄心勃勃地展开对夏国的灭国之战。史册中简练的记载，不仅勾勒出刀光剑影的战争图景，更暗藏着政权治理、军事谋略与人性博弈的深层逻辑。
南北政权的治国理政缩影
南朝宋文帝的政治行动展现出典型的皇权巩固路径。正月祀南郊的礼仪，是君主强化天命所归合法性的传统手段；二月亲赴丹徒谒陵，在先祖耕具前流露的“惭色”，则暗含着对家族创业艰难的反思与治国压力。近侍以“舜耕历山、禹亲事水土”的典故劝谏，既维护了帝王尊严，更强调了“稼穑艰难”的治国理念——这恰是宋初试图扭转东晋奢靡政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缩影。从丹徒返京后，尚书右仆射郑鲜之离世，折射出东晋旧臣逐渐淡出权力核心的历史进程，为宋文帝构建亲信政治班底留出空间。
北魏的行政举措则凸显出扩张期的务实特质。太武帝在从统万迁徙民众途中虽出现“死者什才六七”的人道代价，却仍坚持移民实边政策，强化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三月命高凉王镇守长安、在君子津造桥，既为防御夏国反扑，更铺垫着新一轮军事行动的交通基础。这种“以战促治”的模式，将军事布局与行政建设紧密结合，体现出游牧政权向中原统治转型期的鲜明特征。
军事博弈中的战略智慧与历史偶然
北魏灭夏的统万城之战，堪称古代军事谋略的经典案例。拓跋焘的决策过程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当夏国平原公定率两万大军驰援长安时，他没有陷入正面驰援的惯性思维，反而“伐木阴山，大造攻具”，选择直捣夏国都城统万——这一“围魏救赵”式的决策，精准击中夏国兵力分散的软肋。
五月出兵时，拓跋焘“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倍道先行”的冒险之举，更显其军事魄力。面对群臣“攻城最下”的谏言，他清晰阐释了心理战逻辑：“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将客场作战的后勤劣势转化为破釜沉舟的战斗意志，体现出对《孙子兵法》“兵者诡道”思想的灵活运用。
决战当日的风雨突变，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变量。当“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晦冥”，北魏军队陷入逆风作战的困境时，宦者赵倪主张避战，而崔浩则以“风道在人，岂有常也”驳斥，坚定了拓跋焘的决战决心。这场充满偶然性的天气博弈，最终以魏军“隐军分出，奄击不意”的战术逆转战局。拓跋焘坠马后仍“奋击不辍”的悍勇，拓跋齐“以身扞蔽”的忠诚，更让这场战役充满传奇色彩。
夏国的失败则源于战略误判与指挥失当。夏主赫连昌在收到魏军“粮尽食菜”的假情报后，贸然出城决战；平原公定执着于“擒奚斤后徐往”的迂腐计划，错失内外夹击的战机。当夏军被魏军诱敌深入、分割包围时，所谓“统万坚峻”的城防优势已荡然无存，最终导致“死者万馀人”、君主奔逃的惨败结局。
民族关系与政权兴衰的深层逻辑
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中，民族互动的线索尤为清晰。山羌对西秦的反叛，反映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族群矛盾——秦王炽磐派遣昙达、吉毘招慰羌人却遭遇惨败，既说明羌人势力的强盛，也暴露了西秦治理边疆的乏力。这种内部族群冲突，成为后秦政权衰落的重要伏笔。
北魏与夏国的战争，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间的霸权争夺。拓跋焘对统万城的强攻，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对匈奴赫连氏核心统治区的瓦解。战后“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的记载，显示出古代战争中对敌方统治阶层的彻底清算，这种斩草除根的策略，为北魏后来统一北方扫清了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政权此时已出现微妙的外交互动。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来聘”，暗示着拓跋焘在集中精力对付夏国时，试图稳定与南朝宋的关系；而宋文帝虽未直接介入北方战事，但对丹徒先祖遗物的“惭色”，或许暗含着对收复中原的隐秘期许。这种“南稳北战”的格局，为南北朝长期对峙埋下伏笔。
历史细节中的人性与制度
史册中几处看似琐碎的记载，实则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杜弘文“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的临终遗言，展现出东晋南朝士族对皇权的忠诚传统，即便身患重病仍“自舆就路”，最终卒于赴任途中，其风骨令人动容。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构成了南朝政治文化的重要底色。
北魏太武帝在统万城之战中“微服逐奔者，入其城”的冒险行为，以及被夏人发现后“系妇人裙于槊上”突围的狼狈，打破了帝王的神圣光环，显露出其作为军事领袖的冲动与强悍。这种个人性格特质，既成就了北魏的扩张伟业，也为后来的统治埋下隐患。
而夏主赫连昌坚守待援的决策与最终奔逃的结局对比，宋文帝见耕具而“惭色”的情绪流露，崔浩与赵倪在风雨中的理念之争，都让冰冷的历史记载变得鲜活生动，展现出权力博弈背后复杂的人性维度。
元嘉四年的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南北朝初期政权更迭的残酷、军事谋略的精妙、民族融合的阵痛与人性光辉的闪现。拓跋焘的雄才大略、刘义隆的治国试探、赫连昌的决策失误，共同书写了这段分裂时代的壮阔篇章，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战争、治理与人性的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