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晦从江陵顺江东下，何承天留在府中没有跟他一起走。谢晦到了江口，这时候到彦之已经到了彭城洲。庾登之据守巴陵，胆小害怕不敢前进。正好连着下了好几天雨，参军刘和之说：“两边都一样淋雨，怕啥！檀道济马上就到了，朝廷的军队现在士气正盛，咱们得赶紧出战。”可庾登之实在太胆小，他让小将陈佑做了个大口袋，装上茅草挂在桅杆上，说这东西可以用来烧敌人的战船，但点火得等天晴，就这么把作战日期给推迟了。谢晦觉得有道理，就把军队停了十五天。之后才派中兵参军孔延秀去彭城洲攻打将军萧欣，还真把萧欣打败了。接着又去攻打洲口的栅栏，也给攻陷了。这时候，将领们都想退回夏口，到彦之不同意，于是就坚守隐圻。谢晦又上表为自己辩解，还对自己打胜仗这事儿很得意，说：“陛下要是能在宗庙前杀掉那四个奸臣（指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在宫门前处死那三个叛乱的人（借指相关反对势力），我就马上收兵回营，继续守着我的职位。”
一开始，谢晦和徐羡之、傅亮为了保住自己，觉得谢晦占据长江上游，檀道济镇守广陵，两边都有强大的兵力，足够制衡朝廷；徐羡之、傅亮在朝廷里掌握大权，这样的局面能维持很久。可等听说檀道济带兵来攻打，他们一下子就慌了神，完全没了主意。
檀道济到了之后，和到彦之的军队会合，战船沿着江岸行进。谢晦刚开始看到对方战船数量不多，就有点轻视，没马上出战。到了晚上，借着风势，檀道济他们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前后相连，声势浩大。谢晦这边的士兵开始害怕，没了斗志。戊辰日，朝廷的军队到了，在忌置洲尾扎营，战船排列着渡过长江，谢晦的军队一下子就全溃败了。谢晦连夜逃跑，跑到巴陵，找了条小船回江陵。
这之前，皇帝派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领步兵和骑兵去偷袭江陵，到了沙桥。周超率领一万多人迎战，把刘粹打得大败，刘粹的士兵死伤过半。没过多久，谢晦战败的消息就传来了。一开始，谢晦因为和刘粹关系好，就任命刘粹的儿子刘旷之做参军。皇帝对刘粹有点怀疑，王弘说：“刘粹这人没私心，肯定不用担心。”等到刘粹接受命令南下讨伐，完全没有犹豫，皇帝因此很赞赏他。谢晦也没杀刘旷之，把他送回刘粹那里。
丙子日，皇帝从芜湖向东返回。
谢晦回到江陵，也没做别的安排，就只是很愧疚地向周超道歉。当天晚上，周超扔下军队，独自乘船到到彦之那里投降了。谢晦的随从和士兵差不多都跑光了，他只好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个人骑马往北逃。谢遯长得又胖又壮，不怎么会骑马，谢晦每次都得等他，所以跑得不快。己卯日，他们跑到安陆延头，被当地的守将光顺之抓住了，关在囚车里押送到建康。
到彦之到了马头，何承天主动来归附。到彦之就监管荆州府的事务，还任命周超为参军。刘粹把沙桥战败的消息上报，到彦之就把周超抓了起来。随后，朝廷处死了谢晦、谢?、谢遯以及他们兄弟的儿子，还有同党孔延秀、周超等人。谢晦的女儿是彭城王的妃子，她披头散发，光着脚，和谢晦诀别时说：“大丈夫就该战死沙场，怎么能像这样在街市上丢人现眼！”庾登之因为没起到什么作用，被免去官职，终身不许做官；何承天以及南蛮行参军新兴人王玄谟等都被赦免了。谢晦逃跑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抛弃了他，只有延陵盖一直追随他不离开，皇帝就任命延陵盖为镇军功曹督护。
谢晦起兵的时候，拉拢北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作为外援。王慧龙率领一万人攻下思陵戍，接着又去围攻项城。听说谢晦战败，就退兵了。
益州刺史张茂度接到诏令去偷袭江陵，等谢晦战败了，张茂度的军队才到白帝。有人怀疑张茂度有二心，皇帝因为张茂度的弟弟张邵忠诚有气节，就赦免了张茂度，没追究，让他回去了。
三月辛巳日，皇帝回到建康，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对他们的赏赐和待遇都很优厚。
皇帝觉得慧琳和尚善于谈论，就常和他商议朝廷大事，慧琳因此参与到重要事务中，来找他的宾客络绎不绝，门口停的车常常有几十辆，各地送来的贿赂接连不断。他设宴的时候，摆上七八桌，座位上总是坐满了人。慧琳穿着高齿木屐，披着貂皮大衣，还安排了负责通报和文书的下属。会稽人孔觊曾经去拜访他，结果碰到宾客拥挤，只能简单寒暄几句。孔觊感慨地说：“居然出现了一个黑衣宰相（指慧琳和尚），这真是本末倒置，上下失序啊！”
夏季五月乙未日，任命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派遣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别到各个州郡县巡查，考察官员的治理情况，了解百姓的疾苦；还让郡县官员各自汇报政务的利弊。丙午日，皇帝到延贤堂审理案件，从这以后每年审理三次。
左仆射王敬弘，性格淡泊，名声很大。但他对于签署公文，一开始连看都不看。有一次参与审理案件，皇帝问他疑难案件的处理意见，王敬弘答不上来。皇帝脸色一变，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审讯记录给仆射一份？”王敬弘说：“我拿到审讯记录看了，可就是不明白。”皇帝很不高兴，虽然对他还是很有礼貌，但不再和他谈论国家事务了。
六月，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的职位照旧。王华觉得王弘辅佐朝政，王昙首又深受皇帝信任，和自己地位相当，觉得自己的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这天下怎么能治理得好呢！”那时候，宰相没有固定的官职，只要是和皇帝一起讨论政事、皇帝托付机密事务的人，都算是宰相，所以王华才这么说。也有担任侍中却不算宰相的；不过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官职。
王华和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担任侍中，他们风度、才力、器局、才干，在当时都是顶尖的。皇帝曾经和这四个人在合殿宴饮，特别高兴。结束之后，皇帝一直目送他们离开，感叹说：“这四位贤才，是一时的俊杰，一同掌管着朝廷的重要事务，恐怕后世很难再有这样的人才了！”
黄门侍郎谢弘微和王华等人都深受皇帝看重，当时被称为“五臣”。谢弘微是谢琰的侄孙。他精神端正审慎，该说话的时候才说，在婢女仆从面前也不随便说笑，所以不论尊卑老少，都像敬重神明一样敬重他。他的堂叔谢混特别看重他，常说：“微子（谢弘微字）与人不同时不会伤害别人，与人相同时也不会损害正道，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皇帝想要封赏王昙首、王华等人，拍着御床说：“要是没有你们兄弟，我今天就坐不到这个位子上。”于是拿出封赏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决推辞说：“最近这些事，全靠陛下英明，才把罪人绳之以法。我们怎么能借着国家的灾难来给自己谋福利呢！”皇帝这才作罢。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朝宋初期谢晦发动叛乱及最终败亡的全过程，其中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也暴露了人性弱点在历史关键节点的决定性作用，更暗含着王朝治理的深层规律。
战略误判：叛乱者的致命短板
谢晦与徐羡之、傅亮的谋反布局，本质上是基于军事力量的静态认知。他们认为“晦据上流，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足以制朝廷”，却忽视了权力合法性对军事力量的催化作用。当宋文帝以正统姿态讨伐时，曾经的“强兵”瞬间失去精神支柱。尤其是檀道济的倒戈，彻底打破了权力制衡的幻想，印证了政治合法性远比军事地理优势更具决定性。
在具体军事行动中，谢晦集团的决策失误堪称教科书级反面案例。庾登之借口“焚舰需晴”拖延战机十五天，暴露出叛军内部的怯懦与混乱；谢晦初见台军战舰不多便“轻之”，既显示其军事素养的欠缺，也反映了叛乱者心态的浮躁。反观朝廷方面，檀道济与到彦之的协同作战、刘粹不顾私谊的忠诚赴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决策效率与执行决心的差距，早已注定了战争的结局。
人性博弈：忠诚与背叛的试炼场
乱世之中，人性的复杂多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何承天拒绝随谢晦东下，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正统的坚守；周超先破刘粹、后弃谢晦而降，折射出武将的实用主义选择；延陵盖在众人离散时追随谢晦不舍，则保留了乱世中罕见的忠义底色。这些选择无关绝对善恶，却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复杂肌理。
宋文帝的用人智慧尤其值得称道。面对王弘“粹无私”的担保，他选择信任刘粹，最终收获了“一无所顾”的忠诚；对何承天、王玄谟的赦免，则展现了胜利者的政治胸襟。这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治理艺术，与谢晦既用刘粹之子又不敢诛杀的犹豫形成对比，成为双方成败的关键分野。谢晦败归江陵时“唯愧谢周超”的表现，更暴露了其缺乏领袖应有的担当与格局。
制度反思：南朝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
事件背后折射出南朝权力结构的深层问题。谢晦在表文中提出“枭四凶于庙庭，悬三监于降阙”的条件，本质上是门阀士族与皇权博弈的延续。而宋文帝与王华、王昙首等“五臣”的亲密关系，以及“宰相无常官”的制度现实，反映了皇权试图突破门阀束缚、建立亲信政治的努力。王华“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的感叹，道破了权力分散与行政效率之间的永恒矛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文帝对待功臣的态度。当他欲封王昙首、王华时，昙首以“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固辞，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既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也暗示了南朝初年皇权与士族之间微妙的平衡艺术。相比西晋末年的骨肉相残，这种克制为刘宋王朝赢得了难得的稳定期。
历史镜鉴：失败者的悲剧启示
谢晦之女临别时的质问“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道尽了叛乱者的终极悲哀。这场叛乱的全过程证明：没有合法性支撑的权力冒险，终究是沙滩楼阁。谢晦集团从精心布局到一败涂地的速朽，印证了司马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规律。
在更宏观的视角下，谢晦之乱是南朝皇权强化过程中的必然阵痛。宋文帝通过平定叛乱，既清除了权臣势力，又树立了个人权威，更通过重用王昙首、谢灵运等文臣，开启了南朝“崇文抑武”的政治传统。这场权力洗牌最终为“元嘉之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以史为鉴”的鲜活样本——在权力游戏中，合法性、智慧与克制，永远比武力更接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