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七月，秦王苻坚去洛阳溜达了一圈。
代国的世子拓跋寔娶了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后来拓跋寔去世，他老婆怀着遗腹子，甲戌这天生了个大胖小子。代王什翼犍高兴坏了，直接在国内放了一波大赦，给孩子取名涉圭（也就是后来的拓跋珪）。
大司马桓温觉得梁、益两地乱贼太多，而周氏家族在当地一直很有威望，于是在八月任命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管益、梁二州的军事，还兼任益州刺史。这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也算将门之后了。
前秦这边，任命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让他镇守武始。
王猛因为潞川之战立了大功，就向苻坚推荐邓羌当司隶校尉。结果苻坚下诏书说：“司隶校尉这官管着京城一带，责任太重，可不是用来优待名将的。当年光武帝不给功臣安排具体政务，那才是真把他们当回事儿。邓羌有廉颇、李牧那样的本事，我还打算让他去搞征伐呢，北边打匈奴，南边扫扬、越，这才是他的活儿，司隶校尉那职位哪配得上他！给他升个镇军将军，地位特进。”
九月，秦王苻坚回了长安。归安元侯李俨在上邽去世，苻坚又让李俨的儿子李辩当了河州刺史。
冬天十月，秦王苻坚去了邺城，在西山打猎，嗨了十多天都不想回去。有个艺人叫王洛，直接拉住马缰绳劝他：“陛下您可是万民的靠山，现在天天打猎不回家，万一出点意外，太后和天下人咋办啊！”苻坚一听，立马停猎回宫。王猛趁机说：“打猎确实不是啥要紧事，王洛这话可得记牢了。”苻坚赏赐王洛一百匹帛，让他当“官箴左右”（相当于贴身劝谏官），从这以后再也不打猎了。
另一边，大司马桓温仗着自己有本事、地位高，心里早就憋着当皇帝的念头，曾摸着枕头叹气：“男人要是不能流芳百世，那也得遗臭万年啊！”有个会看相的术士叫杜炅，桓温就问他自己能混到啥位置，杜炅说：“明公您功劳大到盖过宇宙，地位已经是臣子的顶流了。”桓温听了老大不开心。他本来想先在河朔立点功，攒攒人气，回头好接受九锡（大臣能拿到的最高礼遇，一般都是篡位前奏）。结果枋头之战输得惨，威望直接跌谷底。后来打下寿春，他问参军郗超：“这下能洗刷枋头的耻辱了吧？”郗超说：“还差得远呢。”过了阵子，郗超在桓温那儿留宿，半夜对他说：“明公就没点别的想法吗？”桓温说：“你有话就直说呗？”郗超道：“您担着天下重任，现在都六十岁了，上次大动作还搞砸了，不整个前无古人的大功劳，根本镇不住人心啊！”桓温问：“那咋整？”郗超说：“您要是不搞伊尹、霍光那套（废立皇帝），就没法建立绝对权威，镇住全国。”桓温本来就有这心思，一听这话简直说到心坎里，立马和郗超定了计划。因为当时的皇帝平时挺老实，没犯啥错，不好直接下手，他们就从私生活上找突破口，造谣说“皇帝早就有阳痿，他的男宠相龙、计好、朱炅宝这些人，天天在宫里陪着，结果两个美人田氏、孟氏生了三个儿子，这是想立自己的娃当太子，要变天呐！”还偷偷把这话在民间传开，当时的人也分不清真假。
十一月癸卯这天，桓温从广陵回姑孰，中途在白石屯兵。丁未那天，他去了建康，找褚太后打暗号，想废了皇帝，立丞相会稽王昱，还把拟好的诏令草稿给太后看。当时太后正在佛堂烧香，内侍报告说：“外面有急奏。”太后出来，靠着门框看了几行，就说：“我早就怀疑这事儿了！”看到一半停住，拿笔加了句：“我这未亡人真是倒霉，碰上这么多糟心事，想起活着的和死去的，心里跟割肉似的。”
己酉这天，桓温把百官召集到朝堂。废立皇帝这种事太久没发生过，谁都不知道该按啥规矩来，百官吓得直哆嗦。桓温自己也紧张得脸色都变了，不知道该干啥。还好尚书仆射王彪之知道这事拦不住，就对桓温说：“您是辅佐皇家的重臣，得按老规矩来。”然后让人取来《霍光传》，分分钟就把礼仪制度定好了。王彪之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一脸淡定，毫无惧色，文武百官的礼仪规范全靠他定，朝廷上下都服了。接着就宣读太后诏令，把皇帝废为东海王，让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继位。百官进太极前殿，桓温派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去收皇帝的玉玺绶带。皇帝戴着白帽子、穿件单衣，从西堂走下来，坐牛车出了神虎门，大臣们跪地送行，个个哭唧唧的。侍御史、殿中监带了一百个兵把他送到东海王府。桓温则带着百官备好车马仪仗，去会稽王府迎接新皇帝。会稽王在朝堂换了衣服，戴平顶头巾、穿单衣，面朝东哭了一通，然后接受玉玺绶带，当天就登基了，还改了年号。桓温脚有点毛病，皇帝特批他坐车进殿。桓温本来准备了一堆话，想说说废立的原因，结果新皇帝一接见他，就哭了几十行眼泪，桓温吓得啥也说不出来，直接溜了。
太宰武陵王司马曦，喜欢搞军事，被桓温盯上了，想把他也废了，就把这事跟王彪之说了。王彪之劝道：“武陵王是皇室近亲，又没犯啥明面上的罪，不能因为猜疑心就废了他。您拥立了新皇帝，应该好好扶持王室，学伊尹、周公那样留个好名声；这事儿太大，得再琢磨琢磨。”桓温说：“这事儿都定了，你别管了！”乙卯这天，桓温上表说：“司马曦招了一堆轻浮好斗的人，他儿子司马综还特残忍；之前袁真叛乱，他俩也有关系。最近他又疑神疑鬼，再这样要出乱子。请免了他的官，让他回封地当王爷去。”朝廷同意了，还把他的世子司马综、梁王司马逢等人的官也给免了。桓温派魏郡太守毛安之带着部下在殿中当值守卫，这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庚戌这天，尊褚太后为崇德太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公元371年（东晋太和六年、前秦建元七年）的历史片段，串联起前秦与东晋两大政权的关键事件与人物动态。从政治博弈到个人抉择，从制度运作到人性显露，这段记载为我们勾勒出十六国与东晋对峙时期的复杂图景，其中诸多细节至今仍具历史启示意义。
前秦：明君贤臣的治世雏形
前秦在苻坚与王猛的治理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理性与制度活力。苻坚作为君主，其行为轨迹呈现出明显的成长弧线：七月巡幸洛阳、九月返回长安，体现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对邓羌的任用决策尤为精妙——拒绝将名将邓羌安置在司隶校尉的行政岗位，而是委以征伐重任，既遵循“不以吏事处功臣”的历史智慧，又充分发挥人才专长，这种“人岗匹配”的用人理念，超越了时代局限。
王洛谏猎事件更凸显前秦政治生态的健康。伶人王洛以“太后、天下”为念，敢于叩马直谏；苻坚不仅纳谏罢猎，更通过赏赐与晋升强化谏言价值；王猛顺势强化谏言意义，形成“臣谏-君纳-制度固化”的良性循环。这种“从善如流”的政治氛围，与同时期东晋的权臣专断形成鲜明对比，为前秦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地方治理上，前秦坚持“父死子继”的军政传承模式——李俨死后以其子李辩继任河州刺史，既保证了边疆稳定，又通过家族纽带强化地方对中央的认同，这种务实的边疆政策，有效巩固了其在西北的统治。
东晋：权臣主导下的政治危机
东晋的历史进程则被大司马桓温的个人野心深度裹挟。桓温“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慨叹，直白暴露了乱世中权力欲对人性的扭曲。枋头之败后，其“立功河朔以收时望”的计划破产，转而寻求通过“废立之举”强化权威，折射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致命缺陷——当个人权力超越制度约束，政治博弈便沦为赤裸裸的实力较量。
郗超与桓温的密谋，将这种权力游戏推向高潮。以“床笫之私”构陷皇帝，通过散布谣言动摇皇权合法性，最终迫使褚太后同意废立，整个过程充满阴谋算计。值得注意的是，太后“我本自疑此”的表态与补笔“心焉如割”，既反映出深宫对权力斗争的敏感，也暗示了东晋皇权的弱势地位——连太后都需在权臣压力下妥协。
朝堂之上的废立仪式更显荒诞：百官因“旷代无典”而震栗，桓温本人也“色动不知所为”，最终靠《霍光传》的典故才完成程序。这种对历史典章的临时依赖，暴露出东晋政治制度的脆弱性——当权力突破传统礼法框架，连权臣都需借助历史权威掩饰现实野心。
制度对比：两种政治逻辑的碰撞
前秦与东晋的政治运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逻辑。前秦通过“君主集权+贤臣辅政+谏言机制”构建起高效行政体系，苻坚与王猛的君臣配合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对邓羌、李辩的任用体现制度化传承思维；而东晋则深陷“门阀专权+礼法虚设+谣言政治”的泥潭，桓温的个人意志主导政治走向，废立过程中制度沦为工具，传统礼法仅作为权力斗争的遮羞布。
在边疆治理上，前秦“军政合一”的刺史制度（如李俨父子镇守河州）有效巩固了边疆，而东晋依赖周氏家族镇守梁益二州，虽属无奈之举，却延续了门阀垄断地方军政的积弊，埋下地方割据隐患。
人性启示：权力场中的选择与代价
这段历史中的人物抉择极具警示意义。苻坚展现了君主“自我克制”的重要性——从游猎忘返到终身罢猎，体现权力持有者对“欲望边界”的认知；王猛则诠释了贤臣的角色定位，既能运筹帷幄，更能借势引导君主向善；而桓温的悲剧在于将个人价值完全寄托于权力巅峰，最终陷入“不建不世之勋则无以镇民望”的逻辑陷阱，走向不择手段的权力攫取。
代国世子遗腹子涉圭的出生与大赦，看似与主线无关，实则隐喻着乱世中的生命传承与希望延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博弈中，新生命的诞生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权力的游戏，更是文明的延续。
结语：历史镜像中的政治智慧
这段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乱世政治的复杂面相。前秦的成功在于构建了“制度高于个人”的政治生态，东晋的困境则源于“个人凌驾制度”的权力失衡。从苻坚纳谏到桓温废立，从王猛辅政到郗超献策，历史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在书写着王朝的命运轨迹。
在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博弈中，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的良性运作，既需要“从善如流”的执政者，也需要“敢于直谏”的建言者，更需要“约束权力”的制度框架。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终究取决于其选择的价值坐标——是追求“镇惬民望”的功业，还是沉迷“威震四海”的权欲，这或许是每个时代都需面对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