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二十三，从公元360年（庚申年）到公元368年（戊辰年），共九年。
升平四年（公元360 年，庚申年）
春天，正月癸巳日，燕国老板慕容俊在邺城搞了个大规模军事检阅，原本打算让大司马慕容恪、司空阳骛带兵去攻打别的国家。结果呢，慕容俊突然病重，赶紧把慕容恪、阳骛还有司徒慕容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人叫来，给他们留了遗嘱，让他们辅佐新主子。甲午日，慕容俊挂了。戊子日，太子慕容暐上位，才11岁。然后就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熙。
这时候，秦王苻坚把司隶这个地方划分出雍州，让河南公苻双当雍、河、凉三州的军事都督，还封他为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把他的爵位改成赵公，让他镇守安定。同时，封自己弟弟苻忠为河南公。
仇池公杨俊也去世了，他儿子杨世接班。
二月，燕国那边尊可足浑皇后为皇太后。任命太原王慕容恪当太宰，专门处理朝廷大事；上庸王慕容评当太傅，阳骛当太保，慕舆根当太师，一起辅助处理朝政。这慕舆根性格比较直愣，仗着自己是前朝的老功臣，心里不服慕容恪，平时言行举止都特别傲慢。当时太后可足浑氏也经常掺和朝廷的事儿，慕舆根就想搞事情，他跟慕容恪说：“现在皇上年纪小，太后又插手政事，您可得小心点儿，别出啥意外。再说了，打下这天下，您功劳最大。按照兄终弟及的老规矩，等把先帝安葬完，您就该把皇上废了，自己当老大，这样燕国才有享不完的福。”慕容恪一听，说：“您是不是喝多了？咋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咱俩可是受了先帝遗诏的，咋能有这种想法？”慕舆根一听，觉得挺惭愧，就退下了。慕容恪把这事儿告诉了吴王慕容垂，慕容垂劝他直接把慕舆根干掉。慕容恪说：“现在刚办完丧事，周边俩邻居都盯着咱们呢，要是咱们几个辅政大臣自己先窝里斗，恐怕会让大家失望，先忍忍吧。”秘书监皇甫真也劝慕容恪：“慕舆根就是个没见识的家伙，先帝对他那么好，还让他参与托孤。可这家伙没脑子，自从先帝去世，一天比一天嚣张，早晚会搞出大乱子。您现在地位就跟周公似的，得为国家长远考虑，赶紧把他解决了。”但慕容恪没听。
这慕舆根又跑去跟可足浑氏和小皇帝慕容暐说：“太宰和太傅想造反，我请求带禁军把他们干掉。”可足浑氏差点就信了，打算答应他，慕容暐说：“这两位都是国家的贤臣，还是先帝选出来辅佐我的，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说不定是太师您自己想造反吧！”这才没答应他。慕舆根又怀念起老家那边，跟可足浑氏和慕容暐说：“现在天下乱糟糟的，外敌又多，国家麻烦事儿一大堆，要不咱还是回东边去吧。”慕容恪听说了，就跟太傅慕容评商量，偷偷给皇帝上奏章，列出慕舆根的罪状，派右卫将军傅颜到内省把慕舆根和他老婆孩子、同党都给杀了。然后又大赦天下。这刚办完丧事，又杀了这么多人，朝廷内外都人心惶惶的。但太宰慕容恪跟没事儿人似的，该干啥干啥，脸上一点担忧的表情都没有，每次出门进门，就带一个人跟着。有人劝他说您得小心点，自己多防备着点。慕容恪说：“大家现在本来就害怕，我得稳重些，让大家安心，要是我自己还一惊一乍的，大家还咋指望我！”这么一来，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
慕容恪虽然大权在握，但对朝廷的各种礼仪规矩，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特别严谨。每做一件事，都要跟司徒慕容评商量，从来不自己独断专行。他还特别虚心，愿意听下面人的意见，到处请教好的治国方法，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安排工作，不让人干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要是哪个下属或者朝臣犯了错，他也不公开批评，而是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人调到别的岗位，不让他丢面子，就算是惩罚了。大家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没人敢再犯错。要是谁犯了点小错，就会自己责备自己：“你还想让太宰给你升官啊！”朝廷一开始听说燕国老板慕容俊死了，都觉得可以趁机拿下中原。桓温却泼冷水说：“慕容恪还在呢，麻烦大着呢。”
三月己卯日，把燕国老板慕容俊埋在了龙陵，谥号是景昭皇帝，庙号是烈祖。之前征调各郡国的士兵，因为燕国这边事儿太多，大家互相传着一些不好的消息，吓得好多人擅自跑回家了，从邺城往南，道路都不通了。太宰慕容恪就让吴王慕容垂当使持节、征南将军，还负责河南地区的军事，兼任兖州牧、荆州刺史，让他镇守梁国的蠡台。又任命孙希当并州刺史，傅颜当护军将军，带着两万骑兵，到河南去展示了一下武力，到了淮河边上就回来了，燕国这才安定下来。孙希是孙泳的弟弟。
匈奴的刘卫辰派使者向秦国投降，请求在秦国境内种地，春天来秋天走。秦王苻坚答应了。夏天四月，云中护军贾雍派司马徐赟带着骑兵去偷袭刘卫辰，抢了不少东西回来。苻坚生气地说：“我本来是想用恩义诚信来感化这些少数民族，你却为了点小利益把事儿搞砸了，这是为啥！”就把贾雍降职，让他以平民身份继续任职，还派使者把抢来的东西都还回去，安抚刘卫辰。刘卫辰这下就搬到秦国塞内住了，还经常给秦国送东西。
夏天六月，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妃子慕容氏去世。秋天七月，刘卫辰去代国参加葬礼，顺便求个婚，拓跋什翼犍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八月辛丑初一，发生了日全食。
谢安这人，年轻的时候就名气很大，朝廷好几次征召他当官，他都不去，一直住在会稽，天天游山玩水、看看书啥的，自得其乐。虽然他只是个老百姓，但大家都觉得他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士大夫们还互相说：“谢安要是不出山，老百姓可咋办！”谢安在东山游玩的时候，身边经常带着歌女。司徒昱听说了，就说：“谢安既然能跟大家一起享受快乐，肯定也会跟大家一起分担忧愁，要是召他出山，他肯定会来。”谢安的老婆是刘惔的妹妹，看到家里人都飞黄腾达了，就谢安安安静静的，还往后退，就问他：“男人不该有点追求吗？”谢安捂着鼻子说：“估计躲不掉啊。”等到他弟弟谢万被罢官，谢安才有了当官的想法，这时候他都四十多岁了。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他当司马，谢安就答应了。桓温可高兴了，对他特别尊重。
冬天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弈干各自带着几万人向秦国投降，秦王苻坚把他们安排在塞南。阳平公苻融劝苻坚说：“这些少数民族人面兽心，不懂啥是仁义。他们来投降，就是贪图咱们这儿土地肥沃，不是真心感激咱们的恩德；不敢侵犯边境，是害怕咱们的军威，不是因为感恩。现在把他们安排在塞内，跟老百姓住一起，他们要是摸清了郡县的虚实，肯定会成为边境的祸患，不如把他们迁到塞外，以防万一。”苻坚听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封桓温为南郡公，桓温的弟弟桓冲为丰城县公，儿子桓济为临贺县公。
【内核解读】
公元360年（东晋升平四年，前燕建熙元年）是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与权力博弈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前燕君主慕容儁病逝，少年君主慕容暐继位，围绕权力传承的政治风波、前秦的战略布局与东晋的观望态度交织，勾勒出乱世中政权存续的复杂逻辑。透过史书记载的细节，我们既能看到权力交接的凶险，也能窥见政治家的格局与局限。
前燕权力交接：从危机四伏到暂趋稳定
前燕的权力更迭是本年最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其过程堪称古代君主专制下权力传承的经典案例。慕容儁临终前安排的辅政格局——以太宰慕容恪为核心，司徒慕容评、司空阳骛、领军将军慕舆根共同辅政——本是平衡各方势力的稳妥设计，但慕舆根的叛乱图谋打破了脆弱的平衡。
慕舆根的发难暴露了辅政体系的致命隐患：功勋旧臣对新权力核心的不服与野心膨胀。他先试探慕容恪“兄亡弟及”，遭拒后又转而向太后可足浑氏与幼主构陷慕容恪、慕容评，试图借皇权之手铲除异己，最后甚至提议“还都东土”，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混乱攫取权力。这场危机的化解，得益于三方力量的相互制衡：慕容恪的隐忍与决断、幼主慕容暐的清醒判断（“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以及最终慕容恪与慕容评的果断平叛。
慕容恪在平叛中的表现尤为值得称道。面对慕舆根的挑衅，他先以“新遭大丧，二邻观衅”为由拒绝吴王慕容垂“诛之”的建议，展现出对大局的考量；当慕舆根直接威胁皇权时，他又迅速联合慕容评“密奏罪状”，以雷霆手段诛杀慕舆根及其党羽，避免了事态扩大。事后他“举止如常，人不见其有忧色”，以镇定态度稳定人心，更体现出成熟政治家的心理素质。这种“忍于初而决于后”的处事方式，既避免了权力真空期的内耗，又维护了政权的公信力。
而慕容恪执政后的作风，更成为前燕短暂稳定的关键。他“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未尝专决”，打破了权臣专断的惯例；“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构建了良性的行政生态；对官员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以含蓄方式实现惩戒，既维护了朝堂体面，又强化了规则意识。这种“宽严相济”的治理智慧，让前燕在权力动荡后迅速恢复秩序，也难怪东晋权臣桓温会发出“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的感叹——对手的稳定即是自身的威胁。
前秦的战略布局：扩张与隐患并存
与前燕的内部动荡不同，前秦在苻坚统治下呈现出稳步扩张的态势。本年秦王苻坚的两项决策尤为关键：一是“分司、隶置雍州”，以弟弟苻双为雍州刺史镇守安定，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强化对关中西部的控制；二是接纳匈奴刘卫辰、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弈干等部族的归附，试图以“恩信怀戎狄”扩大势力范围。
苻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开阔视野，但也暗藏风险。当云中护军贾雍擅自袭击刘卫辰部时，苻坚果断惩处贾雍、归还战利品，以“以德服人”的姿态赢得部族信任，短期内确实稳定了边疆。但阳平公苻融的谏言点出了本质问题：戎狄归附多因“贪地利”“惮兵威”，而非“怀德感恩”。将部族安置于塞内，虽能暂时壮大势力，却可能让其“窥郡县虚实”，为日后边患埋下伏笔。苻坚虽表面接受苻融建议将部族徙至塞外，但对少数民族的“怀柔”基调未变，这种政策在短期内巩固了统治，却也成为后来淝水之战前秦崩溃的深层诱因之一——民族矛盾的积累终会在权力危机中爆发。
东晋的观望与内部暗流
东晋在本年的表现相对低调，但其内部的政治动向同样影响着天下格局。桓温被封为南郡公，家族成员获封爵位，标志着其权势达到新高度，东晋皇权进一步被削弱。而谢安的“出山”则预示着东晋政治格局的潜在变化——这位“东山再起”的名士因弟弟谢万被废黜，终于放弃隐居生涯，接受桓温的邀请出任司马。
谢安的选择具有象征意义：在门阀政治主导的东晋，士族精英的“出世”与“入世”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与家族利益、政局走向深度绑定。司徒昱“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的判断，精准道出了士族与政权的共生关系。谢安的登场，为东晋后期的稳定埋下伏笔，也为日后与前秦的对峙储备了关键人才。
历史启示：权力传承的核心逻辑
纵观升平四年的历史事件，权力的“稳定”与“传承”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前燕之所以能在慕容儁死后避免崩溃，关键在于慕容恪兼具“威望”与“智慧”——既有平定叛乱的决断力，又有稳定人心的包容心，更有规范行政的制度意识。反观慕舆根的失败，则印证了乱世中“野心”需以“格局”为支撑，缺乏大局观的权力争夺终将沦为自取灭亡的闹剧。
前秦与东晋的对比则揭示了政权发展的两种路径：前秦以“扩张+怀柔”快速壮大，却需面对内部整合的隐患；东晋以“门阀制衡”维持稳定，却受制于士族与皇权的张力。在那个“外寇非一，国大忧深”的时代，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选择，唯有对时势的精准判断与对人心的深刻洞察，才能让政权在乱世中存续。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360年的权力博弈为后续数十年的格局埋下伏笔：慕容恪的稳健让前燕延续了强盛，但他死后慕容评的无能与慕容垂的被排挤，最终导致前燕被前秦所灭；苻坚的民族政策虽短期见效，却为前秦的覆灭埋下种子；谢安的出山则为东晋在淝水之战中的逆转提供了可能。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都在书写未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