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二十，从公元348年（戊申年）到公元350年（庚戌年），共四年。
永和四年（公元348年，戊申年）
夏天，四月的时候，林邑国跑来攻打九真，当地的老百姓被杀了十分之八九。
后赵的秦公石韬特别受赵王石虎的宠爱，石虎都想立他为太子了，可因为太子石宣是长子，所以一直犹豫没决定下来。石宣曾经违抗石虎的旨意，石虎生气地说：“真后悔没立石韬啊！”石韬这下更嚣张了，在太尉府盖了一座堂，取名叫宣光殿，殿里的大梁有九丈长。石宣看到后气得不行，把工匠杀了，还把大梁截断带走。石韬也火了，把大梁加到了十丈长。石宣听说后，对自己宠信的杨柸、牟成、赵生说：“这小子太狂傲任性了，竟敢这么干！你们要是能把他杀了，等我当了皇帝，就把石韬的封地全都分给你们。石韬一死，皇上肯定会去吊丧，我就趁机干大事，肯定能成功。”杨柸他们答应了。
秋天，八月，石韬晚上和下属们在东明观喝酒吃饭，之后就住在了佛精舍。石宣让杨柸等人顺着像猴子爬的那种梯子爬进去，把石韬杀了，留下刀和箭就走了。第二天，石宣向石虎报告石韬死讯，石虎又悲痛又震惊，直接昏死过去，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石虎打算去给石韬吊丧，司空李农劝他说：“杀秦公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凶手就在京城，您的车驾可不能轻易出去。”石虎这才没去，只是在太武殿布置好卫兵，为石韬发丧。石宣去参加石韬的丧礼，不仅没哭，还只是干笑两声，让人掀开被子看石韬的尸体，看完大笑着就走了。石虎把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人抓起来，打算把罪名安在他们头上。石虎怀疑是石宣杀了石韬，想召他来，又怕他不来，就谎称石宣的母亲杜后因为过度哀伤病危。石宣没想到自己被怀疑了，就进宫去中宫，石虎趁机把他扣下。建兴有个叫史科的人知道石宣的阴谋，就告发了他。石虎派人去抓杨柸、牟成，这俩人都跑了，只抓住了赵生。石虎审问赵生，赵生全都招认了。石虎又悲痛又愤怒，把石宣关在存放草席的仓库里，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锁起来，还拿来杀石韬的刀箭，舔上面的血，哀嚎声震动了整个宫殿。佛图澄劝石虎说：“石宣和石韬都是您的儿子，现在因为石韬的事杀石宣，这可是双重灾祸啊。陛下要是慈悲饶恕他，福气和寿命还长着呢。要是一定要杀他，石宣会变成彗星，把邺城的宫殿都扫平。”石虎不听。他在邺城北面堆起柴堆，在上面立了根标杆，标杆顶上装了个辘轳，穿了根绳子，靠着柴堆搭了个梯子。把石宣带到柴堆下面，让石韬宠信的宦官郝稚、刘霸拔掉石宣的头发，抽出他的舌头，拉着他登上梯子。郝稚用绳子穿过石宣的下巴，用辘轳绞上去。刘霸砍断石宣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挑出他的肠子，就像石韬死时的惨状一样。然后在四面点火，大火浓烟冲天，石虎带着从昭仪以下几千人登上中台观看。火灭了之后，把石宣的骨灰分放在各个城门的交叉路口。石宣的妻子儿女九个人也都被杀了。石宣有个小儿子才几岁，石虎平时很喜欢他，抱着他哭，想赦免他，可大臣们不同意，直接从石虎怀里把孩子拉出去杀了。小孩拉着石虎的衣服大哭，把衣带都拉断了，石虎因此得了病。石虎还把石宣的母亲杜氏废为平民，杀了石宣手下的四率以下三百人、宦官五十人，这些人都被车裂肢解，尸体扔到漳水里。还把东宫挖成坑用来养猪牛。东宫的卫士十多万人都被流放到凉州去戍边。之前，散骑常侍赵揽对石虎说：“宫里恐怕会有变故，您得防备着点。”等到石宣杀了石韬，石虎怀疑赵揽知道阴谋却不告发，也把他杀了。
朝廷讨论平定蜀地的功劳，想把豫章郡封给桓温。尚书左丞荀蕤说：“要是桓温再把黄河、洛水一带平定了，那又拿什么来奖赏他呢？”于是就封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给谯王司马无忌加官为前将军；封袁乔为龙骧将军，封湘西伯。荀蕤是荀崧的儿子。
桓温灭了蜀地之后，名声大噪，朝廷上下都有点怕他。会稽王司马昱觉得扬州刺史殷浩名气很大，朝廷内外的人都很推崇佩服他，就把他当成心腹，和他一起处理朝廷大权，想靠他来抗衡桓温，从此和桓温之间渐渐产生了猜疑和隔阂。
殷浩觉得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一直以来名声都很好，就提拔荀羡做吴国内史，让王羲之当护军将军，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帮手。荀羡是荀蕤的弟弟，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王羲之认为朝廷内外和谐团结，国家才能安定，就劝殷浩和荀羡不要和桓温闹矛盾，殷浩不听。
燕王慕容皝生病了，把世子慕容俊叫来，嘱咐他说：“现在中原还没平定，正需要贤能杰出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慕容恪这人又有智慧又勇敢，才能足以担当重任，你要把事情交给他，帮我完成心愿！”又说：“阳士秋品行高洁，忠诚能干，为人坚定，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你要好好对待他！”九月丙申日，慕容皝去世。
赵王石虎和大臣们商量立太子的事儿，太尉张举说：“燕公石斌有军事谋略，彭城公石遵有文才德行，就看陛下您怎么选了。”石虎说：“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了。”戎昭将军张豺说：“燕公的母亲出身低贱，而且他以前还犯过错；彭城公的母亲之前因为太子的事儿被废了，现在要是立彭城公，我担心他心里会有怨恨。陛下您得仔细考虑啊。”当初，石虎攻下上邽的时候，张豺得到了前赵皇帝刘曜的小女儿安定公主，这公主长得特别漂亮，张豺就把她献给了石虎，石虎很宠爱她，她生了齐公石世。张豺看石虎年老多病，就想立石世为太子，希望刘昭仪能成为太后，这样自己就能辅佐朝政了，于是就劝石虎说：“陛下您之前两次立太子，他们的母亲都出身低贱，所以才祸乱不断；现在应该选母亲尊贵、儿子孝顺的立为太子。”石虎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立谁为太子了。”石虎又和大臣们在东堂讨论。石虎说：“我真想用三斛纯灰洗洗自己的肠子，为啥净生些坏儿子，刚过二十岁就想杀老子！现在石世才十岁，等他二十岁的时候，我都老了。”于是就和张举、李农商量好，让公卿们上书请求立石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在奏书上署名，石虎让张豺去问他原因，曹莫磕头说：“皇位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不应该立年幼的人，所以我不敢署名。”石虎说：“曹莫是个忠臣，只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张举、李农明白我的想法，你们去跟他解释一下。”于是就立石世为太子，封刘昭仪为皇后。
冬天，十一月甲辰日，燕国安葬文明王慕容皝。世子慕容俊即位，在国内大赦，还派使者到建康去报告慕容皝去世的消息。慕容俊封弟弟慕容交为左贤王，任命左长史阳骛为郎中令。
十二月，朝廷任命左光禄大夫、兼任司徒、录尚书事的蔡谟为侍中、司徒。蔡谟上奏章坚决推辞，他对亲近的人说：“我要是当了司徒，肯定会被后人笑话，从道义上来说，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命。”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浓缩了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南北政权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从现代视角看，其背后暴露的政治逻辑、制度漏洞与人性弱点，至今仍具警示意义。我们可从后赵的“权力失控困局”、东晋的“制衡迷思”、政权传承的“远见与短视”三个核心维度展开评论：
后赵：绝对皇权下的“自毁循环”——暴虐、无规则与私利的三重绞杀
后赵的乱象是这段历史最刺眼的部分，本质是“没有约束的皇权”与“缺失规则的继承制”共同催生的灾难。
--君主表态的“致命挑唆”：权力继承不能“凭心情”
石虎因太子石宣忤逆便脱口“悔不立石韬”，这种毫无原则的情绪宣泄，等于直接给儿子们的储位之争“递刀”。在专制皇权下，储位是最敏感的政治资源，一旦君主放弃明确的继承规则（如嫡长子优先、功勋匹配等），转而以“个人喜好”摇摆，必然引发手足相残。石虎的糊涂在于：他既想掌控一切，又不愿建立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最终亲手点燃了儿子们的仇杀之火。
--石宣、石韬的“恶性竞争”：权力异化人性的标本
石韬建“宣光殿”争强，石宣杀工匠、截大梁泄愤，再到石宣买凶杀弟、图谋趁丧夺权——兄弟二人的争斗早已脱离“家庭矛盾”，沦为“权力兽化”的表演。他们眼中没有亲情，只有“储位=生杀大权”的执念，而这恰恰是绝对皇权赋予的扭曲逻辑：要么登顶掌控别人，要么失势任人宰割。
--石虎虐杀的“反人性狂欢”：无约束权力的终极堕落
石虎对石宣的报复（穿下巴、抽舌、断肢、焚尸、扬灰），已经突破了“父报子仇”的边界，沦为纯粹的暴虐宣泄。更讽刺的是，他处死幼子时的“不忍”与之前的残忍形成撕裂——这说明他并非没有亲情，而是皇权早已将他的“人性”异化为“权力的奴隶”：顺我者可宠，逆我者必碎。这种“以暴制暴”的逻辑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让后赵的统治根基彻底腐烂：杀尽成年儿子后，他只能立10岁的石世为太子，等于把政权拱手让给张豺等权臣，为后赵的快速崩塌埋下伏笔。
--张豺的“权臣投机”：权力真空下的必然钻营
张豺借“安定公主受宠”推立幼主，本质是利用君主的昏庸和继承漏洞“挟幼主以揽权”。这是专制社会的常见戏码：当君主失去远见、继承规则失效时，权臣必然会把“储位”当作谋私的工具。石虎以为立幼主能“避免儿子杀老子”，却没意识到“幼主掌权”只会引发更惨烈的权臣混战——他的短视，本质是被权力的“控制欲”蒙蔽了理性。
东晋：门阀政治的“制衡困局”——用权术代替制度的死胡同
东晋的故事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机，暴露了“皇权弱势+门阀共治”模式的内在矛盾。
--“封赏与制衡”的两难：皇权对门阀的“既依赖又恐惧”
桓温平蜀后声望暴涨，朝廷先是想封豫章郡，因荀蕤提醒“再立功无奖可赏”而改口——这背后是皇权对门阀“功高震主”的本能恐惧。随后用殷浩制衡桓温，看似是“以臣制臣”的权术，实则是饮鸩止渴：殷浩的“名气”不等于“能力”，桓温的“军功”也不是靠“制衡”就能压制的。东晋皇权自建立起就依赖门阀（如王导、庾亮），却始终没有建立“门阀权力边界”的制度，只能靠临时权术平衡，结果必然是“越制衡越内耗”。
--王羲之的“清醒与无奈”：少数派的理性挡不住集团利益
王羲之劝殷浩“内外和协”，本质是看到了“内斗必亡”的风险——北方政权虽乱，但东晋若陷入门阀倾轧，根本无力北伐或自保。但殷浩不听，因为对他而言，“制衡桓温”是保住自己“朝廷心腹”地位的前提，而非“国家利益”。这正是门阀政治的死穴：个体\/集团利益永远优先于国家整体利益，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权力斗争淹没。后来殷浩北伐惨败、桓温独大，其实从此时的“隔阂”就已注定。
--蔡谟辞司徒：士人对官场风险的“本能规避”
蔡谟坚决推辞司徒之位，说“必为后人笑”，本质是看透了东晋官场的“高危性”：司徒看似高位，实则是皇权与门阀博弈的“夹心层”，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种“避祸心态”也反映了东晋政治的畸形——当士人不愿承担高位责任时，政权的活力必然衰退。
前燕：慕容皝的“传位远见”——对比之下的政治智慧
慕容皝临终前的安排，与石虎形成鲜明对比，堪称“政权传承的正面教材”。
他没有纠结于“嫡庶”或“个人喜好”，而是明确嘱咐慕容俊“重用慕容恪”——因为他清楚“中原未平”的现实需要“有智有勇”的人才辅佐，而非靠“血缘”强行推立无能者。同时托付阳士秋，也是在构建“核心辅政团队”，为慕容俊稳定政权铺路。这种“传位+托贤”的组合，既保证了权力交接的平稳（慕容俊顺利即位，遣使报建康、封官定职有序），又为前燕后续的发展保留了核心力量。
慕容皝的远见在于：他明白“政权存续”比“个人掌控欲”更重要，“人才辅佐”比“血缘纯度”更关键。这一点，恰恰是石虎、东晋朝廷最缺失的——前者被“暴虐与猜忌”吞噬，后者被“门阀私利”绑架，只有前燕在传承中体现了“理性务实”的政治素养。
底层视角：被遗忘的“九真之祸”——权力斗争的代价永远由民众承担
记载中“林邑攻九真，百姓死十之八九”的细节，很容易被南北政权的权力斗争掩盖，但这恰恰是最该被关注的部分：当石虎在邺城虐杀儿子、东晋在建康算计制衡、慕容皝在辽东安排后事时，九真的百姓正在承受战火的屠戮。
在古代专制社会，“权力游戏”永远是统治阶层的事，底层民众从来都是“沉默的代价承受者”。无论是后赵的内斗、东晋的制衡，还是林邑的入侵，最终买单的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没有参与储位之争，没有介入门阀博弈，却要为统治阶层的昏庸、短视、贪婪付出生命代价。这一点，是贯穿整个古代史的残酷真相。
结语：历史的警示——规则、约束与远见的现代意义
永和四年的这几件事，本质是“权力运行逻辑”的集中检验：
--后赵的悲剧证明：没有规则的继承制+没有约束的皇权=必然的自毁；
--东晋的困境证明：靠权术制衡代替制度建设+集团利益优先=内耗与衰落；
--前燕的平稳证明：理性传位+任人唯贤=政权稳定的基础。
放到现代视角看，这启示我们：无论是政治权力、企业管理还是组织传承，“明确的规则”（如继承\/交接制度）、“有效的约束”（如权力监督）、“超越私利的远见”（如优先整体利益），永远是避免“权力异化”“内斗内耗”的核心。而最根本的是：任何权力运行，都不能忽视“普通人的利益”——否则，再繁华的权力游戏，最终都会崩塌在“代价承受者”的沉默反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