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七，从公元332年（壬辰年）到公元337年（丁酉年），共六年。
咸和七年（公元332年，壬辰年）
春天正月辛未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赵主石勒大宴群臣，他问徐光：“你觉得我跟古代的那些帝王比，能比得上谁呀？”徐光回答说：“陛下您又神勇又有谋略，比汉高祖还厉害，后世都没人能跟您比。”石勒笑着说：“人哪能没点自知之明呢！你这话太夸张啦。我要是碰到汉高祖，那肯定得老老实实给他当小弟，跟韩信、彭越他们一样。要是遇到光武帝，那就跟他在中原一争高下，还说不定谁能赢呢。大丈夫做事，就得光明磊落，像日月一样亮堂堂的，可不能学曹操、司马懿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妇，靠耍心眼得天下。”群臣听了，都赶紧磕头喊万岁。
石勒虽然没读过啥书，但喜欢让书生们念书给他听，还经常根据自己的想法评论古今的得失，听的人没有不佩服的。有一回，他让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封六国后人，他惊讶地说：“这办法不得把天下搞没了嘛，咋最后还得了天下呢？”等听到留侯张良劝阻，他才说：“还好有这一劝呀！”
之前郭敬退到樊城驻守，晋军又夺回了襄阳。到了夏天四月，郭敬又把襄阳攻下来了，留下人马驻守后才回去。
赵的右仆射程遐跟赵主石勒说：“中山王又勇猛又强悍，还特别有权谋，大臣们都比不上他。看他那心思，除了陛下您，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而且他残忍好杀，心安理得地干坏事，当了这么久的将帅，朝廷内外都怕他。他的几个儿子也长大了，都掌管着兵权。陛下您在世，肯定没问题，可要是陛下不在了，恐怕他不会甘心当少主的臣子。您得早点把他解决了，这才是为大局着想。”石勒说：“如今天下还没安稳，大雅（太子石弘字大雅）年纪又小，正需要有能力的人辅佐。中山王是我的至亲，又有辅佐我建国的大功，我正打算把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交给他，哪像你说的那样！你就是怕自己不能独揽国舅的大权罢了。我也会让你参与顾命大事的，别太担心了。”程遐哭着说：“我担心的是国家大事，陛下却拿私情来拒绝我，那以后忠言还怎么听得进去呢！中山王虽然是皇太后养大的，但跟陛下您没有血缘关系，就算有点小功劳，陛下您给他父子的恩宠荣耀也够多了，可他野心没个尽头，以后哪会对国家有好处呀！要是不除掉他，我看咱们的宗庙以后都得断了祭祀。”石勒不听他的。
程遐退出来后，把这事告诉了徐光，徐光说：“中山王一直对咱俩恨得牙痒痒，恐怕不只是对国家有危害，对咱们自个儿家也会有灾祸。”过了几天，徐光找机会跟石勒说：“现在国家没什么大事，可陛下您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为啥呀？”石勒说：“吴、蜀还没平定，我怕后世不把我当成受命于天的帝王。”徐光说：“曹魏承接汉朝的气运，刘备虽然在蜀地兴起，汉朝不还是亡了嘛！孙权在吴地，就像现在成国的李氏。陛下您占领了长安、洛阳二都，平定了八个州，这帝王的正统不在您这儿，还能在哪呢！而且陛下您不担心心腹大患，却去操心无关紧要的事！中山王靠着陛下您的威风谋略，打仗所向披靡，天下人都说他的英武仅次于陛下您。可他本性不仁义，见利忘义，他们父子都掌握着大权，势力都快压过王室了，还总是一副不满的样子。最近在东宫陪太子吃饭，都敢表现出轻视皇太子的神色。我担心陛下您百年之后，就管不住他了。”石勒听了没说话，这才开始让太子处理尚书台奏报的事务，还让中常侍严震参与决定事务是否可行，只有征伐、斩首这类大事才上报给他。从这以后，严震的权力比君主和丞相还大，中山王石虎门前都可以张网捕鸟（形容门庭冷落）了。石虎心里越来越不痛快。
秋天，赵的郭敬往南到长江以西抢掠，太尉陶侃派他儿子平西参军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趁虚攻打樊城，把樊城的人都俘虏了。郭敬赶紧回来救樊城，桓宣在涅水和他交战，把他打败了，夺回了被抢掠的东西。陶侃哥哥的儿子陶臻和竟陵太守李阳攻打新野，也打下来了。郭敬害怕，就逃走了，桓宣和李阳接着又拿下了襄阳。
陶侃让桓宣镇守襄阳，桓宣对刚归附的人又安抚又关怀，简化刑罚，不讲究那些繁琐的礼仪，鼓励大家种地养蚕。有时候还坐着轻便马车，带着农具，亲自领着百姓耕地收割。他在襄阳待了十多年，赵人两次来攻打，桓宣靠着兵力少、实力弱坚守，赵人都没能取胜。当时的人觉得他的能力仅次于祖逖和周访。
成国的大将军李寿攻打宁州，让征东将军费黑当先锋，从广汉出发，镇南将军任回从越巂出兵，想分散宁州的兵力。
冬天十月，李寿和费黑到了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守城抵抗，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带兵来帮忙。李寿想迎上去阻击霍彪，费黑说：“城里粮食少，不如放霍彪进城，让他们一起消耗粮食，干嘛要阻击呢！”李寿听了他的。但城一直攻不下来，李寿就想强攻。费黑又说：“南中地区地势险要，很难征服，得慢慢来，等他们智谋和体力都耗尽了，再拿下他们。他们就像圈里的牲畜，急啥呢。”李寿不听，进攻后果然不顺利，只好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费黑。
十一月壬子初一，朝廷晋升太尉陶侃为大将军，特许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上朝不用小步快走，朝拜时司仪不用直呼他的名字。陶侃坚决推辞不接受。
十二月庚戌，皇帝搬到了新宫殿。
这一年，凉州的下属们劝张骏自称凉王，兼任秦、凉二州牧，像魏武帝曹操、晋文帝司马昭那样设置公卿百官。张骏说：“这可不是臣子该说的话。谁敢再说这话，绝不饶恕！”但凉州境内的人都称王称呼他。张骏立次子张重华为世子。
【内核解读】
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是东晋与十六国时期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与人物抉择，不仅勾勒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更暗藏着影响历史走向的深层矛盾。透过史料记载的细节，我们能看到权力游戏中的人性百态与时代困局。
石勒的自我定位与政治智慧
后赵君主石勒与大臣徐光的对话，堪称乱世枭雄的自我剖白。他拒绝将自己神化为超越汉高祖的“千古一帝”，反而坦诚“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遇光武当并驱中原”，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在帝王中实属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曹操、司马懿的批判——“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不仅是道德表态，更暗含着对权力合法性的思考。在门阀政治与篡权成风的魏晋时代，石勒试图为自己的统治构建“磊落坦荡”的形象，这种政治话术虽有作秀成分，却也反映出乱世中人们对“正统性”的隐秘渴望。
石勒虽出身羯族且“不学”，却展现出独特的学习能力与政治判断力。他让儒生读书给自己听，并能“以其意论古今得失”，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时的本能质疑，以及听到张良劝谏后的释然，足见其并非鲁莽武夫，而是具备实战智慧的政治家。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特质，使其能在胡汉杂糅的复杂环境中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
权力继承的致命隐患
后赵朝廷内部的暗流涌动，揭示了封建王朝永恒的难题——权力继承危机。程遐对石虎的警告“中山王勇悍权略，群臣莫及，恐非少主之臣”，精准预判了未来的祸端。石虎作为石勒的侄子（“非陛下天属”），凭借军功与兵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石勒却固守“骨肉至亲”“佐命之功”的传统观念，试图用“伊、霍之任”的道德约束来化解权力威胁，这种对人性的过度乐观最终埋下了祸根。
石勒的拒绝并非全然昏聩，而是夹杂着现实考量：“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强辅”。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幼主临朝确实需要强力辅佐，但若缺乏制度性约束，“强辅”必然异化为“权臣”。程遐与徐光的担忧，本质上是“家天下”体制下的结构性矛盾——亲情与权力无法兼容，信任与制衡难以两全。石勒试图用“参卿顾命”的妥协方式平衡各方，却低估了石虎的野心与权力的腐蚀性，最终导致“中山王虎之门可设雀罗”的表面平静与实际危机四伏。
军事攻防中的战略得失
这一年的南北军事冲突，展现了东晋与后赵在江淮、荆襄地区的拉锯态势。郭敬攻拔襄阳又失而复得，反映出双方实力的相对均衡。而陶侃派遣桓宣镇守襄阳的决策，则体现了东晋在防御策略上的远见。桓宣“招怀初附，简刑罚，略威仪，劝课农桑”的治理方式，将军事防御与民生建设结合，用“载鉏耒于轺轩，亲帅民芸获”的亲民姿态赢得民心，最终实现“赵人再攻之不能胜”的稳固局面。这种“守土先安民”的思路，与祖逖、周访的治边策略一脉相承，证明乱世中民心向背往往比军事力量更具决定性。
而成汉进攻宁州的战役，则上演了“急功近利”与“稳扎稳打”的战略博弈。费黑提出“待其智勇俱困，然后取之”的持久战思路，与李寿“急攻之”的冒进形成对比，最终以李寿失利、放权给费黑告终。这一细节揭示了乱世军事决策的关键：在地理复杂、人心未附的边疆战场，耐心与韧性往往比勇猛更重要。
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
凉州张骏拒绝“称凉王”却“境内皆称之为王”的微妙态度，展现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生存智慧——既需实际权力巩固统治，又需“人臣”名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实至名不归”的策略，使其在东晋与后赵的夹缝中保持了相对独立。而东晋朝廷“进太尉侃为大将军，剑履上殿”的殊遇与陶侃的“固辞不受”，则反映了门阀政治下的权力平衡艺术，陶侃通过退让避免功高震主，实则巩固了自身在荆州的实际权威。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权力与人性
咸和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的本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成就霸业，也能毁灭基业；人性在极端环境中被放大，石勒的清醒与自负、石虎的野心与隐忍、程遐的忠谏与私心，共同构成了权力游戏的复杂图景。石勒未能解决的继承危机，最终在其死后爆发为石虎篡权的惨剧，印证了“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智慧何等重要。而桓宣治襄阳的成功，则提醒我们：在暴力横行的时代，民生与教化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
这段历史更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任何忽视制度建设、寄望于道德约束的权力架构，最终都会被人性的贪婪所吞噬。石勒的悲剧不在于缺乏识人之明，而在于未能建立起有效制衡权臣的机制，这正是乱世循环往复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