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五，从公元324年（甲申年）到公元327年（丁亥年），共四年。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甲申年）
春季正月，王敦诬陷周嵩、周莛和李脱图谋不轨，在军中就把周嵩、周莛抓起来杀了。然后他派参军贺鸾到吴地找沈充，把周札哥哥的儿子们全给杀了，接着进兵攻打会稽，周札抵抗战死。
后赵的将兵都尉石瞻去攻打下邳、彭城，拿下了东莞、东海，刘遐没办法，只能退到泗口防守。
司州刺史石生在新安攻打后赵河南太守尹平，把尹平斩了，还抢了五千多户人口回去。从这以后，后赵和东晋算是结下梁子了，天天互相攻打抢掠，河东、弘农一带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日子都没法过了。
石生又去攻打许、颍，俘虏了好几万人。在阳翟攻打郭诵的时候，郭诵跟他打了一仗，把石生打得大败，石生只能退守康城。后赵汲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败了，赶紧跑去救援，接着进攻司州刺史李矩和颍川太守郭默，把他们都打败了。
成汉主李雄，他的皇后任氏没孩子，不过他有妾生的十几个儿子。但李雄却立他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还让任皇后把李班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大臣们都劝李雄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李雄说：“我哥哥是先帝的嫡传正统，有非凡的才能和大功劳，眼看大事要成功了却早早去世，我一直很痛心。而且李班仁爱孝顺，喜欢学习，肯定能承担先辈的功业。”太傅李骧、司徒王达劝说道：“先王立继承人一般都立自己的儿子，这样才能明确名分，防止有人篡权夺位。看看宋宣公、吴馀祭的例子就知道了。”李雄不听。李骧退出来流着泪说：“祸乱就要从这儿开始啦！”李班这人呢，对人谦恭，礼贤下士，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李雄每次有重大决策，都会让李班参与。
夏季五月甲申日，张茂生病了，病情还挺严重。他拉着世子张骏的手哭着说：“我们家世代都以孝顺友爱、忠诚顺从出名，现在虽然天下大乱，但你要继承这些品质，千万不能丢啊。”还下命令说：“我的官职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只是为了方便做事，哪敢把这当成荣耀！我死的时候，就戴着白色便帽入棺，别给我穿朝服收敛。”当天，张茂就去世了。当时愍帝的使者史淑正好在姑臧，左长史汜祎、右长史马谟等人就让史淑任命张骏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还在境内大赦。前赵主刘曜也派使者来，追赠张茂为太宰，谥号成烈王，任命张骏为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
王敦病得越来越厉害，就假传诏书任命王应为武卫将军，给自己当副手，任命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就问王敦：“要是您有个三长两短，后事是不是就交给王应啊？”王敦说：“这种不平常的事，不是平常人能干得了的。而且王应年纪小，哪能承担大事！我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下兵权，遣散众人，向朝廷自首，这样能保全家族；其次就是退回武昌，收兵自守，继续给朝廷进贡；最下策就是趁我还活着，率领全部人马东下，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钱凤跟他的党羽说：“王公说的下策，其实才是上策。”于是就和沈充商量好，等王敦一死就造反。又因为皇宫宿卫的人还挺多，就上奏让他们分成三班，两班休息。
当初，皇帝很信任中书令温峤，王敦就很讨厌温峤，请求让温峤到自己这儿当左司马。温峤就假装勤快恭敬，把王敦府里的事儿都打理得好好的，时不时还献上点密谋，顺着王敦的心意来。他还和钱凤关系处得特好，到处给钱凤说好话，每次都说：“钱世仪（钱凤字）这人那是一肚子主意。”温峤向来有善于鉴别人才的名声，钱凤听了特高兴，跟温峤关系好得不得了。正好丹杨尹这个职位空缺，温峤就跟王敦说：“京都的长官那可是关键职位，您最好自己选合适的人，不然朝廷任命的，可能不太靠谱。”王敦觉得有道理，就问温峤：“你觉得谁行？”温峤说：“我觉得没人比钱凤更合适。”钱凤也推举温峤，温峤假装推辞，王敦没听他的。六月，王敦上表让温峤当丹杨尹，还让他去打探朝廷的情况。温峤怕自己走了之后钱凤在后面使坏阻拦，在王敦给他饯行的时候，温峤起来敬酒，敬到钱凤这儿，钱凤还没来得及喝，温峤假装喝醉了，用手板把钱凤的头巾给打下来了，生气地说：“钱凤你算老几，我温太真（温峤字）敬酒你还敢不喝！”王敦以为他真醉了，就把两人劝开了。温峤临走的时候，跟王敦告别，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出了门又回来好几次。温峤走了之后，钱凤跟王敦说：“温峤跟朝廷关系很密切，还和庾亮交情不浅，这人可不能信。”王敦说：“太真昨天喝醉了，稍微有点失态，你怎么就开始说他坏话啦！”温峤到了建康，把王敦要造反的阴谋全告诉了皇帝，还请求皇帝提前做好准备，又和庾亮一起商量讨伐王敦的计划。王敦听说后，气得大骂：“我居然被这小子给骗了！”还写信给司徒王导说：“太真才走了几天，就干出这种事！我要找人把他活捉来，拔了他的舌头。”
皇帝打算讨伐王敦，就去问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劝皇帝动手，皇帝就下定决心了。丁卯日，皇帝任命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兼任扬州刺史；任命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和右将军卞敦一起守石头城；任命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任命郗鉴代理卫将军，都督随驾诸军事；任命庾亮兼任左卫将军；任命吏部尚书卞壸代理中军将军。郗鉴觉得这些军号对实际战事没什么帮助，坚决推辞不接受，还请求皇帝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一起讨伐王敦。皇帝就下诏征召苏峻、刘遐，还有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人来保卫京城。皇帝自己则驻扎在中堂。
【内核解读】
太宁二年（324年）是东晋初年政治格局剧烈震荡的一年，皇权与权臣的终极对决、周边政权的攻伐兼并、统治集团内部的继承危机交织上演，勾勒出乱世中权力博弈的残酷图景。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东晋的国运走向，更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枪杆子出政权”与“礼法秩序崩坏”的时代特质。
权臣的末路：王敦之乱的终局前奏
王敦的政治清洗与篡逆图谋构成了本年度的核心叙事。年初，他以“谋为不轨”为名诛杀周嵩、周莛兄弟，并借沈充之手屠戮周札家族，彻底铲除江南士族中的反对力量。这场屠杀延续了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格局下的权力倾轧，周札家族的覆灭标志着江南本土士族在与北方侨姓士族的博弈中再次受挫，也暴露了王敦排除异己的狠辣手段。
王敦病重后的战略抉择更显其枭雄本质。面对继承人问题，他虽清醒认识到养子王应“年少不堪大事”，却在钱凤的怂恿下选择“悉众而下”的冒险策略。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策，既源于权臣对权力的本能执念，也反映了东晋初年“枪杆子决定话语权”的政治现实——一旦放弃兵权，王敦家族必将面临灭顶之灾。温峤的反戈一击则成为点燃决战的导火索，其“伪醉击帻”的表演与“涕泗横流”的伪装，生动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智慧与政治投机，而王敦从信任到震怒的转变，也印证了权力场中“没有永恒盟友，只有永恒利益”的铁律。
晋明帝的反击部署体现了皇权的绝地反击。以温峤为眼线、庾亮为谋主、郗鉴为军事依托的讨敦联盟，整合了朝廷内部的反对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征召苏峻、刘遐等流民帅入卫的决策，这既是对中央军力不足的无奈补充，也为日后苏峻之乱埋下伏笔，揭示了东晋皇权依赖流民武装的结构性矛盾。
南北分裂中的边疆烽火
后赵与前赵（汉赵）的持续攻伐构成了本年度的另一重要线索。石瞻寇掠下邳、彭城，石生击斩尹平，石聪大败李矩、郭默，一系列军事行动展现了石勒集团的扩张野心。河东、弘农地区“民不聊生”的记载，真实反映了胡汉政权拉锯战中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这种长期战乱不仅加剧了北方经济的凋敝，更强化了“华夷之辨”的社会心理，为东晋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间接支撑。
成汉政权的继承危机则凸显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困境。李雄力排众议立侄子李班为太子，表面遵循“兄终弟及”的部族传统，实则试图以“仁孝好学”的标准构建宗法继承秩序。太傅骧“乱自此始矣”的哀叹不幸言中，这场违背“父死子继”儒家礼法的决策，为日后成汉的内乱埋下隐患，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进程中面临的文化冲突与制度困境。
地方割据势力的生存智慧
前凉张茂的临终遗言展现了地方割据政权的生存哲学。“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敛”的遗令，既标榜“忠顺”以规避僭越之名，又实际维持割据状态，这种“名实分离”的统治策略，成为十六国时期地方势力的典型生存模式。张骏继位后同时接受东晋愍帝使者与前赵刘曜的册封，更是将“多边外交”玩弄到极致，体现了弱小政权在强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务实选择。
历史启示：权力游戏中的人性百态
太宁二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乱世中的人性光谱：王敦的枭雄末路揭示了权力成瘾者的非理性宿命；温峤的机变智谋反映了士大夫在忠奸之间的灵活选择；李雄的固执己见暴露了统治者在传统与现实间的决策困境；张茂的临终安排彰显了地方势力的生存智慧。这些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东晋初年“礼崩乐坏”却又“暗流涌动”的政治生态——旧秩序已然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中，人性的光明与幽暗都得到了充分释放。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本年度的事件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的缩影：中央权威衰落与地方势力崛起并存，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儒家礼法与现实利益碰撞。这些矛盾的持续发酵，不仅塑造了东晋的政治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此后三百年的历史走向，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张力与变数的特殊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