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去劝甘卓说：“刘大连（刘隗字大连）虽然傲慢自大，不得人心，但还没到危害天下的地步。大将军王敦因为个人恩怨，就起兵攻打朝廷，现在正是忠臣义士为国家尽忠的时候啊。您身为一方长官，奉命讨伐有罪之人，这可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业。”甘卓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儿我可干不了，不过我一心为国，这事儿得好好琢磨琢磨。”参军李梁劝甘卓说：“以前隗嚣飞扬跋扈，窦融占据河西拥护光武帝，最后得了好处。现在将军您在天下威望很高，只要按兵不动等着就行。要是大将军事情办成功了，肯定会给您更大的权力；要是没成功，朝廷肯定会让您取代他。您还担心什么荣华富贵呢，干嘛放弃这稳操胜券的策略，非要通过一场战斗来决定生死存亡呢？”邓骞对李梁说：“光武帝那时候是创业初期，所以隗嚣、窦融可以表面顺从，从容观望。但现在将军您和朝廷的关系，可不像窦融那时候；襄阳和王敦所在的地方相比，也没有河西那么坚固。要是大将军打败刘隗，回到武昌，加强石城的防守，截断荆州、湘州的粮食供应，将军您还能去哪儿呢！局势掌握在别人手里，还说自己稳操胜券，我可没听说过这种事儿。而且身为臣子，国家有难，坐视不管，这从道义上说得过去吗！”甘卓还是有点犹豫。邓骞又说：“现在您既不做正义的举动，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檄文，这肯定会招来灾祸，不管聪明的还是糊涂的人都能看出来。而且大家觉得难办，是因为对方强我们弱。但现在大将军的兵力不过一万多，留在后方的还不到五千；而将军您现有的兵力可是他的两倍。凭将军您的威名，率领本府的精锐部队，打着正义的旗号击鼓进军，讨伐叛逆，王含哪里抵挡得住！逆江而上的军队，自身难保，将军您进攻武昌，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武昌拿下后，占据那里的军备物资，镇守安抚荆、湘二州，用恩情招抚士兵，让他们像回家一样，这就是吕蒙能打败关羽的办法。现在放弃必胜的策略，安安稳稳坐着等危险降临，这可不能说是明智之举。”
王敦担心甘卓在后面搞事情，又派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去邀请他，一心想让他一起东进。乐道融虽然在王敦手下做事，但对王敦的叛逆行为很气愤，就劝甘卓说：“皇上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任命谯王为湘州刺史，又不是只重用刘隗一个人。可王氏家族专权太久了，突然被分权，就觉得自己丢了权力，于是忘恩负义发动叛乱，起兵攻打朝廷。国家对您不薄，现在要是和王敦同流合污，岂不是违背了大义！活着当叛逆之臣，死了做糊涂鬼，永远成为宗族的耻辱，这不可惜吗！我给您出个主意，您不如假装答应王敦，然后迅速出兵袭击武昌，大将军的士兵们听说这消息，肯定不战自溃，您就能立下大功了。”甘卓本来就不太想跟着王敦干，听了乐道融这话，就下定决心，说：“这正是我心里想的。”于是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公开传发檄文，列举王敦的叛逆罪状，率领自己统领的军队去讨伐王敦。还派参军司马赞、孙双带着奏表到朝廷，派罗英到广州约陶侃一起进军。戴渊在长江以西，先收到甘卓的信，就把信上奏朝廷，朝廷里的人都欢呼万岁。陶侃收到甘卓的消息，马上派参军高宝带兵北上。武昌城里传说甘卓的军队来了，人心惶惶，大家都四处奔逃。
王敦派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率领两万精兵攻打长沙。长沙城的防御工事不完整，物资储备也不足，城里的人都很害怕。有人劝谯王司马承，往南投靠陶侃，或者退守零陵、桂阳。司马承说：“我起兵，就是打算为忠义而死，怎么能贪生怕死，当一个临阵脱逃的败将呢！事情要是办不成，也要让老百姓知道我的心意。”于是就坚守城池。没过多久，虞望战死，甘卓想留邓骞做参军，邓骞不同意。甘卓就派参军虞冲和邓骞一起到长沙，给谯王司马承送信，劝他坚守，说自己会出兵沔口，截断王敦的退路，这样长沙之围自然就解了。司马承回信说：“江东刚刚中兴，一切才刚开始，谁能想到叛乱竟然来自受宠的大臣！我作为宗室接受任命，一心想着牺牲性命；但我到任时间不长，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您要是能迅速带兵赶来，还来得及；要是还犹豫不决，那您就只能到卖干鱼的铺子找我了（意思是自己就死了）。”甘卓还是没听他的。
二月甲午日，皇帝封皇子司马昱为琅邪王。
后赵王石勒立儿子石弘为世子。派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精兵攻打徐龛。徐龛坚守不出战，石虎就筑起长长的包围圈困住他。
赵主刘曜亲自带兵攻打杨难敌，杨难敌迎战没打赢，退守仇池。仇池的氐族、羌族，还有原来晋王司马保的将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都投降了刘曜。刘曜把陇西一万多户人家迁到长安，接着进攻仇池。正好军队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刘曜自己也生病了，就打算带兵回去；又怕杨难敌在后面追击，于是派光国中郎将王犷去劝杨难敌，给他分析利弊，杨难敌就派使者表示愿意称臣。刘曜任命杨难敌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各项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封武都王。
秦州刺史陈安请求朝见刘曜，刘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陈安很生气，以为刘曜死了，就大肆抢掠一番回去了。刘曜病得很重，坐着马车往回走。派将领呼延寔在后面监督运送物资，陈安半路截击，抓住了呼延寔，对他说：“刘曜已经死了，你还辅佐谁呢！我要和你一起成就大业。”呼延寔大声呵斥他说：“你接受人家的恩宠俸禄却背叛他，你觉得自己的才能智慧比得上皇上吗？我看你过不了几天就会在上邽市被砍头，还谈什么大业！你赶紧杀了我！”陈安气得不行，把呼延寔杀了，让呼延寔的长史鲁凭做参军。陈安派弟弟陈集率领三万骑兵追击刘曜，卫将军呼延瑜迎战，把陈集杀了。陈安只好回到上邽，派将领袭击汧城，把城攻下了。陇上的氐族、羌族都归附了陈安，他的兵力达到十多万，陈安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任命赵募为相国。鲁凭对着陈安大哭说：“我不忍心看到陈安你死啊！”陈安又生气了，下令把鲁凭斩了。鲁凭说：“死是我应得的，把我的头挂在上邽市，等着看赵军砍陈安的头吧！”于是陈安杀了他。刘曜听说这事儿，悲痛地大哭说：“贤人，是百姓的希望啊。陈安在急需贤才的时候却杀了这么多贤人，我就知道他成不了事儿！”
休屠王石武献出桑城投降赵国，赵国任命石武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东晋初年王敦之乱与十六国时期多方势力角力的复杂图景，其中人物的抉择、战略的博弈与人性的挣扎，为我们观察乱世政治生态提供了绝佳视角。
忠义与私利的博弈：东晋内部的分裂危机
王敦以私怨兴兵向阙，引发了东晋政权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各方势力的立场选择尽显乱世生存逻辑。
邓骞对甘卓的劝说堪称“义利之辨”的经典演绎。他先是以“桓文之功”激发甘卓的忠义之心，再以现实利害点破李梁“坐观成败”论的虚妄——襄阳无河西之固，甘卓非窦融之臣，一旦王敦得志，断粮戍守之下必无安身之地。更以“国家有难坐视不救”的道德拷问，直击人臣底线。这番劝说层层递进，既晓以大义，又明以利害，展现了乱世中忠义言说的现实力量。
乐道融的倒戈则更具戏剧性。作为王敦参军，他却因“忿其悖逆”转而劝说甘卓袭取武昌，其言辞中“生为逆臣，死为愚鬼”的痛斥，道尽了士大夫对“大义”的坚守。而甘卓从犹豫到决断的转变，虽有被动成分，却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印证了“得道多助”的朴素真理。
相较之下，谯王承的坚守更显悲壮。面对城池不完、资储匮乏的绝境，他拒绝“贪生苟免”，以“志欲死于忠义”的决绝选择婴城固守。其复书中“求我于枯鱼之肆”的警示，既是对甘卓的催促，更是对乱世忠义的泣血宣言。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成为黑暗中的微光。
权谋与人性：十六国争霸的残酷法则
与东晋内部的道德挣扎不同，十六国时期的权力斗争更显赤裸与残酷。
刘曜与陈安的反目极具代表性。陈安因求朝被拒便断言刘曜已死，劫掠而还，尽显军阀的投机本质。呼延寔的怒斥“汝受人宠禄而叛之”，道破了乱世中“忠义”的廉价与稀缺；而鲁凭“悬吾头于上邽市观赵之斩陈安”的诅咒，则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士人的气节。刘曜“陈安于求贤之秋而多杀贤者，吾知其无所为也”的判断，揭示了暴政与败亡的必然关联——失去人心的权力，终究是沙上之塔。
杨难敌的摇摆则体现了弱小势力的生存智慧。战败即退保仇池，见势则遣使称藩，在刘曜与陈安之间游走求生，这既是氐羌部落的生存策略，也反映了十六国时期“强者为尊”的丛林法则。而刘曜在疫病缠身时仍能以祸福谕降对手，展现了枭雄的权谋手腕，但其迁陇西万户于长安的举措，也暴露了乱世中“强者迁徙”的统治逻辑。
历史的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乱世政治的三大法则：其一，道义是权力的基石。王敦以私怨兴兵，陈安以暴虐待贤，最终都走向败亡；而谯王承以忠义凝聚人心，甘卓以顺讨逆获得响应，印证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老智慧。
其二，实力是博弈的底气。甘卓能成为关键变量，源于其“见众既倍之”的兵力优势；刘曜虽染疫病仍能震慑对手，依托的是赵国的军事实力；陈安能一时崛起，也因其“有众十馀万”的资本。但实力若无道义支撑，终将如陈安般昙花一现。
其三，抉择决定命运走向。甘卓的犹豫错失良机，最终导致悲剧（史料后续可见其结局）；乐道融的弃暗投明青史留名；谯王承的坚守虽未成功却赢得道义丰碑。乱世之中，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决定生死存亡，而选择背后的价值取向，终将被历史铭记。
从东晋的内忧到十六国的外患，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的诱惑、人性的复杂与道义的力量。在秩序崩塌的乱世，有人选择投机取巧，有人坚守初心不改，这些选择共同书写了那个时代的悲怆与辉煌，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忠诚、权谋与生存的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