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十二，从公元317年（丁丑年）到公元318年（戊寅年），共二年。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丁丑年）
开春正月，汉军往东攻占了弘农，太守宋哲一路跑路到江东。
黄门郎史淑和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到凉州，说愍帝投降前一天，派他们带着诏书给张实，封他当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允许他自行处理事务，还说：“我已经让琅邪王暂时主持大局，你可得好好帮他，一起扛过这波大难。”这俩人到了姑臧，张实哭了三天，硬是不肯接受官职。
之前，张实的叔父张肃是西海太守，听说长安告急，主动请缨要当先锋去救援。张实觉得他年纪大了，没同意。后来听说长安失守，张肃又悲又愤，直接气死了。
张实派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人带着一万步兵骑兵往东打汉军，让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自带郡兵当先锋。还写信给相国司马保说：“朝廷出事，我肯定不会怕死。之前派贾骞去看您的动向，中途接到命令让他撤军。没多久就听说贼兵逼近长安，胡崧按兵不动，麹允拿了五百斤金子求他救援，我赶紧派贾骞他们翻过山去。结果刚听说朝廷没了，想忠心都没机会，这悔恨程度，死了都不够赔的。现在又派韩璞等人来，全听您指挥。”但韩璞他们最后没能前进，只好往回走，到了南安，被羌人断了路，僵持了一百多天，粮尽箭绝。韩璞杀了车里的牛给士兵们吃，哭着问：“你们想爹妈不？”大家说：“想！”“想老婆孩子不？”“想！”“想活着回去不？”“想！”“那听我的不？”“听！”于是大伙儿嗷嗷叫着冲锋。正好张阆带金城兵赶到，两面夹击，把羌人揍惨了，砍了几千颗脑袋。
早先是长安有句顺口溜：“秦川里头，血能没过手腕，只有凉州能靠着柱子看戏。”等汉军占了关中，氐、羌在陇右抢劫，雍州、秦州的老百姓死了十之八九，就凉州安全得很。
二月，汉主刘聪让堂弟刘畅带三万步兵骑兵攻打荥阳，太守李矩屯兵在韩王旧堡垒，两地就隔七里地，刘畅还派人招降李矩。当时刘畅兵来得突然，李矩没准备好，就派使者假装投降。刘畅居然信了，放松警惕大摆宴席，头领们都喝高了。李矩想夜袭，士兵们却怂了，他就让部将郭诵去子产祠祈祷，让巫师放话：“子产显灵了，会派神兵来帮忙。”大伙儿一听立马亢奋起来，争先恐后要上。李矩挑了一千勇士，让郭诵带队，偷袭刘畅军营，砍了几千人，刘畅就剩自己跑了。
正月十八，宋哲到了建康，说受了愍帝诏书，让丞相琅邪王司马睿总揽大权。三月，司马睿穿素服出城驻扎，哭了三天。这时候西阳王司马羕和官员们一起劝他称帝，他不干。司马羕他们死缠烂打，司马睿哭着说：“我就是个罪人啊！你们再逼我，我就回琅邪老家！”还喊自家仆人备车要走。司马羕他们只好退一步，请他按魏、晋旧例先当晋王，司马睿才同意。三月二十八，他即晋王位，大赦天下，改了年号，开始设置百官，建宗庙社稷。
有关部门请立太子，司马睿喜欢二儿子宣城公司马裒，想立他，跟王导说：“立儿子得看德行。”王导说：“世子和宣城公都挺优秀，但世子年纪大啊。”司马睿听了劝。四月二十三日，立世子司马绍为太子，封司马裒为琅邪王，继承恭王香火，还让他都督青、徐、兖三州军事，镇守广陵。任命西阳王司马羕为太保，封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为谯王（司马逊是宣帝的侄子）。又任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顗为吏部尚书，军谘祭酒贺循为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兼任中书郎；其他参军都拜奉车都尉，掾属拜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拜骑都尉。王敦推辞了州牧，王导因为王敦统领六州，推辞了中外都督，贺循以老病为由推辞中书令，司马睿都同意了，改任贺循为太常。当时刚经历战乱，江东政权刚起步，刁协在朝廷混了很久，熟悉旧制度，贺循是儒学权威，精通礼仪，有啥搞不懂的事儿，都靠他俩定夺。
刘琨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约定要辅佐晋室。三月九日，刘琨向各族发公告，派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段匹磾派左长史荣邵，带着奏表和盟文去建康劝司马睿称帝。温峤是温羡的侄子，他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对他说：“晋朝虽然衰了，但天命还在，我在河朔立功，你去江南帮我刷波好感。去吧，好好干！”司马睿任命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廆不接受。征虏将军鲁昌劝他：“现在两京都没了，天子遭难，琅邪王在江东主持大局，大伙儿都盯着他。您虽然占了一方，但其他部落还敢拥兵不服，就是因为您的官职不是朝廷封的。不如派使者去见琅邪王，劝他称帝，然后拿着朝廷诏令去打那些不服的，谁敢不听话！”辽东隐士高诩也说：“想当老大，得讲道义。现在晋室虽然弱，但人心还向着它，该派使者去江东，表示咱有尊奉的对象，然后打着大义的旗号征剿各部，还怕没理由吗？”慕容廆听了，派长史王济渡海去建康劝进。
汉国相国刘粲让手下王平骗太弟刘乂：“刚接到皇上密诏，说京城要出事，你得让手下穿好铠甲防备意外。”刘乂信了，让宫里人都穿着铠甲待着。刘粲立马跑去告诉靳准、王沈，靳准赶紧报告汉主刘聪：“太弟要造反，都让手下穿好铠甲了！”刘聪吓一跳：“真有这事儿？”王沈等人赶紧说：“我们早听说了，跟您说过好几次，您就是不信啊！”刘聪让刘粲带兵包围东宫。刘粲派靳准、王沈抓了十几个氐、羌酋长，往死里审，把他们吊在高架子上，用烧红的铁烫眼睛，酋长们只好屈招和刘乂谋反。刘聪对王沈等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们多忠心！以后有啥就说，别恨我以前不听你们的。”于是杀了东宫官属和刘乂平时亲近的人，还有靳准、王沈等人平时讨厌的大臣几十人，活埋了一万五千多士兵。夏天四月，废刘乂为北海王，刘粲没多久就让靳准把他杀了。刘乂又帅又有气度，宽厚仁义，所以很多人都归心他。刘聪听说他死了，哭得特伤心：“我们兄弟就剩俩，还不能好好相处，怎么让天下人明白我的心啊！”氐、羌部落叛逃了很多，刘聪让靳准当车骑大将军，去平定叛乱。
【内核解读】
公元317年，即建武元年，是西晋王朝覆灭与东晋政权肇建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的历史叙事，如同一幅乱世长卷，既展现了中原板荡的惨烈，也记录了各方势力在绝境中的抉择与博弈，更暗藏着王朝更迭的历史逻辑。透过这段简练却厚重的记载，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的生存困境与文明韧性。
凉州孤守：西北屏障的坚守与局限
在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之际，凉州（今甘肃一带）成为中原乱局中罕见的“安全孤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凉州牧张实及其家族的经营密不可分。当长安陷落、愍帝出降的消息传来，张实“大临三日”的举动，既体现了对晋室的忠诚，也暗含着对时局的无奈。其叔父张肃因“悲愤而卒”的细节，更折射出士人阶层在王朝倾覆时的精神困境——忠诚无处寄托，救国无力回天。
张实派遣韩璞、张阆等率军东击汉军的行动，展现了凉州势力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这支一万余人的军队，在南安遭遇羌人断路，陷入“粮竭矢尽”的绝境。韩璞“杀车中牛以飨士”的悲壮之举，以及通过情感动员激发士兵斗志的细节，生动刻画了乱世中军事领袖的生存智慧。“念父母乎？”“念妻子乎？”“欲生还乎？”的三连问，将家国情怀与个人生存需求紧密相连，最终实现“大破之”的战果，堪称绝境求生的经典案例。
然而，“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的民谣，既彰显了凉州的相对安定，也暗示了其局限性。凉州虽能自保，却无力扭转全局。韩璞大军最终“卒不能进而还”的结局，印证了西北势力与中原核心区的地缘割裂——在交通不畅、各方割据的背景下，局部的抵抗难以改变整体颓势。这种“倚柱观”的无奈，成为十六国初期边疆势力的共同困境。
江东肇基：东晋政权的草创与合法性构建
长安陷落之后，江东地区成为晋室延续的唯一希望。宋哲携愍帝遗诏抵达建康，为琅邪王司马睿称帝提供了法理依据。司马睿“素服出次，举哀三日”的表演式哀悼，以及面对劝进时“慨然流涕”“当归琅邪”的推辞，看似虚伪，实则是权力交接中的必要程序。这种“三辞三让”的传统，既是对儒家礼法的遵循，也是巩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司马睿最终“依魏、晋故事，称晋王”，建立起东晋的雏形。其政权架构的搭建过程，暗藏着深刻的政治逻辑：以王导为代表的侨姓士族与江东本土势力的平衡，成为政权稳定的关键。王导“世子年长”的谏言被采纳，既维护了宗法制度，也避免了权力继承可能引发的动荡。而刁协、贺循等“谙练旧事”“明习礼学”的大臣被委以重任，则体现了新政权对传统典章制度的依赖——在乱世中，唯有依托旧秩序的象征，才能快速构建新秩序的框架。
东晋政权的合法性构建，还体现在争取各方势力的支持上。刘琨与段匹磾的“歃血同盟”，慕容廆的遣使劝进，看似是对晋室的忠诚，实则是各方势力的现实选择。对于辽东的慕容廆而言，“通使琅邪，劝承大统”是获取“王命”授权的最佳路径，鲁昌“奉诏令以伐有罪，谁敢不从”的建议，道破了乱世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本质。这种“尊晋”表象下的利益博弈，构成了东晋初期的政治生态。
汉赵内乱：少数民族政权的权力诅咒
与东晋草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赵（前赵）政权在权力传承中陷入了残酷内斗。汉主刘聪统治下的内部矛盾，在公元317年达到爆发点。相国刘粲设计陷害太弟刘义的阴谋，堪称权力斗争的典型样本——从“衷甲以备非常”的虚假信息，到靳准、王沈的恶意构陷，再到通过酷刑逼迫氐、羌酋长“自诬谋反”，每一步都充满了阴谋与血腥。
这场政变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诛东宫官属及义素所亲厚者数十人，坑士卒万五千馀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不仅清除了刘粲夺权的障碍，更严重削弱了汉赵政权的统治基础。刘义“形神秀爽，宽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的记载，与刘聪事后“哭之恸”的表演形成强烈反差，暴露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既需要依托汉族士人的支持，又难以摆脱部落政治的权力逻辑，最终陷入“兄弟相残”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氐、羌酋长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直接引发了“氐、羌叛者甚众”的连锁反应。这一细节揭示了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脆弱性：政权内部不仅存在统治家族的权力斗争，还面临着不同部族之间的深刻矛盾。汉赵政权用暴力手段压制矛盾的做法，最终只会加剧统治危机，为其后来的覆灭埋下伏笔。
乱世求生：军事智慧与信仰动员
在普遍的混乱与绝望中，个体与局部势力的生存智慧显得尤为珍贵。荥阳太守李矩在面对汉军三万大军时的应对，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当“畅兵猝至，矩未及为备”时，李矩没有选择硬拼，而是“遣使诈降”麻痹敌军，继而利用“子产祠祷神”的方式动员士气。
“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的宗教宣传，看似迷信，实则是乱世中的有效动员手段。在士兵“皆恇惧”的情况下，信仰成为最强大的精神武器。李矩通过巫祝传递的“神谕”，成功将恐惧转化为“踊跃争进”的斗志，最终实现“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的战果。这一事件揭示了古代战争中“心理战”的重要性——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精神力量往往能决定胜负。
李矩的胜利与韩璞的南安之战形成呼应，两者都体现了乱世中军事领袖的核心能力：不仅需要军事谋略，更需要调动人心的智慧。无论是韩璞的情感动员，还是李矩的信仰动员，本质上都是通过构建“共同目标”凝聚力量，这正是乱世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历史回响：文明延续与秩序重建的伏笔
建武元年的历史事件，看似分散，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主题：旧秩序崩溃后新秩序的重建过程。凉州的坚守、江东的肇基、汉赵的内乱、局部的军事胜利，都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公元317年的历史预示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向：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民族关系从“华夷之辨”转向“胡汉融合”，文明传承从“中原正统”转向“多元并存”。东晋政权在江东的建立，不仅延续了汉族文明的火种，更开启了江南地区开发的序幕；而汉赵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实践，则为后来的“胡汉分治”与“汉化改革”提供了经验教训。
“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的记载，不仅是对战争残酷性的记录，更暗示了文明延续的偶然性。在那个“血没腕”的时代，任何一个局部的稳定区域，都可能成为文明火种的保存地。凉州的相对安全，使其成为后来前秦统一北方的重要基础；而江东的稳定，则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核心载体。
建武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不仅意味着破坏与毁灭，更孕育着新生与重建。在普遍的失序中，每一次忠诚的坚守、每一次智慧的抉择、每一次对秩序的追求，都在为新的平衡与稳定积蓄力量。正是这些在绝望中闪耀的人性光辉与理性智慧，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