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元年（公元307 年，丁卯年）
一开年，正月癸丑日，朝廷搞了个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这时候，吏部郎周穆和他妹夫诸葛玫，找到太傅司马越，说：“皇上能当上太弟，那是张方的主意。清河王本来才是太子，您应该拥立他呀。”司马越直接拒绝，这两人还不死心，又去说，司马越直接怒了，把他俩砍了。
二月，王弥在青州、徐州那一片搞事情，自称征东大将军，把当地官员都给杀了。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当东莱太守去收拾王弥，结果王弥反手就把鞠羡给干掉了。
再说陈敏这边，他治理没啥章法，厉害的人都不跟他混，他家子弟还特别凶暴，到处惹事，顾荣、周鏊们可愁坏了。庐江内史华谭就给顾荣他们写信，说：“陈敏这家伙占着吴、会地区，那就是朝不保夕。你们要么是郡守，要么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却在这奸人手下做事，跟着叛逆，不觉得丢人吗？当年吴武烈父子多牛啊，就陈敏这狡猾的，还有他那几个没本事的弟弟，还想复制人家的辉煌，你们这些聪明人肯定不能答应吧。等朝廷大军打过来，你们还有啥脸见中原的人？”顾荣他们本来就想搞陈敏，看到信，更觉得惭愧，赶紧偷偷派人告诉征东大将军刘准，让他带兵到江边，自己当内应，还剪了头发当信物。刘准就派扬州刺史刘机等人从历阳出发去打陈敏。
陈敏让他弟弟陈昶带好几万人守乌江，历阳太守宏守牛渚。陈敏的弟弟陈处察觉到顾荣他们不对劲，劝陈敏把他们杀了，陈敏不听。陈昶的司马钱广，和周鍪抢舷纾周鼍屯低等们广把陈昶杀了，还放话说州里已经把陈敏杀了，敢乱动的灭三族。钱广就在朱雀桥南集结兵力。陈敏派甘卓去打钱广，把精兵强将都给了他。顾荣怕陈敏怀疑自己，就主动去找陈敏。陈敏说：“你应该出去镇守，咋能来找我？”顾荣就出去了，和周鲆黄鹑案首浚骸耙是江东这事儿能成，咱就一起干。但你看看这形势，能成吗？陈敏就是个普通人，政令变来变去，没个主意，他那些子弟还特别骄傲，肯定得败。咱要是还心安理得地拿他的好处，等他一败，人家把咱脑袋送到洛阳，写上‘逆贼顾荣、甘卓的脑袋’，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甘卓就假装生病，去接女儿，把桥拆了，把船都收到南岸，和周觥9巳倩褂星八勺毯钕嗉驼耙黄鸸ゴ虺旅簟3旅羟鬃源一万多人去打甘卓，士兵们隔着水对陈敏的人喊：“我们本来跟着陈敏干，就是因为顾荣和周觯现在他俩都反了，你们还干啥呢！”陈敏的人一下子就犹豫了，顾荣拿白羽扇一挥，这些人全跑了。陈敏一个人骑马往北跑，在江乘被抓住了，他叹气说：“都怪这些人坑我，才搞成这样！”还对弟弟陈处说：“我对不起你，你没对不起我！”最后陈敏在建业被砍头，还被灭了三族。会稽等郡也把陈敏的弟弟们都杀了。
这时候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刘准镇守寿春。三月己未朔日，周馥把陈敏的脑袋送到了京城。朝廷下诏让顾荣当侍中，纪瞻当尚书郎。太傅司马越征召周龅辈尉，陆玩当属官。陆玩是陆机的堂弟。顾荣他们走到徐州，听说北方越来越乱，就有点犹豫不想走了。司马越给徐州刺史裴盾写信说：“要是顾荣他们磨磨蹭蹭，就按军法处置！”顾荣他们害怕了，又跑回去了。裴盾是裴楷哥哥的儿子，也是司马越妃子的哥哥。
西阳的少数民族在江夏捣乱，太守杨珉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将领们争着出主意，只有骑督朱伺不说话。杨珉问他为啥不说，朱伺说：“你们用嘴打贼，我就靠实力。”杨珉又问他为啥打仗总能赢，朱伺说：“两军对垒，就得忍，他们忍不住，我能忍，所以能赢。”杨珉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
朝廷下诏恢复杨太后的尊号，丁卯日重新安葬，谥号武悼。
庚午日，立清河王司马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诠为皇太子，辛未日又大赦天下。
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事事操心，太傅司马越就不高兴了，非要出去镇守地方。庚辰日，司马越就去许昌镇守了。
朝廷任命高密王司马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事，镇守襄阳；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州军事，镇守长安；东燕王司马腾封为新蔡王，都督司、冀州军事，继续镇守邺城。
公师籓死了以后，汲桑跑回苑中，又召集了一帮人到处抢劫，自称大将军，说要为成都王报仇，让石勒当前锋，一路打一路赢，还封石勒为扫虏将军，然后就去攻打邺城。当时邺城府库里啥都没有，可新蔡武哀王司马腾特别有钱。但司马腾这人特别抠，啥都舍不得给，到了紧急关头，才给将士们每人几升米、一丈尺布，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为他卖命。五月，汲桑打败了魏郡太守冯嵩，直接杀进邺城，司马腾骑马逃跑，被汲桑的将领李丰给杀了。汲桑还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弄出来，放在车上，干啥都先向棺材请示。然后把邺城宫殿烧了，大火烧了十几天。还杀了一万多老百姓，抢了一通就走了。他们从延津渡河，往南攻打兖州。太傅司马越可吓坏了，赶紧派苟曦和将军王赞等人去讨伐。
秦州的流民邓定、訇氐等人占领成固，在汉中抢劫。梁州刺史张殷派巴西太守张燕去攻打。邓定他们饿坏了，就假装向张燕投降，还贿赂他，张燕就没急着进攻。邓定偷偷让訇氐向成国求救，成国的首领李雄派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司空李璜带两万人来救邓定。和成国军队一交战，张燕被打得大败，张殷和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逃跑。过了十几天，李离他们撤回去了，把汉中的老百姓都迁到了蜀地。汉中人句方、白落带着官员和百姓又回去守南郑。
石勒和苟曦在平原、阳平之间对峙了好几个月，打了三十多场仗，各有胜负。七月己酉朔日，太傅司马越在官渡驻扎，给苟曦助威。
己未日，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军事，授予符节，镇守建业。
八月己卯朔日，苟曦在东武阳把汲桑打得大败，汲桑退守清渊。
朝廷还把荆州、江州的八个郡划出来，设立了湘州。
【内核解读】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正值西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西晋末年权力结构崩塌、社会秩序瓦解的乱世图景，也埋下了东晋偏安江南的历史伏笔。从朝堂内部的血腥倾轧到地方势力的割据混战，从士族群体的立场摇摆到流民势力的趁势崛起，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时代的撕裂与重构。
朝堂动荡：权力斗争的白热化
西晋的皇权在“八王之乱”的持续内耗中早已名存实亡，永嘉元年的朝堂依旧延续着血腥的权力逻辑。太傅司马越斩杀吏部郎周穆、御史中丞诸葛玫的事件，看似是对“废立之议”的果断镇压，实则暴露了皇族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周穆等人主张拥立清河王司马覃（原太子），本质上是对晋怀帝司马炽合法性的质疑——毕竟司马炽的“太弟”身份源于权臣张方的操控。司马越的决绝杀戮，既是维护自身权力的必要手段，也预示着西晋皇族已丧失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能力，暴力成为权力博弈的唯一语言。
晋怀帝“亲览大政，留心庶事”的努力，在司马越“固求出籓”的行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司马越出镇许昌，却将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新蔡王司马腾等亲信安置在荆州、关中、邺城等战略要地，形成对中央的隐性控制。这种“遥控朝政”的布局，进一步削弱了皇权的权威，使得西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彻底陷入“强枝弱干”的危险境地，为后续的分裂埋下隐患。
地方割据：士族与野心家的较量
陈敏在江东的崛起与覆灭，是西晋末年地方势力与士族群体互动的典型案例。陈敏凭借军事力量“盗据吴、会”，却因“刑政无章”“子弟凶暴”丧失民心，更关键的是未能获得江东士族的真正支持。顾荣、周龅冉东士族的立场转变，深刻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生存逻辑——他们既不愿依附于“凶狡”的陈敏，也未真正忠诚于西晋朝廷，而是以家族利益和地域存续为核心考量。
华谭的书信成为撬动士族立场的关键。信中“辱身奸人之朝，降节叛逆之党”的道德谴责，与“皇舆东返，俊彦盈朝”的现实威胁，精准击中了士族群体的身份焦虑。而顾荣、周霾叻锤首康墓程，更凸显了士族的影响力：他们无需直接动用武力，仅凭“白羽扇麾之”的象征性行为，便能瓦解陈敏的军队。陈敏的失败印证了一个规律：在门阀政治主导的时代，任何缺乏士族支持的地方割据势力，都难以长久立足。
流民之患：乱世力量的破坏性释放
公师籓死后，汲桑、石勒的崛起标志着流民势力开始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为口号，将流民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军事动员的动力，其“进攻邺城”的行动极具象征意义——邺城作为西晋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被烧杀劫掠至“火旬日不灭”，暴露了西晋地方防御的空虚。
新蔡王司马腾的吝啬加速了邺城的陷落。在危机时刻仅“赐将士米各数升，帛各丈尺”，这种短视的行为使得军队“不为用”，最终导致自身被杀。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西晋宗室的腐朽：他们既无治国之才，又缺乏危机意识，在流民浪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而石勒作为汲桑的“前驱”，在与苟曦的三十馀战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他日后成为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割据势力积累了资本。
战略重构：东晋立国的历史伏笔
永嘉元年的另一重大事件，是琅邪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业。这一任命看似只是西晋的常规地方布局，实则为“永嘉南渡”后东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司马睿能够立足江南，离不开顾荣、纪瞻等江东士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雏形，正是在平定陈敏之乱中形成的——士族群体通过与西晋朝廷的有限合作，既清除了地方野心家，又保留了自身实力，为后续与司马睿集团的合作积累了政治资本。
同时，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与成汉政权的互动，揭示了西晋末年“流民-割据政权”的联动模式。张殷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弃城走”）与成汉政权的扩张（“尽徙汉中民于蜀”），展现了西晋在边疆控制上的全面溃败，也预示着十六国割据局面的即将到来。
时代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纵观永嘉元年的历史事件，可清晰看到西晋灭亡的多重必然性：皇族内斗耗尽了中央权威，士族阶层的利己主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流民起义则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基础。顾荣、周龅仁孔宓摹霸裰鞫事”，汲桑、石勒的“以乱求存”，司马越的“权臣擅政”，本质上都是乱世中不同群体的生存策略，却共同将西晋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这一年的历史也留下了深刻启示：在制度崩溃、秩序瓦解的时代，道德说教与权力压制都难以维系统治，唯有获得核心社会群体的认同、建立稳定的利益共享机制，才能在乱世中求得存续。司马睿后来在江南的立足，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通过与江东士族的合作，构建了新的权力平衡，为东晋续命百年。而永嘉元年的种种乱象，恰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痛苦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