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八，从公元305年（乙丑年）到公元308年（戊辰年），共四年。
永兴二年（公元305 年，乙丑年）
夏天四月，张方又把羊后给废了。
游楷等人攻打皇甫重，打了好几年都没打下来，皇甫重就派他收养的儿子皇甫昌到外面去求救。皇甫昌跑到司空司马越那儿，司马越因为太宰司马颙刚跟崤山以东的势力联合起来，所以不肯出兵。皇甫昌就和以前宫里的人杨篇，假称奉司马越的命令，到金墉城把羊后接了出来。进了宫，就以羊后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说要迎接皇帝回宫。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官员们都跟着他们干；但很快就发现这是假的，于是一起把皇甫昌杀了。司马颙就请求派御史去传达诏令，劝皇甫重投降，皇甫重根本不接受诏令。在这之前，城里的人还不知道长沙厉王司马乂和皇甫商已经死了，皇甫重抓住了御史的车夫，问他：“我弟弟带兵来了，快到了吗？”车夫说：“已经被河间王司马颙给害了。”皇甫重一听脸色大变，立马把车夫杀了。这下城里的人知道没指望有外援了，就一起把皇甫重杀了，然后投降。司马颙任命冯翊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
六月甲子日，安丰元侯王戎在郏县去世。
张辅到了秦州，把天水太守封尚杀了，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严；又召陇西太守韩稚来，韩稚的儿子韩朴就带兵攻打张辅。张辅的军队被打败，他自己也死了。凉州司马杨胤对张轨说：“韩稚擅自杀了刺史，您现在手握大权镇守一方，不能不讨伐他。”张轨觉得有道理，就派中督护汜瑗带着两万人去讨伐韩稚，韩稚就跑到张轨那儿投降了。没过多久，鲜卑人若罗拔能来侵犯凉州，张轨派司马宋配去迎击，斩杀了若罗拔能，俘虏了十多万人，张轨的威名一下子就传开了。
汉王刘渊去攻打东嬴公司马腾，司马腾又向拓跋猗?借兵，卫操劝拓跋猗?帮忙。拓跋猗?就带着几千轻骑兵去救司马腾，还杀了汉王刘渊的将领綦毋豚。皇帝下诏封拓跋猗?为大单于，任命卫操为右将军。甲申日，拓跋猗?去世，他的儿子拓跋普根继位。
东海中尉刘洽因为张方劫持皇帝迁都，就劝司空司马越起兵讨伐张方。秋天七月，司马越向崤山以东的征、镇、州、郡发檄文说：“我打算集结正义之师，去迎接天子，让他回到原来的都城。”东平王司马楙听说这事儿后，害怕了；长史王修就劝司马楙说：“东海王司马越在宗室里威望很高；现在他发起义兵，您要是把徐州交给他，既能躲过灾祸，还能落个谦让的好名声。”司马楙就听了他的话。司马越就以司空的身份兼任徐州都督，司马楙自己当兖州刺史；皇帝下诏，马上派使者刘虔去任命他们。这时候，司马越兄弟都掌握着重要职位，于是范阳王司马虓和王浚等人一起推举司马越为盟主，司马越就自己选拔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员，很多朝廷官员都去投奔他。
成都王司马颖被废之后，河北很多人都挺同情他。司马颖以前的将领公师籓等人自称将军，在赵、魏地区起兵，一下子就聚集了好几万人。当初，上党武乡的羯族人石勒，有胆量有武力，擅长骑马射箭。并州发生大饥荒，建威将军阎粹就劝东嬴公司马腾，把那些胡人抓到崤山以东卖掉，来充实军饷。石勒也被抓走卖了，成了茌平人师懽的奴隶，师懽看他长相不凡，就把他放了。师懽家挨着放马场，石勒就和放马的首领汲桑，带着一群壮士当起了强盗。等公师籓起兵，汲桑和石勒就带着几百骑兵去投奔他。从这时候起，汲桑让石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公师籓带着人攻陷了不少郡县，杀了好多两千石俸禄的官员和长史，一路向前，去攻打邺城。平昌公司马模特别害怕；范阳王司马虓就派他的将领苟曦去救邺城，苟曦和广平太守，谯国的丁绍一起攻打公师籓，把他给打跑了。
八月辛丑日，宣布大赦天下。
司空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管徐州各项军事，留守下邳。司马睿请王导当司马，把军事方面的事儿都交给他。司马越带着三万士兵，往西驻扎在萧县，范阳王司马虓从许昌出发，驻扎在荥阳。司马越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让范阳王司马虓兼任豫州刺史；刘乔觉得司马虓这任命不是皇帝直接下的命令，就发兵抵抗。司马虓任命刘琨为司马，司马越任命刘蕃为淮北护军，刘舆为颍川太守。刘乔给尚书上书，列举刘舆兄弟的罪行，然后带兵攻打许昌，还派他的大儿子刘佑，在萧县的灵壁带兵抵抗司马越，司马越的军队没法前进。东平王司马楙在兖州，不停地征收赋税，搞得郡县的百姓都受不了。范阳王司马虓就派苟曦回到兖州，让司马楙去当青州都督。司马楙不接受命令，还背叛了崤山以东的诸侯，跟刘乔联合起来。
太宰司马颙听说崤山以东有人起兵，特别害怕。因为公师籓是打着为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的旗号，壬午日，司马颙就上表，请求封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给他一千士兵；任命卢志为魏郡太守，跟着司马颖镇守邺城，想借此安抚他们；又派建武将军吕朗驻扎在洛阳。
司马颙还下诏书，命令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司马越等人根本不听。正好这时候收到刘乔的上书，冬天十月丙子日，司马颙就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说：“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制造叛乱。命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自带领自己的部队，和刘乔一起合力讨伐；任命张方为大都督，统领十万精兵，和吕朗在许昌会合，诛杀刘舆兄弟。”司马释是宣帝司马懿弟弟穆王司马权的孙子。丁丑日，司马颙让成都王司马颖带领将军楼褒等人，前车骑将军石超带领北中郎将王阐等人，占据河桥，作为刘乔的后援。还提升刘乔为镇东将军，授予符节。
刘弘给刘乔和司空司马越写信，想让他们化解怨恨，停止用兵，一起辅佐王室，可他俩都不听。刘弘又上表说：“最近这段时间，战乱不断，猜忌和灾祸频发，各个王爷之间互相猜疑，矛盾重重，灾难甚至蔓延到宗室子弟身上。今天还被认为是忠诚的，明天就可能被当成叛逆，立场变得比翻书还快，还都争当挑起战争的人。有史以来，骨肉相残的灾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的，我实在是痛心啊！现在边疆没有储备防御的物资，中原地区百姓生活困苦，而朝廷的重臣们，不考虑国家大局，只争一些平常的利益，还互相伤害。万一四方的少数民族趁着咱们内乱来捣乱，这就好比两只老虎互相争斗，最后便宜了卞庄（典故：卞庄刺虎，两虎相争，卞庄等它们两败俱伤时将它们一举拿下）。我觉得应该赶紧下明确的诏书给司马越等人，让他们消除猜疑，各自守护好自己的辖区。从今往后，要是有不接到诏书就擅自起兵的，天下人一起讨伐他。”当时太宰司马颙正忙着抵抗关东的势力，还指望刘乔帮忙呢，根本不采纳刘弘的建议。
刘乔趁着许昌防守空虚，就带兵攻打并占领了许昌。刘琨带兵去救许昌，没赶上，就和他哥哥刘舆以及范阳王司马虓一起逃到了黄河以北；刘琨的父母被刘乔抓住了。刘弘因为张方太残暴，料定司马颙肯定会失败，就派参军刘盘为督护，带领各路军队听从司空司马越的指挥。
【内核解读】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是西晋“八王之乱”进入尾声却又酝酿更大风暴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破碎的镜子，映照出西晋王朝在权力厮杀、族群矛盾、社会崩溃中的挣扎与沉沦，也为后续“五胡乱华”的历史变局埋下了多重伏笔。透过这些简练的史笔，我们能清晰看到一个王朝从内部瓦解的典型路径。
权力游戏：皇族内斗的无底线化
这一年的核心矛盾，依然是皇族诸王对最高权力的疯狂争夺，但斗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已远超此前。张方废黜羊皇后的举动，看似是权臣对后宫的操控，实则是河间王颙通过代理人对皇权的公然践踏，标志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逻辑彻底取代了正常的统治秩序。而东海王越以“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名起兵，本质上仍是另一场权力博弈的开始——诸侯们早已不在乎“天子”的尊严，只在乎谁能成为新的操控者。
皇族内部的信任体系已完全崩塌。东平王楙面对东海王越的起兵，第一反应是“惧”，最终通过“举徐州以授之”的妥协换取自保，这正是皇族成员在乱世中“苟活优先”心态的缩影。刘乔与范阳王虓的冲突，则将这种内斗推向白热化：为争夺豫州控制权，昔日的盟友瞬间反目，朝廷诏书沦为各方攻击对手的工具。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河间王颙为拉拢势力，竟重新启用已被废黜的成都王颖，试图利用其残余影响力稳定河北，这种“饮鸩止渴”的操作，恰恰暴露了皇族内部已无可用之材、只能反复消耗旧人声望的窘境。
社会失序：从官逼民反到族群裂变
永兴二年的社会图景，是一幅由饥荒、战乱、压迫构成的悲惨画卷。并州大饥荒中，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的举动，堪称激化族群矛盾的典型事件。石勒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当时胡人在中原政权压迫下生存状态的缩影——当一个政权将特定族群视为“商品”而非“子民”时，反抗便只是时间问题。石勒从奴隶到“群盗”的转变，本质上是被暴力统治逼出的生存选择，而公师籓起兵后“众至数万”的规模，则印证了河北地区对西晋统治的普遍不满。
地方秩序的崩溃同样触目惊心。秦州刺史张辅试图以杀戮立威，结果反被陇西太守韩稚所杀，显示地方官员已彻底抛弃“牧民”职责，转而信奉“暴力至上”的丛林法则。凉州虽因张轨的强硬手段暂时稳定（斩杀鲜卑若罗拔能、俘十余万口），但其“威名大振”的背后，是通过战争掠夺维持统治的现实，这种“以战养战”的模式注定难以持久。从中央到地方，正常的行政体系已完全失效，武力成为唯一的“通行证”，这正是王朝崩溃前的典型特征。
族群博弈：胡汉力量的此消彼长
这一年，北方族群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汉王刘渊对东嬴公腾的持续攻击，标志着内迁胡人政权开始主动挑战西晋权威。拓跋猗?救援腾并斩杀汉将綦毋豚的胜利，虽暂时帮助西晋稳住战线，但朝廷“假猗?大单于”的册封，实则承认了鲜卑势力的合法性与独立性。拓跋猗?死后其子普根代立，这种“部落传承优先于朝廷任命”的模式，预示着北方草原力量已脱离西晋管控，开始自主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族群冲突尚未完全激化，各方仍存在合作可能：卫操劝拓跋猗?助晋、刘弘试图调解刘乔与越的矛盾，都显示跨族群、跨阵营的理性声音尚未完全消失。但河间王颙对刘弘“两释猜嫌，共保王室”建议的拒绝，以及朝廷对胡人持续的压迫政策，最终将这些理性声音淹没。当西晋统治者既无法解决内部矛盾，又不愿平等对待族群问题时，其统治基础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启示：王朝崩溃的共性逻辑
永兴二年的历史，揭示了王朝崩溃的三大核心逻辑：
权力合法性的丧失：从张方废后到诸王混战，西晋皇族通过不断破坏规则、践踏伦理，彻底透支了“天命所归”的统治合法性，“奉迎天子”不过是争夺权力的借口。
社会基础的瓦解：饥荒中的人口贩卖、地方官的相互残杀、百姓的大规模叛乱，显示西晋已失去对土地、人口、资源的有效控制，社会生产体系濒临崩溃。
族群矛盾的激化：将胡人视为“战利品”的压迫政策，不仅制造了石勒这样的反抗者，更将潜在的盟友推向对立面，为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族群冲突的引线。
从永兴二年的乱象中，我们已能清晰看到西晋灭亡的结局：当一个政权既无道德感召力，又无治理能力，更无法平衡内部矛盾时，即便没有外敌入侵，其崩塌也只是历史的必然。而石勒的崛起、拓跋氏的壮大、张轨在凉州的割据，实则是在旧秩序废墟上孕育新秩序的开始——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与动荡，但历史的车轮终究在混乱中缓缓转向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