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八年（公元272 年，壬辰年）
开春正月，监军何桢去征讨刘猛，屡战屡胜，还偷偷用好处诱惑刘猛左部的大帅李恪，李恪就把刘猛给杀了，然后投降了。
二月辛卯日，皇太子把贾妃娶进门了。贾妃十五岁，比太子大两岁，既善妒又特别会耍心眼，太子对她又喜欢又有点怕。
壬辰日，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司马孚这人，忠诚又谨慎，当年宣帝掌权的时候，他就一直很低调，懂得退让。后来碰到废立皇帝这种大事，他也从来没参与过谋划。景帝、文帝因为司马孚辈分高，也不敢对他咋样。等到现在这位皇帝即位，对他更是礼遇有加。元旦朝会的时候，皇帝下诏让司马孚坐着轿子上殿，自己还在台阶那儿迎接下拜。等司马孚坐下，皇帝还亲自端酒杯给他敬酒，完全是家人间的礼节。每次皇帝下拜，司马孚都赶紧跪着制止。司马孚虽然备受尊崇宠爱，但他可不觉得这是啥荣耀的事儿，整天还忧心忡忡的。快不行的时候，留下遗言：“我司马孚，字叔达，是魏国的正直之士，比不上伊尹、周公，也不像伯夷、柳下惠，一辈子坚守正道，始终如一。我死了就给我穿平常的衣服，用素棺收敛就行。”皇帝下诏赐了东园温明秘器，各种葬礼安排，都按照汉代东平献王的旧例来。司马孚家里人遵照他的遗愿，朝廷给的那些丧葬器物，一件都没用。
皇帝和右将军皇甫陶讨论事儿，皇甫陶跟皇帝争论起来，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治皇甫陶的罪，皇帝说：“忠诚正直的话，就怕听不到。郑徽这是越权乱上奏，哪是我的意思！”于是就把郑徽的官职给免了。
夏天，汶山的白马胡跑去侵扰其他部落，益州刺史皇甫晏就想带兵去征讨。典学从事蜀郡的何旅等人劝他：“这帮胡夷互相残杀，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算不上啥大麻烦。现在大夏天出兵，马上就要下雨涨水了，肯定会有瘟疫，不如等到秋冬再做打算。”皇甫晏根本不听。有个叫胡康木子的人烧香诅咒说出兵肯定败，皇甫晏觉得他这是扰乱军心，直接就给斩了。大军走到观阪的时候，牙门张弘等人觉得汶山道路太险，又害怕胡人的兵力，于是夜里就造反了，把皇甫晏给杀了，这一闹军中大乱，兵曹从事犍为的杨仓带着兵奋力抵抗，最后战死。张弘还诬陷皇甫晏，说他“带着大家一起造反”，所以才杀了他，还把脑袋送到京城。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当时正在给母亲守丧，听说这事儿后，赶到洛阳去证明皇甫晏没造反，可张弘这帮人还纵容士兵到处抢劫。广汉主簿李毅跟太守弘农王濬说：“皇甫侯出身普通读书人，他图啥要造反！广汉离成都这么近，却归梁州管，朝廷这么安排就是为了控制益州的关键地方，防止的就是今天这种变故。现在益州出乱子了，咱们广汉也得跟着遭殃。张弘这种小喽啰，没人会支持他，咱们应该马上出兵讨伐，不能错过机会。”王濬想先向上级请示，李毅说：“杀害长官的贼子，这罪大恶极，不能按常规办事，还请示啥！”王濬就发兵去讨伐张弘。皇帝下诏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王濬出击，把张弘给斩了，还灭了他三族。王濬也因此被封为关内侯。
以前，王濬是羊祜的参军，羊祜特别了解他。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跟羊祜说：“王濬这人志向大还爱奢侈，不能把重要的事儿交给他，得想办法限制他。”羊祜说：“王濬很有才能，以后肯定能实现他的抱负，肯定能用得上。”后来就把王濬调去当车骑从事中郎。王濬在益州，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好多蛮夷都来归附他。没多久又升为大司农。当时皇帝和羊祜正秘密谋划着攻打吴国，羊祜觉得攻打吴国得借助长江上游的优势，就偷偷上表，请求让王濬再当益州刺史，去训练水军。很快，王濬就被加封为龙骧将军，监管益、梁等地的军事。
皇帝下诏让王濬停止屯田兵的工作，集中精力打造战船。别驾何攀觉得：“屯田兵就五六百人，造船哪能一下子就弄好，后面的还没造出来，前面造好的都烂了。应该召集各郡的兵，凑一万多人来造，年底就能完工。”王濬想先上报等批复，何攀说：“朝廷突然听说要召集一万兵，肯定不会同意，不如直接先召集，就算到时候被驳回，可船都造得差不多了，他们也没办法。”王濬就听了何攀的，让他负责打造战船和兵器。于是就开始造大船，这船长达一百二十步，能装两千多人，用木头建成城墙的样子，上面还有了望楼，开了四个门，在船上都能骑马跑来跑去。当时造船削下来的木片，顺着江水往下漂，吴国建平太守吴郡的吾彦捞到这些木片后，就上报给吴主说：“晋朝肯定有攻打咱们吴国的计划，应该增加建平的兵力，守住关键地方。”吴主根本不听。吾彦没办法，只好弄了个铁锁把江面横拦住。
王濬虽然接到朝廷命令招募士兵，但没有虎符，广汉太守敦煌人张斅就把王濬的从事抓起来，还上奏朝廷。皇帝把张斅召回来，责备他：“你为啥不先秘密汇报，就直接抓人？”张斅说：“蜀地离朝廷太远了，当年刘备就利用过这一点割据。我直接抓人，还觉得这手段算轻的呢。”皇帝听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壬辰日，朝廷大赦天下。
秋天七月，贾充被任命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这些职位还照旧。贾充和侍中任恺都很受皇帝宠信，贾充一心想独揽大权、名声，就特别忌恨任恺，这下朝廷官员们各自选边站，朋党之争闹得沸沸扬扬。皇帝知道这事儿后，就在式乾殿请贾充和任恺吃饭，跟他们说：“朝廷应该团结，大臣之间要和睦相处。”贾充和任恺赶紧各自下拜谢罪。可后来他俩看皇帝虽然知道这事儿但没责备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表面上互相尊重，心里的怨恨却越来越深。贾充就推荐任恺当吏部尚书，任恺进宫拜见皇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就和荀勖、冯紞趁机一起说任恺的坏话，任恺因此获罪，被罢官回家。
八月，吴主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步阐一家世代都在西陵，突然被征召，他觉得自己丢了官职，还害怕有人在吴主面前说他坏话，九月，就占据西陵城投降了晋朝，还派哥哥的儿子步玑、步璿去洛阳做人质。晋朝皇帝下诏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还兼任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天十月辛未朔日，发生了日食。
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史杨欣上表，让敦煌令梁澄代理太守。可功曹宋质却把梁澄给罢免了，上表推荐议郎令狐丰当太守。杨欣派兵去收拾宋质，结果被宋质打败。
吴国的陆抗听说步阐叛变，赶紧派将军左弈、吾彦等人去讨伐。晋朝皇帝派荆州刺史杨肇去西陵接应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率领步兵从江陵出发，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水军攻打建平，去救步阐。陆抗下令西陵各军修筑坚固的包围圈，从赤谿一直到故市，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抵御晋朝的军队，日夜催促，就好像敌人已经到眼前一样，大家都累得够呛。将领们劝他：“现在应该趁着咱们军队士气正旺，赶紧攻打步阐，等晋朝救兵到的时候，肯定能把西陵城拿下，何必修这个包围圈，白白耗费军民的力气！”陆抗说：“西陵城地势险要，粮食又充足，而且各种防御设施，都是我以前规划布置好的，现在去反攻，一时半会儿根本攻不下来。要是晋朝的援兵到了，咱们没有防备，里外受敌，拿什么抵抗！”将领们还是都想攻打步阐，陆抗为了服众，就同意让大家试着攻一次，果然没啥收获。包围圈刚修好，羊祜的五万大军就到江陵了。将领们都觉得陆抗不应该去西陵，陆抗说：“江陵城坚固，兵力也充足，没什么可担心的。就算敌人占了江陵，他们也守不住，损失不大。但要是晋朝占了西陵，那南山的那些少数民族都会跟着闹事，这祸患可就大了！”于是就亲自率领大军赶赴西陵。
【内核解读】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是西晋建立后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看似平常的军政事件背后，实则暗藏着西晋王朝的深层矛盾与历史走向的关键伏笔。从宫廷权力博弈到边疆军事冲突，从朝堂礼制争议到伐吴战略布局，一系列事件共同勾勒出西晋初年的政治生态与时代特征。
边疆治理：从平定叛乱到战略布局
这一年的边疆事务呈现出“平乱—失控—布局”的复杂脉络。正月，监军何桢通过“潜以利诱”的策略，成功策反刘猛部将李恪，以最小代价平定了北方部族叛乱。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虽显权术，却也反映出西晋初年对边疆部族的柔性控制思路，避免了大规模军事消耗。
而益州的局势则暴露了边疆治理的隐患。益州刺史皇甫晏执意违背时令出兵征讨白马胡，不仅无视典学从事何旅“盛夏出兵必遭疾疫”的理性劝谏，更因胡人头领“军出必败”的预警而滥杀无辜，最终激化矛盾。牙门张弘的叛乱虽被广汉太守王濬平定，但事件折射出西晋地方军政体系的脆弱性——边将专断、军纪松弛、上下离心的问题已初现端倪。
值得关注的是王濬在益州的崛起。羊祜力排众议保荐这位“志大奢侈”却“有大才”的将领，为西晋伐吴战略埋下关键伏笔。王濬在益州“大作舟舰”的举动极具战略眼光，其建造的“长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的大型战船，配备“楼橹四出、驰马往来”的攻防体系，已然构建起足以突破长江天险的水军基础。而吴建平太守吾彦“铁锁横断江路”的应对，更凸显出晋吴对峙已进入实质性军备竞赛阶段。
宫廷内外：权力结构的隐忧
宫廷层面的事件深刻揭示了西晋权力结构的内在矛盾。二月皇太子纳贾妃（贾南风）的婚姻，看似寻常却影响深远。史载贾妃“妬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这段畸形的帝后关系为日后“八王之乱”埋下隐患。十五岁的太子受制于年长两岁的妃子，既反映出西晋门阀政治下外戚势力的过早介入，也预示着未来皇权继承体系的不稳定。
安平献王司马孚之死则折射出西晋皇室的伦理困境。这位九十三岁的宗室元老，以“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的处世哲学，在曹魏与西晋更迭中保持了人格独立。他临终强调“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的身份认同，实则是对司马氏篡魏的无声抗议。晋武帝虽以“家人礼”尊崇这位叔父，却无法消解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焦虑。司马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的状态，恰是西晋初年统治集团内心矛盾的缩影。
朝堂之上，晋武帝与皇甫陶的“争言”事件展现了帝王权术的两面性。武帝以“忠谠之言，唯患不闻”为由罢免弹劾皇甫陶的郑徽，看似鼓励直谏，实则是对官僚体系的权力平衡——既需维护君主权威，又需营造“纳谏”形象。这种看似开明的姿态，未能改变西晋朝堂逐渐形成的朋党之风，为日后政治分裂埋下伏笔。
军政博弈：战略抉择与制度缺陷
泰始八年的军事冲突中，最具戏剧性的当属西陵之战。吴将步阐因“猝被征”而恐惧叛降西晋，引发晋吴两国的直接对抗。陆抗的应对堪称军事战略的典范：他坚持“筑严围以御内外”的战术，拒绝诸将“急攻阐”的冒进建议，最终凭借稳固防御化解了西晋三路援军的攻势。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陆抗的军事才能，更暴露了西晋军事协调的缺陷——羊祜、杨肇、徐胤三路兵马未能形成有效配合，反映出西晋军事指挥体系的松散。
而西晋朝堂的朋党之争已初露锋芒。贾充与任恺的权力博弈，从“帝召宴和解”到“外相崇重，内怨益深”，最终以贾充借荀勖、冯紞之力扳倒任恺告终。这种“以谮言废重臣”的操作，破坏了朝堂政治生态，开启了西晋“以私废公”的恶劣先例。晋武帝虽明知“朋党纷然”却未能有效遏制，反映出其统治手腕的软弱与对门阀势力的妥协。
敦煌的权力真空更凸显地方治理的漏洞。太守尹璩死后，凉州刺史杨欣与功曹宋质的权力争夺演变为武装冲突，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之薄弱可见一斑。这种地方势力擅权的现象，与西晋初年分封制度的弊端相互交织，成为王朝后期“八王之乱”的预演。
历史启示：盛世表象下的危机伏笔
泰始八年的历史事件，如同多棱镜般折射出西晋王朝的深层困境。表面上，晋武帝通过礼遇宗室、鼓励直谏、布局伐吴展现出开国君主的气象；但实质上，门阀专权（贾充朋党）、继承隐患（太子与贾妃关系）、边疆失控（益州、敦煌之乱）、制度缺陷（军事指挥松散）等问题已全面浮现。
王濬在益州的水军建设与陆抗在西陵的防御部署，预示着南北统一战争的临近；而贾南风入宫、司马孚之死、朋党之争等事件，则暗示着西晋内部的权力危机。这一年的历史证明：一个王朝的兴衰不仅取决于战略布局的宏大，更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统治集团的自我约束能力。西晋在泰始八年埋下的伏笔，终将在数十年后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形式爆发，成为中国历史上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