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庚辰年）
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夏天四月，朝廷下诏让有关部门遵循之前的命令，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赐九锡。
五月己丑日，魏国皇帝眼看着自己的权威一天天丧失，愤怒到了极点。这天，他把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那是路人都知道啊！我可不能干坐着，等着被他废掉受辱，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劝道：“以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结果出兵失败，失去了国家，被天下人笑话。现在司马昭大权在握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到处都是愿意为他卖命的人，他们根本不顾什么是非对错，这种情况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咱们宫廷的宿卫力量空虚，兵器铠甲也又少又差，陛下您靠什么去讨伐他呢？您要是贸然行动，恐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啊！这祸事的后果难以预料，您一定要慎重考虑啊！”皇帝听了，直接从怀里掏出写在黄绢上的诏书，扔到地上，大声说：“我心意已决！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还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宫去告诉太后。王沈和王业吓得赶紧跑去给司马昭通风报信，还叫王经一起去，王经坚决不从。
皇帝于是拔剑登上辇车，带着殿中的宿卫、奴仆和小太监，大喊大叫着冲了出去。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在东止车门遇到了皇帝，皇帝身边的人大声呵斥，司马伷的手下吓得纷纷逃走。这时，中护军贾充从外面进来，在南阙下和皇帝打了起来，皇帝亲自挥剑迎敌。贾充这边的人有点想后退，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这该怎么办啊？”贾充说：“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天这种情况，没什么可说的，照做就是！”成济听了，立刻抽出长戈，上前刺向皇帝，皇帝当场死在了车下。司马昭听说后，大吃一惊，吓得直接摔倒在地。太傅司马孚赶忙跑过去，把皇帝的头枕在自己大腿上，哭得那叫一个伤心，边哭边说：“陛下被杀，这都是我的罪过啊！”
司马昭走进宫殿，召集大臣们开会商量对策。尚书左仆射陈泰一开始没到，司马昭让陈泰的舅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世人都说我和舅舅您差不多，可现在看来，舅舅您还不如我呢。”家里的晚辈和亲戚们都一个劲儿地催他，陈泰没办法，只好进宫。见到司马昭后，陈泰悲痛万分。司马昭也对着他哭着说：“玄伯（陈泰字玄伯），你说我该怎么办啊？”陈泰说：“只有杀了贾充，才能稍微向天下人谢罪。”司马昭沉默了好久，才说：“你再想想别的办法。”陈泰说：“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了。”司马昭听了，就不再说话。荀顗是荀彧的儿子。
太后下了道命令，列举高贵乡公（即魏国皇帝曹髦）的所谓罪状，把他废为平民，用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还把王经和他的家属抓起来，交给廷尉治罪。王经向母亲谢罪，他母亲神色平静，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啊，我就怕死得没有价值。现在能和你一起赴死，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等到被处死的时候，王经过去的下属向雄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整个街市的人都被感动了。王沈因为通风报信有功，被封为安平侯。庚寅日，太傅司马孚等人上书，请求用王的礼节安葬高贵乡公，太后答应了。然后派中护军司马炎到邺城去迎接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璜，让他来继承明帝的皇位。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
辛卯日，大臣们上奏太后，请求从今以后太后发布的命令都称为诏制。
癸卯日，司马昭坚决推辞相国、晋公和九锡这些任命，太后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
戊申日，司马昭上奏说：“成济兄弟大逆不道。”于是将他们灭族。
六月癸丑日，太后下诏让常道乡公改名为曹奂。甲寅日，常道乡公进入洛阳，当天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仅十五岁。他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丙辰日，朝廷下诏，像之前一样再次晋升司马昭的爵位，加赐九锡，司马昭又坚决推辞，这才作罢。
癸亥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观为司空。
吴国都尉严密建议开凿浦里塘，大臣们都觉得这事儿太难办。只有卫将军陈留人濮阳兴觉得能成，于是召集各路军民去施工。结果这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那叫一个多，根本数不清，好多士兵还丢了性命，老百姓也都又愁又怨。
会稽郡传出谣言，说会稽王孙亮会重新当皇帝。孙亮的宫女又告发孙亮让巫师祈祷诅咒，还说了些不好的话，有关部门把这事奏报给了皇帝。吴国皇帝就把孙亮贬为侯官侯，打发他去自己的封国。孙亮没办法，只好自杀了，护送他的人也都被治了罪。冬天十月，阳乡肃侯王观去世。
十一月，朝廷下诏尊崇燕王，用特殊的礼仪对待他。
十二月甲午日，任命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尚书王沈去当豫州刺史。刚到任，他就下达了一道指令，告诉下属各城官员以及当地的士人百姓：“要是有人能指出地方长官的好坏，说说老百姓的难处，就赏给他五百斛谷子。要是能说出我这个刺史的得失，或者对朝政的宽松严厉提出看法，就赏一千斛谷子。”主簿陈廞和褚?进去对王沈说：“大人您这指令是想听听大家的真心话，还设立了奖赏来鼓励大家。但我们担心那些正直耿介的人可能会因为顾忌奖赏而不愿开口，而那些贪心的人却可能为了利益乱说一通。要是他们说的不合适，您又不能随便给赏，这样一来，远处听说这事的人就不知道您到底会不会兑现承诺，只看到说了也没用，就会觉得您这是摆样子，并不会真的实行。我们觉得这事儿可以稍微缓一缓再办。”王沈又下指令说：“对上级有好处，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君子的操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褚?又进去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让大臣们忠诚进谏，是因为他们的诚恳之心大家都能看到。冰和炭不用说话，它们冷热的特性大家也都清楚，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有这样的特质。要是您真心喜欢忠诚正直的话，就像冰炭的特性一样自然，那么直言敢谏的话不用您去求，自然就会有人说。要是您的德行比不上尧、舜，贤明赶不上周公，本质上也不像冰炭那样有明显特质，就算悬赏再多，忠诚的谏言也不一定能听到啊。”王沈听了，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景元二年（公元261年，辛巳年）
春天三月，襄阳太守胡烈上奏说：“吴国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个屯营的人一起商量着要归降我们，还派使者送来了人质，希望我们派郡里的军队到江边去接应他们。”朝廷下诏让王基安排各路军队直接到沮水去迎接，并说：“如果邓由等人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就趁这个机会在长江一带制造声势，震动吴国。”王基接到诏书后，赶紧派人骑快马给司马昭送去一封信，信里说邓由等人的情况很可疑，还说：“我们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不适合马上就派大军深入去接应他们。”又说：“夷陵东西两边的道路又险又窄，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和竹子，要是突然遇到险要的地方，连弩和马都施展不开。现在咱们的弓箭因为天气潮湿变得疲软，雨水又刚刚降下，这个时候放弃繁忙的农事，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好处，这是很危险的事啊。之前姜维进攻上邽，文钦占据寿春，都是深入敌境求利，结果最后都失败了，这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值得我们借鉴啊。嘉平年间以来，国内多次发生内乱，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稳定国家，安抚上下，努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让老百姓安心，不适合轻易发动大军去追求外部的利益。”司马昭收到王基的信后，心里也犯起了嘀咕，于是下令已经上路的各路军队，先暂时停在原地，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了封信，说：“以前汉高祖听了郦食其的建议，打算封六国的后人，后来听了张良的计谋，赶紧把封印销毁了。我智谋短浅，确实比不上张良，但我也担心在襄阳这里会犯像郦食其那样的错误。”司马昭看了信，就下令撤兵，还写信回复王基说：“一般处理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只会顺着我的意思，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实实在在地把道理说清楚。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忠诚和爱护，每次看到你的提醒，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现在已经把军队撤回了。”后来，邓由等人果然没有投降。胡烈是胡奋的弟弟。
秋天八月甲寅日，朝廷又下令给司马昭晋升爵位，像之前一样，司马昭还是不接受。
冬天十月，蜀汉皇帝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一起处理尚书事务，任命侍中樊建为尚书令。当时，中常侍黄皓掌握大权，董厥和诸葛瞻都没办法纠正他的行为，很多士大夫都去依附黄皓，只有樊建不跟黄皓来往。秘书令郤正长期在宫中任职，和黄皓住得很近，在一起共事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淡泊自守，以读书为乐。他既不被黄皓喜欢，也不被黄皓讨厌，所以官职一直不高，不过六百石，但也没遭什么灾祸。蜀汉皇帝的弟弟甘陵王刘永很讨厌黄皓，黄皓就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害得刘永十年都不能上朝拜见皇帝。吴国皇帝派五官中郎将薛珝到蜀汉访问，薛珝回来后，吴国皇帝问他蜀汉政治上有什么得失，薛珝回答说：“蜀汉的皇帝昏庸，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大臣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位，避免获罪。在朝堂上听不到直言进谏的声音，走在野外，看到老百姓都面黄肌瘦。我听说燕雀在堂上筑巢，母鸟和小鸟都自得其乐，以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一旦房子着火，栋梁被烧断，燕雀还浑然不觉大祸将至，说的大概就是蜀汉现在的情况吧！”薛珝是薛综的儿子。
这一年，鲜卑索头部的首领拓跋力微，第一次派他的儿子沙漠汗到中原进贡，沙漠汗就留在中原做人质。拓跋力微的祖先一直住在北方的荒蛮之地，不和中原地区交往。到了可汗毛的时候，部落才开始强大起来，统治了三十六个国家，有九十九个大姓。又过了五代，到了可汗推寅，他带领部落南迁到大泽。再往后七代，到了可汗邻，可汗邻让他的七个兄弟和族人乙旃氏、车惃氏分别统领部众，形成了十个部族。可汗邻年老后，把首领的位置传给了儿子诘汾，让他继续南迁，于是就定居在匈奴原来的地方。诘汾去世后，拓跋力微继位，又把部落迁到定襄的盛乐，部众越来越多，其他部落都很敬畏，纷纷服从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三国末期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动荡与权力博弈，其中既有皇室与权臣的激烈冲突，也有各国内部的治理危机，可从多维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曹魏：皇权崩塌与权臣的“合法性困境”
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的对抗，是曹魏皇权彻底旁落的标志性事件。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道破了权臣专权的实质，但他以“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的冲动方式反抗，最终身死南阙，暴露了末代君主在绝对权力差距下的无力。
司马昭在弑君后的操作极具权谋色彩：
表面“大惊自投于地”，借太傅孚之口营造“哀痛”假象；
诛杀成济兄弟并夷族，以“替罪羊”平息舆论；
逼尚书陈泰认可“次策”，回避“斩贾充”的核心诉求，既保全核心亲信，又维持表面程序；
通过太后下诏废曹髦为庶人、另立常道乡公曹奂，将政变包装为“天命转移”。
但这种“弑君立君”的模式，彻底摧毁了曹魏的道德根基。司马昭虽多次“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却难掩篡权本质，其后代晋武帝司马炎的“禅让”不过是完成这一过程的最后步骤。
蜀汉：衰亡前夜的政治溃烂
蜀汉的衰落在此段记载中呈现得尤为清晰：
后主刘禅昏庸，对黄皓专权“不知其过”，连亲弟弟刘永都因得罪黄皓而“十年不得朝见”；
重臣董厥、诸葛瞻“不能矫正”，士大夫多依附宦官，唯有樊建、郤正等少数人保持独立，朝堂已无直言进谏之风；
薛珝所见“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直击蜀汉后期民生凋敝、政治僵化的本质，“燕雀处堂”的比喻更是精准预言了其覆灭命运。
黄皓的专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刘禅昏聩、朝臣妥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印证了“亲贤臣，远小人”对蜀汉存亡的关键意义。
东吴：内部动荡与治理失当
东吴此时深陷权力内耗与决策失误：
废帝孙亮被诬陷“使巫祷祠有恶言”，最终自杀，卫送者被追责，可见皇权更迭后的残酷清算；
都尉严密建议修建浦里塘，濮阳兴不顾“群臣皆以为难”强行推进，导致“功费不可胜数，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反映出权臣主导下的工程建设已沦为劳民伤财的弊政；
会稽郡“王亮当还为天子”的谣言，暗示民间对当前政权的不满，而统治者的应对方式仍是高压镇压。
从孙綝废孙亮到孙休即位后的清算，东吴的宗室内斗与政策失当不断消耗国力，与蜀汉形成“难兄难弟”的衰亡轨迹。
边地势力的崛起伏笔
鲜卑索头部拓跋力微“遣子入贡为质”的记载，看似与三国主线无关，实则埋下了后世历史的重要伏笔。拓跋部从“不交南夏”到主动与中原政权接触，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开始介入中原政治格局，为西晋灭亡后“五胡乱华”及北魏崛起埋下了线索，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多线性。
共性反思：权力结构与统治逻辑
三国末期的共性危机在于：
权力过度集中于权臣或宦官，正常政治机制失灵（如曹魏的司马昭、蜀汉的黄皓）；
统治者缺乏长远眼光，或冲动冒进（曹髦），或昏庸无为（刘禅），或刚愎自用（濮阳兴）；
基层民生被忽视，“民皆菜色”“士卒多死亡”成为常态，失去民心根基。
这段历史也揭示了封建王朝的周期性困境：当权力制衡失效、民心离散，无论曾经多么强盛的政权，都难逃衰亡命运。而薛珝“燕雀处堂”的感叹，不仅是对蜀汉的评判，更是对所有沉迷安逸、无视危机的统治阶层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