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丁卯年）
春天正月，吴国的全琮去世了。
二月，发生了日食。
当时，尚书何晏这帮人紧挨着曹爽，组成小团伙，还特别爱改动国家的规章制度。太尉蒋济就上奏章说：“以前大舜帮忙治理国家，就提醒大家别搞小圈子；周公辅佐朝政的时候，对结交朋党这事儿也特别谨慎。国家的法度，那得是超厉害的天才，才能制定并传下去，哪是一般小官能随便改的呀！改了对治理国家没啥好处，还净伤害老百姓。应该让文武大臣们各干各的本职工作，保持清正廉洁，这样才能感召来祥瑞，国家和和气气的！”
吴王下令把武昌宫的材料和瓦片挪去修建业宫。有关部门上奏说：“武昌宫都二十八年了，材料恐怕用不了了，应该让各地再去砍伐木材运来。”吴王说：“大禹就觉得宫殿低点、朴素点挺好。现在打仗还没结束呢，到处都在收税，如果再去砍树运材料，就耽误老百姓种地养蚕了。把武昌宫的材料瓦片搬过去能用就行。”于是就搬到南宫住。到了三月，开始改建太初宫，还让将领们和各州郡都义务帮忙干活。
大将军曹爽听了何晏、邓飏、丁谧的主意，把太后赶到永宁宫，自己独揽朝政，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党羽，还老是改动制度。太傅司马懿想管也管不了，就和曹爽产生矛盾了。五月，司马懿开始装病，不再参与政事。
吴国的丞相步骘也去世了。
魏国皇帝喜欢跟一些没什么正形的小喽啰混在一起，在后花园游玩设宴。秋天七月，尚书何晏上奏说：“从今往后，皇上到式乾殿或者去后花园，都应该带上大臣，问问政事，讲讲经义，给后世立个好规矩。”冬天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奏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可以别在后花园骑马玩了，出门就坐辇车或者乘车，这是天下人的福气，也是我们做臣子的心愿。”但皇帝根本不听他们的。
吴王在建业召集了好多人，还放话说要去攻打魏国。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分析分析这事儿。王基说：“现在陆逊这些人都死了，孙权也老了，国内没有厉害的继承人，朝中也没有能出主意的主心骨。孙权自己带兵出去吧，又怕国内突然出乱子，就像痈疽溃烂一样；派将领出去吧，老将都没了，新将又不太靠谱。他这也就是想扩充点势力，保护自己罢了。”后来吴国果然没出兵。
这一年，雍州、凉州的羌胡背叛魏国，投降蜀汉。蜀汉的姜维就带兵到陇右接应，和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西打起来了。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人带着部落投降了姜维，姜维就把他们迁到蜀汉。郭淮去攻打羌胡的残余势力，都给平定了。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戊辰年）
春天二月，中书令孙资，在癸巳日，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日，司徒卫臻，都辞职了，拿着侯爵的待遇回家，还享受特进的地位。
夏天四月，朝廷让司空高柔当司徒，光禄大夫徐邈当司空。徐邈感叹说：“三公是讨论治国大道的官职，没合适的人就空着呗，哪能让我这又老又病的人占着位置，丢人现眼呢！”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
五月，蜀汉的费祎出兵驻扎在汉中。从蒋琬到费祎，虽然人在外面，但奖赏、刑罚这些事儿，都先远程向朝廷请示决定，然后才执行。费祎这人性格谦虚朴素，治国的名声和蒋琬差不多。
秋天九月，让车骑将军王凌当司空。
陪陵的少数民族造反，蜀汉车骑将军邓芝出兵把他们平定了。
大将军曹爽，那叫一个骄奢无度，吃的穿的，都跟皇帝差不多；皇宫里的那些珍贵玩意儿，他家到处都是；还偷偷把先帝的才人弄来当歌舞伎。他挖了个地下室，四周装修得花里胡哨，还经常和他那帮狐朋狗友何晏等人在里面喝酒作乐。他弟弟曹羲特别担心，哭着劝了他好几次，让他别这样，曹爽根本不听。曹爽兄弟还老一起出去玩，司农沛国的桓范就说：“你们掌管着国家大事，又握着禁军，不能一起出去啊。要是有人把城门关上，谁还能进去救你们？”曹爽说：“谁敢这么干啊！”
以前，清河和平原为了边界的事儿，争了八年都没结果。冀州刺史孙礼就请求用天府收藏的烈祖封平原王时的地图来解决。曹爽听了清河那边的说法，说地图不能用。孙礼就上奏章给自己辩解，言辞还挺强硬。曹爽气坏了，就弹劾孙礼，说他心怀不满，判了他五年刑。过了好久，孙礼又当上并州刺史，去见太傅司马懿，一脸气呼呼的，也不说话。司马懿就问：“你是觉得并州地盘小，还是因为边界划分的事儿不高兴啊？”孙礼说：“您这说的啥话呀！我虽然没啥大德行，但还不至于为了官位和以前的事儿生气。我本来觉得您能跟伊尹、吕尚一样厉害，辅佐魏国，报答明帝的托付，建立万世功勋。现在国家都快危险了，天下乱糟糟的，这才是我不高兴的原因！”说着说着就哭得稀里哗啦。司马懿说：“先别说了，有些事儿忍不住也得忍！”
冬天，河南尹李胜要去当荆州刺史，去跟太傅司马懿告别。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伺候着，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掉地上了；指着嘴说口渴，婢女端来粥，司马懿也不拿杯子，直接喝，粥都流到胸口上了。李胜说：“大家都以为您是旧病复发，没想到您身体这么差了！”司马懿有气无力地说：“我老了，又生病，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你要去并州，并州靠近胡人，得小心防备啊！恐怕咱俩以后见不着了，我把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托付给你。”李胜说：“我是回荆州，不是去并州。”司马懿就假装听错了，说：“你刚到并州啊？”李胜又说：“我是要去荆州。”司马懿说：“我老糊涂了，听不懂你说啥。你现在回荆州，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好好建立功勋啊！”李胜回去后，就告诉曹爽说：“司马公就剩一口气了，感觉魂儿都快没了，不用担心他了。”过了几天，又对着曹爽他们哭着说：“太傅这病好不了了，太让人伤心了！”所以曹爽他们就不再防备司马懿了。
何晏听说平原的管辂精通算卦这些术数，就请他来见面。十二月丙戌日，管辂去见何晏，何晏就跟他讨论《易经》。当时邓飏也在，就问管辂：“你自己说精通《易经》，但你说话咋都不涉及《易经》里的辞义呢？”管辂说：“真正精通《易经》的人，是不会老把《易经》挂在嘴边的。”何晏笑着称赞说：“这话说得真是简洁明了！”然后又对管辂说：“你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能不能当到三公？”又问：“我老梦见几十只青蝇飞到我鼻子上，赶都赶不走，这是咋回事？”管辂说：“以前元、凯辅佐舜，周公辅佐周，都是靠和气、仁爱、谦虚、恭敬，才享受很多福气，这可不是算卦能算出来的。现在您地位高、权势重，但感激您德行的人少，怕您威风的人多，这可不是小心求福的办法啊。而且，鼻子就像天中的山，‘高而不危险，才能长守富贵’。现在青蝇又臭又恶心，却飞到你鼻子上，地位高的人容易摔跟头，轻狂傲慢的人容易灭亡，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希望您能多做好事，少做坏事，不合礼的事儿别干，这样就能当三公，青蝇也能赶走了。”邓飏说：“你这就是老生常谈。”管辂说：“老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常谈能谈到别人谈不到的。”管辂回到家，就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他舅舅。舅舅怪他说话太直接，管辂说：“跟快死的人说话，有啥可怕的！”舅舅气坏了，觉得管辂疯了。
吴国交趾、九真的少数民族造反，把城邑都占了，交州这边乱成一团。吴王让衡阳督军都尉陆胤当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到了交州，用恩情和信用感化他们，投降的有五万多家，交州又恢复太平了。
太傅司马懿暗地里和他儿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司马昭商量着要收拾曹爽。
评论
正始八年至九年（公元247至公元248年）是三国中后期的关键转折期。这一阶段，曹魏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蜀汉与东吴各自面临战略调整，看似平静的政局下暗藏着决定三国走向的深层变革。透过史册记载的点滴事件，可窥见三国格局演变的历史逻辑。
曹魏政局：权力失衡与危机潜伏
曹魏政权在这两年呈现出明显的权力结构异化趋势。曹爽集团在正始八年全面掌控朝政，通过“迁太后于永宁宫”“屡改制度”“多树亲党”等手段强化集权，其改革举措却引发了朝野争议。太尉蒋济上疏直指何晏等人“变改法度”的危害，强调“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实质反映了曹魏官僚体系对激进改革的抵触——此时的制度变动已超越政策调整范畴，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曹爽集团的致命失误在于权力扩张与治理能力的失衡。正始九年记载其“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私取先帝才人”等行为，暴露了掌权者对礼法底线的突破；而兄弟同出、忽视桓范“闭城门”的警告，则显示其政治警惕性的缺失。这种“骄纵”与“轻疏”的双重特质，为司马懿的反击埋下伏笔。
司马懿的“称疾不与政事”是政治谋略的经典演绎。从正始八年五月“始称疾”到九年李胜探病时的“尸居馀气”表演，司马懿通过示弱麻痹对手，同时完成“阴与其子师、昭谋诛曹爽”的布局。这种隐忍与算计，与曹爽集团的张扬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魏晋之际权力斗争中“示弱即强”的生存法则。
吴蜀动向：战略收缩与内部调整
东吴在孙权晚年进入战略保守期。正始八年“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的决策，既体现孙权“以卑宫为美”的务实倾向，也反映其“军事未已，妨损农桑”的现实考量。而“扬声欲入寇”却最终“果不出”的行为，被王基精准预判为“补?支党，还自保护”，揭示了东吴此时“内无贤嗣，中无谋主”的困境——陆逊等名将凋零后，孙权已无力支撑大规模对外扩张。
正始九年陆胤平定交趾、九真叛乱，则展现了东吴边疆治理的成熟经验。通过“喻以恩信”实现“降者五万馀家”，比单纯军事镇压更具长远成效，这一策略延续了东吴“以恩信抚蛮夷”的传统智慧，为其维持南方稳定提供了保障。
蜀汉的北伐战略面临转型。姜维在正始八年“出陇右以应羌胡叛降”，与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虽取得“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的成果，但未能实现实质性突破。这标志着诸葛亮死后蜀汉北伐从“以攻为守”向“联合羌胡”的策略调整，却也暴露了其“客场作战、后勤难继”的固有局限。而费祎“出屯汉中”仍“庆赏威刑遥先咨断”，则延续了蜀汉“外镇大将与中枢协同”的权力模式。
社会思潮与历史启示
这段历史中，礼法与权力的博弈贯穿始终。何晏建议皇帝“从大臣询谋政事”、孔乂劝谏“绝后园习骑乘马”，本质是试图以礼法约束君权；而曹爽集团“屡改制度”“私取先帝才人”的行为，则是对礼法秩序的破坏。管辂对何晏“畏威者众，怀德者鲜”的警示，更直指权力合法性的核心——威权需以德性为根基，否则“位峻者颠，轻豪者亡”。
从历史影响看，这两年是高平陵之变的前奏。曹爽集团的改革失序、司马懿的隐忍布局、朝野对现状的不满，共同构成了权力重构的土壤。何晏、邓飏等“浮华派”与司马懿代表的“礼法派”冲突，表面是权力斗争，深层是曹魏政权“寒门与士族”“改革与保守”的路线之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仅改变了曹魏的权力格局，更奠定了西晋“士族政治”的基础。
三国中后期的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政权稳定取决于权力平衡与治理效能。曹爽的失败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脱离实际且沦为私器；司马懿的成功不仅在于谋略，更在于其代表了维护秩序的诉求。吴蜀的收缩则表明，国力强弱最终取决于内部治理水平，而非军事虚张。这些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逻辑具有重要启示。